21世紀經濟報道 特約撰稿王應貴 蒙特利爾報道 5月20日至24日，美國總統拜登先後訪問韓國、日本。在亞洲之行期間，拜登竭力兜售並正式啓動其“印太經濟框架”（IFEF），會見了“四方安全對話”機制領導人，拉攏盟友在亞太地區組織遏制中國的陣線，把訪問歐洲時的表演搬到亞太舞台。
事實上，拜登這樣做是有點“不務正業”，將有限的時間和精力浪費在毫無意義的事情上。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兩國又分別是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雙引擎。受疫情影響，全球供應鏈紊亂，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通脹水平居高不下，經濟發展出現下滑迹象，此時中美兩國應該攜手應對困擾世界經濟的各種挑戰。然而，由于“美國優先”思想作祟，以及美國國內反華勢力猖獗，拜登選擇了退縮，延續了前任的反華政策，而不是關注民生和世界經濟發展環境。
自上任以來，拜登小動作不斷。美國推動“印太經濟框架”可謂用心險惡，意圖在中國四周扶持反華勢力，破壞中國發展所需要的國際和平與安甯的環境。中期選舉臨近，拜登希望亞太之行能挽回民主黨在選情上的頹勢。但事實上，無論拜登怎麽折騰，“印太經濟框架”可能都是個注定只能昙花一現的脆弱框架。
“印太經濟框架”葫蘆裏賣什麽藥？
從表面上看，“印太經濟框架”著眼于未來清潔能源、數字化和技術轉型，利用創新成果發展新經濟，增強經濟抵禦風險（由脆弱供應鏈、腐敗、避稅天堂等引發）的能力。而實際上，該框架具有強烈的排他性，是美國圍堵中國的一個花招。框架聚焦四個支柱，以確定其有利于深化區域經濟關系的重大責任與義務。說到底，美國要爲新經濟發展建章立制，並主導新的國際經濟秩序。
在互聯網經濟發展方面，美國和成員國就許多重大問題進行廣泛磋商，包括數字經濟的高標准規則（如數據跨境流動和存放）、數字經濟（電子商務）發展問題、網絡隱私以及人工智能的歧視性和不道德問題。美國還想制定嚴格的勞工、環保和公司責任性規則（社會平等問題）。
在韌性經濟發展方面，美國和成員國就供應鏈問題做出承諾，以便更好地預測和預防供應鏈紊亂、防止物價大幅上漲增加美國家庭開支。美國希望建立早期預警系統、可視化重要礦産供應鏈運行、提高關鍵部門的可溯源性、共同協調供應鏈多元化問題。
在清潔能源方面，美國和成員國就清潔能源、碳減排和基礎設施做出承諾，以創造高收入就業機會；設立切實可行的宏偉目標，以努力應對氣候問題，合作領域包括可再生能源、碳捕捉、能源效率標准、治理在甲烷排放的新舉措。在發展公平經濟方面，美國和成員國希望制定行之有效的稅收、反洗錢和反賄賂規則，包括稅務信息交換、賄賂罪和私人財産審查等反腐措施。事實上，“美國和成員國”的准確語義是美國，成員國只是看客。
“印太經濟框架”再次體現了“美國優先”原則，其出發點是保護美國人的利益。美國通過第一支柱爲互聯網3.0制定標准，期望繼續壟斷這個行業。但中國電子商務規模全球最大，美國試圖把中國排除在規則制定者行列之外，其用心非常險惡。重塑全球供應鏈體系的目的在于保護美國消費者利益，把中國（全球供應鏈中心）排除在外意義何在？發展清潔能源用意是爲美國創造高收入就業機會，而非他國，這也是拜登競選時的承諾之一。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通常做法就是低稅率，美國要求統一全球公司稅率，實際上抹掉了發展中國家的低稅收優勢，並通過減排政策捆住了發展中國家的手腳。這些規則必成爲未來國際貿易的新非關稅壁壘。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聲稱成員國有選擇權，但一旦上了賊船，還有選擇嗎？
“理想”豐滿但現實不樂觀
拜登政府出台的“印太經濟框架”反映出美國政府對印太經濟增長的焦慮與不安，希望通過框架協議主導印太地區的區域政治與經濟秩序。
過去的四十多年裏，亞太地區經濟充滿活力。歐洲經濟發展緩慢，最近十多年尤其低迷；美國經濟增長放慢，且波動增大，世界經濟格局因此發生了重大變化：全球經濟重心東移，亞太地區經濟規模超過歐盟和北美。以經濟關系爲軸心的外交政策必須重新做出相應調整，拜登政府的“印太經濟框架”便是時代大變局下的産物，但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排除在外的做法，爲框架流産埋下了伏筆。
首先，“印太經濟框架”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更像個營銷策劃而不是外交政策。在當今時代，經濟利益決定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而“印太經濟框架”不涉及成員國之間的人員、商品、服務跨境流動的具體協議與安排，也不涉及美國對成員國開放市場的承諾與安排，因此缺乏實質性內容，形同一紙空文。
第二，鑒于中國與這些亞太國家的緊密國際貿易往來，許多國家在會上逢場作戲，會後表示願意繼續保持和發展與中國的經貿關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是頭腦最清醒的政治家之一，多次表態反對孤立中國，認爲機會和市場都在中國，各國不能不和中國做生意。如表1，在中國出口貿易（即這些國家的進口貿易）方面，除文萊外，中國是這些亞太國家的第一大進口商品來源地。相比之下，美國對這些國家出口地位不高，與中國相差懸殊。最近五年，中國對澳大利亞、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西蘭、菲律賓、泰國和越南的出口增速超過10%。就中國進口貿易（即這些國家對華出口）而言，中國的貿易地位依然高于美國，但兩國都是這些國家的主要出口市場。美國欲讓這些國家放棄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去謀求空中樓閣，這些國家會答應嗎？
第三，這些成員國之間矛盾重重，美國很難把這些國家聯合起來。亞太地區從來就不乏各種區域性經濟組織，包括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亞太經合組織，然而至今區域一體化進程十分緩慢，基本處于理念階段，甚至區域一體化的初級階段——建立關稅同盟都沒達到，遑論共同市場和經濟金融聯盟。各成員國猜忌心較重，同時存在政治、文化、宗教、曆史等方面的差異，特別是領土爭端（印度尼西亞與澳大利亞、日本與韓國、菲律賓與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柬埔寨與泰國等）。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均主張和支持不結盟運動，加入“印太經濟框架”有違其國家戰略。印度不希望與美國走得太近，不願意激怒俄羅斯。
最後，美國國內黨派爭鬥以及在國際舞台上的拙劣表現，讓這些國家的領導人難存幻想。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任八年所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被繼任的特朗普全盤否定，一腳踢開。美國的政治周期決定了國際條約的有效期。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心知肚明：美國民衆對拜登的認可度較低；美國國內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經濟增長起伏較大；美國兩黨內鬥加劇，任何重大決策的通過難度都非常大；中期選舉臨近，民主黨在國會的優勢可能不複存在……因此，這些領導人到東京捧場只是打個卡，未必真心擁抱“印太經濟框架”。
“印太經濟框架”能否提升直接投資水平？
直接投資是國際經貿協議的重要內容，然而“印太經濟框架”同樣不涉及有關國際直接投資的具體協議與安排，而願景中的數字經濟（新基建）、供應鏈建設（傳統基建）和清潔能源均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特別是來自經濟發達的成員國（美國、日本、韓國等國）的長期資本流入。資本投入是區域經濟高質量、高標准發展的重要推動力，與會國中發展中國家較多，因此跨境資本流入決定了“印太經濟框架”的長期吸引力。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的直接投資引起了美國的關注，有觀點指出，“印太經濟框架”可能就是想對標“一帶一路”倡議，中美兩國必將在區域內的直接投資領域展開直接競爭。
美國是傳統的資本輸出大國，中國起步晚，但增長迅猛，現在也已是新興的資本輸出大國。如表2所示，IMF數據顯示，2020年末，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爲6.15萬億美元，其中對“印太經濟框架”國家投資額爲7123億美元（不包括對華投資1238億美元）（白宮新聞通稿給出的數據爲9690億美元），占其總投資的11.58%；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爲2.58萬億美元，對框架國家投資占2384億美元（包括對美投資額801億美元），占總投資的9.24%。2015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爲5.29萬億美元，框架國家占6629億美元，占比爲12.53%，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爲5450億美元，框架國家占716.9億美元，其占比爲13.15%。可見，最近幾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速度遠超過美國。
表2顯示，雖投資總量不及美國，中國對新興市場國家（同時爲“一帶一路”國家）的投資規模接近或超過美國。其中，中國對越南和文萊的直接投資超過美國，對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的投資接近美國，而對泰國的投資增長尤其快。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對接了這些國家自身的發展戰略，項目的發展勢頭迅猛。美國汙蔑中國投資加重了這些國家的債務負擔，意欲以綠色發展和數字經濟來擴大美國影響力。但美國自身基礎設施破舊，亟需大量投資，美國政府願意並且能拿出多少資金來促進這些國家發展？美國的國內民衆是否認可？
“印太經濟框架”是美國正在下的一盤大棋，但具體內容極其模糊，各國承諾也空泛，所以本身先天不足，夭折或是必然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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