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時報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15日開啓亞洲之行，首站訪問日本，隨後將在16日至18日先後到訪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根據美商務部事先釋放的信息，雷蒙多此行側重點是東南亞地區，重點將探討供應鏈、數字經濟和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等，也是對美國總統拜登10月在東亞峰會上倡議建立“印太地區”經濟框架的具體推進。
回顧過往，美國現在的“印太”戰略實際上起步于奧巴馬任內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迄今已經十年。從奧巴馬、特朗普再到拜登，美國的戰略重心“東移”始終存在一個共同問題，就是缺乏經濟支柱。在華盛頓的戰略設計中，無論“亞太再平衡”還是2.0版本的“印太戰略”，都應當由軍事、外交、經濟等多個支柱共同構成。
然而，奧巴馬任內未能推動美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嚴重沖擊對外經濟合作，“印太戰略”始終缺少經濟支柱，地區對于美國這一戰略自然也不買賬。拜登執政後有意補足這一短板，不僅時隔四年首次出席10月舉行的東盟峰會，還宣布向東盟投資1.02億美元用于衛生、氣候、經濟和教育項目。
不過，美國要想如願推進地區經濟倡議、補足“印太戰略”短板，顯然面臨重重挑戰。從美國自身情況看，拜登政府推動外部經濟合作倡議受到內生性動力不足的嚴重制約。新冠疫情持續發酵可能進一步加劇美國對外經貿政策的保守化。疫情暴發之前世界就已處于“慢全球化”狀態或已達全球化巅峰，世界貿易增長趨緩已是明顯表象。對疫情的恐懼導致部分國家的發展越來越轉向以國內爲主，缺乏全球協調合作的抗疫經曆也會讓美國的經貿政策趨于內向化。比如拜登政府提出的“中産階級外交”以及美國國會此前通過的基建法案，都是美國將政策重點轉向服務國內利益的標志。
拜登政府的當務之急是通過加大對美國自身的投資和建設以提振經濟和競爭力，從而拉擡在國內的執政頹勢。由于未能迅速帶領美國重返疫情前的狀態、基建法案雖獲通過但被認爲姗姗來遲、一攬子社會支出法案仍未獲得通過，所以拜登的支持率近期持續下滑，多家機構給出的數字都已低于40%。相比對外經貿合作等外交層面議題，國內社會民生、經濟形勢才是最能改善拜登執政滿意度的關鍵。在這一背景下，拜登政府未來的施政重點仍將圍繞國內基礎設施建設、社會福利、教育、移民等議題展開，“重建更好世界”仍將讓位于“重建更好美國”，對外經貿合作不會成爲重中之重，“雷聲大雨點小”可能繼續成爲美國對外經貿合作的現實。
同時，美國“印太戰略”中的經濟合作倡議也將受制于地區國家的認知和意願。美國的“印太戰略”整體上服從于其謀勝“大國競爭”的總體思路，並非爲了實現單純的合作目標，而地區國家並不願意將東南亞變爲地緣政治的博弈場。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就曾提出，不希望這個區域成爲競爭和沖突的地方，也不希望被迫選邊站隊。這代表了地區國家尤其是東盟面對美國“印太戰略”時的心聲：可以與美國開展經濟合作，但更強調保持東盟的戰略自主性和在印太地區的中心地位。
在經濟層面，繁榮發展是地區國家的共同目標。獨特的“東盟方式”強調包容而非競爭，只要能夠帶來發展機遇，各國都可以在與東盟的合作中實現共贏。中國-東盟貿易關系的發展曆程正是如此，隨著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立，中國已連續10年成爲東盟第一大貿易夥伴，中方企業在東盟的累計投資額也已突破1000億美元，所建經貿合作區達到25個，爲當地創造十多萬個工作崗位。只要有利于地區發展，包括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在內的各類推動自由貿易的經濟協定，相信東盟都是舉雙手歡迎的。
相反，如果美國以“大國競爭”的戰略目的推動夾帶私貨的經濟框架倡議、謀求在地區建立排他性主導權、制衡或對沖其他國家與東盟的已有合作，這些都不會契合東盟追求自身發展和處理對外關系的邏輯。因此，美國“印太戰略”若是選擇構建謀勝地緣政治博弈的“小圈子”，目標是排除其他國家參與地區建設，相信這樣的經濟合作倡議在東盟、在地區都會舉步維艱。
在安全層面，和平穩定是地區國家的根本利益。2019年正式發布的《東盟印太展望》明確指出要避免零和博弈，引導地區共贏合作，維護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在國家數量衆多、曆史糾纏複雜的東南亞地區，維持地區和平穩定本就不易，美國對地區的安全介入不僅沒有對地區和平穩定做出積極貢獻，還帶來地區軍備競賽和核擴散風險，這已引發不少地區國家的擔憂和疑慮。
今年9月，美英澳達成AUKUS三邊安全協議，印尼、馬來西亞等國都表達了對此舉引發地區軍備競賽的關切。在東盟-美國峰會上，東南亞各國也紛紛強調地區安全架構應服務于和平穩定目標等基本原則。總體來看，美國基于自身利益考慮的安全介入將進一步提升地區國家對“印太戰略”的警惕，而這也將大大削弱美國推行“印太地區”經濟框架的可信度。美國“印太戰略”這塊短板，注定難以補齊。（作者分別是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美歐研究項目”青年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