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1928年“史語所”在廣州創建的曆史研究（下）——廣州東山柏園史語所的曆史貢獻
作者：阿瑞
對在廣州時期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前期研究多表達爲初創而已，而廣州東山柏園史語所對中國人文科學的貢獻絕非“初創”兩字可以概括的。
一、兼職與專職
1927年6月9日決定成立中央研究院籌備處，7月4日國民政府公布大學院組織法。10月1日蔡元培被任爲大學院院長。11月20日，中央研究院舉行籌備會議，通過組織條例，推舉蔡元培先生兼任院長，本年先設立理化實業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地質研究所、觀象台四個研究機構，推舉了各所籌備委員。
1928年4月10日，國民政府修改中央研究院組織條例，改“大學院中央研究院”爲“國立中央研究院”，4月23日特任蔡元培爲院長。8月17日，蔡元培呈大學院院長等多職務辭呈，于10月3日爲專任院長，同日委任蔣夢麟先生爲大學院院長，10月23日大學院改爲教育部。10月31日，國民政府公布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直屬民國政府。（引自1967年台北出版《蔡元培自述》、中華書局1988年出版《蔡元培全集》）
1929年1月22日，史語所秘書代行所長職務的傅斯年複羅常培公函：“莘田先生教席：惠諾改任研究員事，無任感荷。又承示下個人工作計劃及韻書研究工作計劃兩件，奉讀之下，不勝欽佩。已交趙元任閱過，一切同意。從此韻書整理，粵語研究必借先生以光本所也。”（引自《傅斯年遺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1929年1月30日蔡元培致函傅斯年：“孟真吾兄大鑒：承寄曆史語言研究所各種刊物，想見勇猛精進，良堪欣慰。惟研究所已遷出中大，而刊物上卻見有中山大學字樣，或是發稿時尚未脫離中大也。”
上述文字可以看到，從10月3日起，蔡元培不再兼職，而是專職的領導，領導帶頭要專職，也就是現在的話說不能業余炒更，公務員不能兼任協會等組織職務而領取報酬。1928年10月3日顧颉剛先生在做什麽呢？《日記》記載，在家裏爲第49期的刊載《春秋經》寫案語言，然後到了文明路學校。容肇祖則來了兩次幫助同事買船票，他于晚上備課，後到丁山家、羅常培家串門。10月6日星期六，容肇祖夫婦邀請顧颉剛夫婦到家晚飯，一起到雙門底買書，到西關“中山戲院”看電影《柳暗花明》。10月13日星期六，顧颉剛先到傅斯年春園路寓所，未遇到，接著到文明路學校，送講義送檔案，回東山家中，見到了傅斯年、容肇祖、羅常培等同事，並一起吃飯。
顧颉剛日記寫到“孟真已任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故中大之語言曆史研究所主任必須辭去。予以課忙，亦決不幹。”估計飯桌上傅斯年傳達了上級關于不能兼職的重要指示精神，顧颉剛態度明確，不按照領導意圖行事。但思想覺悟高沒有撂擔子。
10月21日上午在廣州東山啓明四馬路10號二樓家爲任國榮的《猺山兩月觀察記》寫跋語，黃仲琴來找颉剛，一起到傅斯年東山恤孤院前街春園104號二樓家裏開會研究中央研究院的事情，後一起到恤孤院35號柏園看房子。幸好大家都住東山，來往走路方便。（住址引自廣東省檔案館藏1927年12月編制“文科教職員表”，檔案號020-003-73163）根據《顧颉剛日記》記載，1928年10月25日他到文明路學校，又回到東山柏園開會，傅斯年推薦顧颉剛爲文籍考訂組主任，“予要求辦公費三百元，聽予支配，今日予本不去，孟真派人來邀，只得去矣。”
1928年12月15日顧颉剛完成《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文籍考訂組工作計劃書》，文中准備明年春辭職北返，專任本組工作，本組辦公擬在明年2月開始。12月24日史語所複顧颉剛公函以蔡元培名義聘顧颉剛先生爲專任研究員，“前經允諾，感荷無量。”由此知此月顧颉剛改變主意。1929年4月18日傅斯年致函楊杏佛，“颉剛因中大迄不能辭職，請改特約”。實際顧颉剛在1929年2月徹底告別了兩個機構。
圖爲從大院看柏園入口背面，拍攝于2022年2月28日。
同在學校供職的羅常培先生在1929年1月辭去中山大學教職，成爲專職研究員。日後在音韻學、少數民族語言、方言調查方面做出了許多開創性工作。1929年10月18日寫畢于北平的《耶稣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實際在廣州完成的，在1929年4月28日完成的《聲韻同然集殘稿跋》中羅常培做了說明，“今年春，余方董理明季耶稣會士利瑪窦金尼閣等所用羅馬字標音，粗得條貫。”“因複志其梗概，略論反切之流變，著之篇末”。此文具有開拓性。新中國成立後籌建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並任首任所長。
實際上最早的《集刊》是中山大學老師們的稿子支撐起來。蔡元培信中對傅斯年寄送給他的刊物，號稱史語所，但蔡先生又問怎麽見有中山大學字樣。實際1929年1月出版的僅有一期即第一本第一分，丁山的《數名古誼》寫于1928年3月，余永梁文章寫于1927年11月，董作賓撰寫的文章是1924年夏舊作，細查沒有中山大學字樣。唯一可能傅斯年寄去的是《中山大學語言曆史周刊》。
中山大學文科教授和史語所的創建者和學術主力許多來自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開始提出用現代科學方法整理中國固有文化。研究部設語言文字學組、文學組、史學及考古組、哲學組和美術音樂組。中山大學文科教授許多是廈門大學轉移過來的，這一曆史少爲人所及，丁山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1926年10月10日廈門大學成立國學研究院，林語堂出任國語系主任和籌備國學研究院，主導教授身兼兩職，後來在廣州建立史語所的顧颉剛、容肇祖、羅常培和丁山均曾在廈門大學任教並在國學研究院從事研究。廣州東山史語所最早的參與者余永梁、楊筠如也來自廈門大學，1926年9月受聘集美學校國學專門部，該部于1927年與廈門大學合辦。（引自《集美學校百年校史》）陳嘉庚先生企業因經營困難經費拮據，1927年2月11日陳嘉庚電告廈門大學停辦國學研究院及文科。（引自2021年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廈門大學中文系系史》）
1928年丁山由魯迅介紹進入中山大學，《四十自序》中寫：”到在粵兩年，使余學問上激起變化，而漸入史學研究者，則受顧颉剛先生影響最深。”1929年至1932年進入史語所專任研究員三年，在史語所工作負責“文字組”。1929年5月16日丁山致函傅斯年，述及《經籍大辭典》辭典之事自去年12月19日開始工作，幫助抄寫的有譚舜卿、黃藹如和李華海，（引自蘇同炳著《手植桢楠已成蔭——傅斯年與中研院史語所》，台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
從函件得到的信息是丁山至5月16日時仍然在柏園，還有數位助理員和書記一起工作。《集刊》是史語所研究成果的體現方式，丁山先生相當勤奮，1928年3月和1928年5月6日寫于廣州東山的兩篇發表首期史語所《集刊》，創刊號8篇文章占兩篇。第二分文章一篇，1930年5月第二本第一分發表的《召穆公傳》文章已經是第四篇文章，在第三本第三分發表的文章是1934年4月22日寫于青島的山東大學，1932年丁山離開了史語所赴中央大學任教，1940年十月十五日所寫的《四十自序》寫到：“因不勝傅某之淩逼，回中央大學教書，任中國史學史、商周史、古器物研究三課。”
查傅斯年書信，1932年6月24日致函丁山，改聘丁山爲特約研究員。丁山不久又轉至山東大學任教。丁山最後的著作爲《古代神話與民族》是史語所《集刊》和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學報》文章彙集，寫于1948年自序解釋了這本著作的關鍵思想，1952年1月18日丁山先生去世。
民族學和人類學研究也是中山大學的教師們支撐起《集刊》的主意內容之一，質量最高之作包括數篇中山大學北江猺山生物采集隊撰寫的民俗調查報告。龐新民1930年10月2日完成的“廣東北江猺山雜記”發表于《集刊》1931年第二本第四分，1931年12月龐新民完成的“廣西猺山調查雜記”，姜哲夫撰寫的“記廣東北江猺山荒洞猺人之建醮”、姜哲夫、張伋、龐新民合撰的“拜王”，刊載于1932年十月第四本第一分，再加上1931年2月20日楊成志撰寫的“羅羅太上清靜消炎經對譯”刊載于1933年第四本第二分，均是發表在《集刊》的學術佳作。
1939年1月，史語所接受委托爲避免歧視，爲少數民族改正蟲和犬偏旁的方法提供改正原則，芮逸夫先生負責此項目研究，此方法于1940年9月18日由國民政府頒布實施。芮逸夫先生于1940年8月12日寫成“西南少數民族蟲犬偏旁命名考略”一文，文中述及9年前龐新民“廣西猺山調查雜記”等中山大學生物采集隊廣西猺山調查，龐新民先生的“板猺”之故事的調查成果有參考作用。《改正西南少數民族命名表》12條改正凡例中第四條參考書籍中丙款期刊：提及刊物最重要的期刊除史語所的《集刊》外，就是《中山大學語言曆史學研究所周刊》有關論文。（引自1978年中央研究院曆史研究所出版《亞洲民族叢刊》第一輯）
實際在1928年7月4日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曆史學研究所出版了《西南民族研究專號》，余永梁、楊成志等史語所和語史所兼有職務的中山大學老師均有文章，任國榮、石兆棠非語史所的年輕老師也發表研究調查文章，已經做了開創性工作。1929年1月28日顧颉剛爲任國榮先生出版的瑤山調查報告單行本做跋寫到：“我們中山大學設在廣州，對于西南諸省的民族研究實有不可辭的責任。這一方面，情形太複雜了！到了現在，我們方知道這是研究學問的一個大寶藏，于是這一副千斤擔子就壓到我們肩上了！”
趙元任以史語所研究員身份進行的兩廣方言調查，從1928年9月開始准備，11月10日抵廣州，1929年2月4日離開廣州，在粵近3個月時間。時中山大學生物系石聲漢先生提供幫助，協助瑤胞趙光榮爲他灌了首瑤歌，用國際音標記錄197首瑤歌。趙元任後來發表的《中山方言》《台山語料序論》和甚至1951年發表的《台山語料》《中山方言》專門注釋是根據在1929年冬（原文如此，應該是理解爲1928年的冬天1929年1月）收集材料所寫的，還注明在中山縣發音人爲程偉正，根據《趙元任年譜》記載，時間是1929年1月30從澳門回廣州時經過石岐時進行中山語料收集，1月12日赴江門、新會、台山收集語料，2月1日回到廣州。
圖爲柏園東西座聯體入口的柱式，拍攝于2022年2月28日。
二、斯文的錢
楊杏佛給傅斯年的信：“孟真兄大鑒。頃自京歸，得讀函電。此數星期，忙本院組織法、預算、及總辦公處，頭昏眼花，元任兄當能言之，十月之五萬元，已單獨領到。大學院之經費（八、九月三成及十月七成），均尚未得，故曆史語言之款竟催無可催。至十一月份起，新預算十萬，已辦到預借，如再正式通過，則大功告成矣。現在一面催大學院之五千元，一面候十一月之新增預算，總期使兄等不感困難。惟現在存款極少，各所經費，皆界限森嚴，不肯移借。務乞暫從節省，必有苦盡甘來之一日。至各處兼任研究員（尤以學校合請者），尤望設法減少，以免與人爭成績。北平將來恐須設分所，不難成績（原文如此，恐有筆誤），將無所稽考矣。”11月20日楊杏佛又複信傅斯年：“孟真兄連得三書，均已呈蔡先生。大學院十月份款，蔡先生允向夢麟先生力催。
十一月尚未到期，恐未必能早領，惟研究院之每月十萬元，已得行政院許可，在預算未通過前，從十一月起，先預借。故本月或可不更乞靈于大學院也。兄囑彙款，已先電彙一千元。今晚同蔡先生赴京，希望索得十月份之五千，即可彙上。至辛樹幟君之款，已得蔡先生同意，先從廣西調查費內彙上一千元，其余千元，俟院中經費稍爲寬再彙上。曆史語言研究所得兄等全力進行，必可大成，弟等自當竭力籌款。惟同時盼兄十分留意，以免中途經費發生困難影響工作。”1929年1月21日楊杏佛致函傅斯年一信又提及辛先生：“兄知辛君，望善勸之。”信的第一頁加附言：“語史所最好從速設法遷京或滬、平，以期不與中大之語史所相混。至要。盼複。”
1928年7月至1929年6月史語所預算，全年合計9255元，房租占5%、購置費占50%，薪津占34.1%。1928年10月左右開始領薪者的是傅斯年、陳寅恪、劉半農、常惠、李家瑞、劉天華、李半農、朱芳圃、黃淬伯等，董作賓是1928年下半年開始領薪，史國祿是1928年6月開始領薪，余永梁1928年8月開始領薪，爲余永梁准備赴巴黎川資800元。傅斯年月薪四百元，最低薪水員工月薪20元。（引自蘇同炳著《手植桢楠已成蔭——傅斯年與中研院史語所》，台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
1929年1月9日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第31期刊登辛樹幟先生贈本校鳥百只校聞並刊登辛先生來函摘錄：“弟自今年上期，曾組織一大隊，赴廣西之猺山，從事生物采集；計兩月中，得標本近五百余件，都數千種，現在整理研究中。俟他日完成，當將所作報告，寄上請教也。猺山，廣西省政府視爲化外；其中猺人，共分五種，俱住打獵處之山中，從未與界接洽，保存寄異之風俗頗多，故此地不僅爲生物家之樂園，亦研究人類學者所應注意之地也。
茲特寄上前次在羅香猺中所攝之照片數張贈兄，望兄納！又曾囑弟之助教任國榮君（此君對兩廣鳥類，有頗精細之研究；且善射獵，亦吾國生物界不可多得人才也。此地現有鳥學名著，價近百元，供彼研究。）將猺山鳥類贈送貴校百只，凡四十余種；望兄收得後，（另另理科主任致貴校之函，）示知！此次弟在猺山，共獵鳥六千余，破西人在吾國采鳥之記錄，因弟有剝鳥之技人六人，皆久經訓練者也。此地孟真颉剛諸兄，囑念及吾兄，特告。忙中草此，不盡欲言。此上，敬叩公安（弟樹幟頓首十九日”
沒有語史所就沒有史語所，沒有中山大學就沒有跨學科參與獲得田野調查的最新進展，楊先生似乎有過河拆橋之嫌，對實際情況不了解，傅斯年是唯一可以與上級領導通消息的，當官的坐在辦公室琢磨南蠻那幫小子是如何蒙騙領導的。顧颉剛辛辛苦苦計劃寫作署名在傅前，籌備完一無是處；辛樹幟開先河之舉但暗中卻沒有好評。
從始自終，研究所就需要錢，顧颉剛要300元費用自己支配，傅斯年與蔡元培的信劄多處講錢，1928年5月5月5日傅斯年、顧颉剛、楊振聲三位籌備員致蔡元培、楊杏佛報告四月初三收到三千元，提出預算每年十二萬元，若月一萬尚感覺此困難，月五千難成事。史語所發掘和調查是與傳統的“國學院”是有區別的。1928年4月2日傅斯年擬邀請胡適來廣州講學，傅斯年致函中主動講錢，擬送來往川資四百元，每月照此間教員最高薪數大洋四百元（或毫洋五百）。楊杏佛是總幹事，複史語所的信大部分由他具體負責。11月尾的信談的是10月的錢，已經是“凍過水”。
陳寅恪從進入史語所到在香港淪陷時求助傅斯年，幾乎信信求金，斯文的錢啊！1928年9月傅斯年致函陳寅恪談整理清內閣資料之余，開始談研究所補助退還部分清華教學工作量的薪俸，從北平開始工作之日補。1942年8月14日，傅斯年複陳寅恪報銷旅費問題、加薪問題、能否不到李莊留桂林領專職研究員薪金問題，均是經濟學的問題。
傅斯年在1930年8月4日致電留在廣州善後租住柏園旁邊恤孤直街的會計肖綸徽，電報內容依然是與史國祿的錢：“付史究若幹，函中各項外另付否？年”。傅斯年也發電報史國祿，開始是由莊澤宣轉，根據1930年7月30日電報上史國祿地址在東山Pak-tsi路16毫。楊總幹事也著急，抱怨辛樹幟在廣西用錢，機構改革又剛開始，大學院領導爲蔣先生，又改爲教育部，機構改革都不知道明天的錢在哪裏。
顧颉剛在任國榮的《猺山兩月觀察記》跋語中，言及辛樹幟、任國榮等生物系師生于1928年5月至7月在廣西瑤山開展生物學標本采集的同時，晚上又舉行語言學、人類學的調查。此次調查得到動植物標本二萬余件。
由錢引出猜疑問，楊總幹事暗中抱怨辛樹幟亂花錢，將來的成績中山大學和史語所難分清。毛主席的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老同事辛先生可是大氣的人，棄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不當進入大學當教授，1932年最早支援大西北成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1939年4月改爲西北農學院。1945年再建蘭州大學任校長， 理工男比文科男提早研究人類學、民族學，“辛苦辛苦，獨樹一幟”，爲史語所開人類學、民族學先河。
清華校報同天報道辛先生贈鳥和關于猺山的調查，同版刊載總幹事楊杏佛在上海12月30日關于中央研究院性質和內容談話采訪，在談到各所進行的概況時，居然將語史所形容爲“分立于廣州北平河南各地”，按照蔡元培1928年12月26日致馮玉詳的函是擬在河南設彰德辦公處，“挖掘地層，籍便考古”。客觀表達應該爲，在廣州的史語所在河南彭彰和北平設兩分處。分管財務的上級領導不清楚野外考察、考古現場和辦公室的區別，野外考察的補貼估計沒辦法通過審批。幸好根據楊先生的看法，史語所成績不算最差，楊先生認爲史語所至其時完成計劃的十分之五六，氣象和地質兩部完成了十分之八九，物理化學工程三所完成十分之二三。
圖爲從街道上所看到的柏園，拍攝于2022年2月28日。
三、男兒自當強
《顧颉剛日記》10月21日寫道：“寫定生信。看《猺山兩月視察記》。功甫來。到叔傥處，未遇。元胎夫婦，其妹來，與履安艮男同出。仲琴偕其次子來。作《猺山調查專號》跋語，未畢。仲琴來，同到孟真處開會，討論中央研究院事，並看房。”
安陽發掘考古共發掘15次，參與工作者以國立中央研究所考古組，所組成的團體因時代不同隨時間改變名稱。第一次發掘稱爲 “掘地層委員會“，第二次發掘稱爲“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老古組田野工作”，第三次稱爲“國立中央研究院考古組彰德辦事處”。第一次董作賓主持，參加者有張晉錫、郭寶鈞、李春昱、趙字廷、王湘興共6人。張晉錫和郭寶鑒是代表河南省。第二次發掘李濟主持，參加者包括董作賓、董光忠、王慶昌、王湘、斐文中等，1928年3月7日開始，5月9日結束。（引自石璋如所著《安陽發掘簡史》。）
1930年1月15日傅斯年致函黃際遇，函中謂“中山大學同人待弟之錢疋，思之彌深，下次至汴，必作一系統演講耳。”信中的中山大學學人此時可以有兩層理解，一是昔日傅斯年供職廣州的中山大學，一是黃際遇任校務主任、校長的河南中山大學，即1930年由1923年建立的中州大學改名爲河南大學。黃際遇爲廣東澄海人，1926年時42歲的黃際遇就進入時爲廣東大學剛改名的中山大學任教，全能全才，傅斯年面對的是一位真正的高人。
黃際遇在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美國芝加哥大學留過學，擔任過天津高等工業學校教授、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數理部主任、武昌師範大學數學系主任、河南中州大學數理學系主任等多所大學教職，1935年回粵中山大學繼續任教，辛樹幟爲其門生。離開廣州後，傅斯年遇到瓶頸依然需要廣東中山大學的前輩解決問題啊，關于河南政府與中央研究院“解決安陽殷墟發掘辦法”最後是黃際遇以河南省教育廳長身份參與制定的。黃際遇對殷墟發掘的貢獻已經沒有人念及了。
研究所與大學合作有人才來源是重要的優勢。陳槃，廣東五華人，爲中山大學文科學生，顧颉剛頗爲看重。1928年，陳槃修顧先生“上古課”“《尚書》研究”“春秋”均得到個別指導，師生以通信方式討論“黃帝事迹演變考”刊于《中山大學語言曆史研究所周刊》。1931年畢業後進入史語所，1946年升任研究員。
由于黃際遇等的協調，河南大學可以派學生參與殷墟的挖掘實習，石璋如和李燿（尹達）就是河南大學第一批實習生1931年參加發掘，在1932年畢業進入史語所，成長爲考古學界大家。1937年12月6日劉燿在一篇未完成的“日照兩城鎮陶器報告中最後一段寫到：“別了，這相伴七年的考古事業！”劉燿在抗日戰爭中赴延安，改名爲尹達。1928年12月18日董作賓致函傅斯年，函告與李濟決定明春開始工作，推介郭寶鈞爲本所助理員，擬在一個月內將報告呈上。郭寶鈞受聘未成，諒必傅斯年先生此時後悔莫及。此後郭先生才受聘成爲董作賓的重要助手。董作賓也推薦了尹達、石璋如進行史語所。郭寶鈞1931年又參加辛村發掘，根據現場筆記發表了《濬縣辛村古殘墓之清理》于《集刊》。
1928年嶺南大學曆史系畢業的楊成志先生，剛進入中山大學語言曆史學研究所工作，馬上擔負中央研究院語言曆史研究所和中山大學曆史語言學研究所兩所聯合調查任務，曆經兩年雲南調查于1930年才回到廣州，可以說是史語所“出差公幹”第一人或者是董作賓之後的第二人，1928年12月28日致傅斯年的信關心史語所的近況，在雲南閱上海報獲知趙元任赴粵進行兩廣方言調查非常高興。1930年史語所已經遷北平時，楊成志還在“出差”。在雲南調查期間，對彜族調查深入，收集的彜文抄本《雲南昆明西鄉明代夷人手抄經典》至今仍然爲發現彜文店籍中抄寫年代最早的一部。在雲南楊成志一共給傅斯年寫了不少于九封信（其中有部分寫給顧颉剛和傅兩人），報告調查情況。
楊成志于1929年3月26日在金沙江濱寫給容肇祖的信函中寫到：“今天接北明君來函，欣悉我們《民俗周刊》出了許多專號。”“在我的萍蹤靡定之行程中，屢想寫信給你，只因時常有函報告孟真和顧颉剛兩先生，想你一定得閱。——所以屢提起筆來終于未能寫就”。當余永梁病重巴黎之行無法成行，1930年楊成志回到廣州試圖請求傅斯年讓機會給自己，查閱《傅斯年遺劄》，傅斯年1930年5月20日致信回函拒絕了，傅斯此函還是托李方桂轉交。開頭客氣：“足下在雲南時，我屢欲寫信，而不知住址，故未能寫，歉歉！”函中述及“留學一說，想是誤會，一則余先生並非去留學，乃是去抄書。二則他雖病，不能去，卻並未’出缺’。
如後來他不能去，（我們此時還希望他快快好了可以去）此事或者作罷，在或者另尋一位熟習六朝隋唐學問的人去，與你的一行不相涉。”“每日三十元津貼之補助（此款當時本想寄去，因不知確止，颉剛先生又言兄已將反，故上海方面未寄。）應補志此研究所與中大研究所脫離一切關系爲止。”楊成志在給傅斯年的信中應該是爭取待職稱（編輯員）和留法機會，領導忙兩年不複信，對一線幹部漠視，一複信嚴肅的很而且進行思想品德教育，“雲南兩年的事，只是這精神可嘉，不能自謂是有結果，不能聽人恭維的話。”聘任編輯員不可能，只能任助理員，月薪120元。
男兒自當強，辛樹幟先生愛才，1930年送楊成志赴法國巴黎大學人類學院留學，學習人類學獲得“人類科學”證書，1933年獲得巴黎大學民族學博士學位。1935年返國後在中山大學任教。抗日戰爭爆發，楊成志、黃際遇和容肇祖一起輾轉多地堅持烽火育人，在粵北坪石國立中山大學研究院指導研究生，培養了一批像梁钊韬等中國人類學、民族學、曆史學乃至數學、天文學的精英。容肇祖于1942年度中山大學研究院曆史學部兼職指導教授。
楊筠如、黃淬伯同爲清華大學研究院同學，畢業後進入中山大學任預科教授，後轉入史語所。朱芳圃在史語所時間不長，但是最早聘用的助理員之一。《朱芳圃年譜記》記載，1928年秋由余永梁介紹進入史語所史語所，發表《評衛國賢古史研究》等多篇文章在中山大學語言曆史學研究所周刊上，1929年春楊筠如因病請假，托朱芳圃代課，8月離開廣州赴溫州浙江第十中學任國文教員。參加創建和研究工作的同仁，離開史語所後花開多枝。命運前途各不相同。
篆刻史語所第一個印章的商承祚先生1939年秋進入北平女子師範學院任教，1948年秋回中山大學任教。預算表有領薪的常惠進入國立北平研究院，1931年夏朱芳圃在河南大學國文系、曆史系任教。楊筠如于1929年9月離開史語所，赴上海暨南大學任教，1931年夏進入國立青島大學（山東大學前身），在1933年到河南大學任教。黃淬伯于1929年10月離開史語所赴國立青島大學任教。早期史語所三位籌備員之一的楊振聲先生1930年任國立青島大學校長，顧颉剛先生、羅膺中先生也短時間在該校任教，當史語所北遷，最早一批未隨遷的學人聚集的大學，除了中山大學，就是青島大學。
新中國成立後，1954年史語所東山柏園第一塊招牌書寫者顧颉剛由滬至京任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1950年辛樹幟再任西北農學院院長。容肇祖在1952年至1956年在北京文教委員會文物組任研究員，1956年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學部所任教授。羅常培于1950年在北京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任所長，1958年去世。1949年冬楊成志進入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編寫《中國少數民族區域略圖》和《中國少數民族文字簡表》，1952年參與創辦了中央民族大學兼文物室主任。
1928年10月21日在傅斯年家中參加會議的包括傅斯年、顧颉剛、丁山、商承祚、羅庸、羅常培、容肇祖、余永梁、黃仲琴9位中山大學教師，是當之無愧真正的史語所奠基人。當年參加史語所正式遷址前一天會議的先生們，不少早逝，惜英年離開人間的數位，余永梁1930年精神失常，終生未愈，1951年病終。黃仲琴1942年病逝于香港。丁山1932年離開史語所，最後的職位在山東大學任教，惜1952年早逝。1927年進入中山大學擔任中文系主任的羅庸參加10月21日會議，1931年羅庸（羅膺中）離開廣州到了浙江大學任教，羅先生出版的《習坎庸言》著作就是取羅先生書齋號“習坎齋”題爲書名。1949年與梁漱溟等在缙雲山頂閉關靜修。1950年4月前離開雲南大學，1950年在病逝前被聘爲北京曆史博物院院長。時羅先生在梁漱溟先生創辦的勉仁中學任教。
四、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曆史貢獻
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研究所的設立，與中山大學語言曆史學研究所的創辦密不可分，更是與廣州特殊的地理位置聯系海外便利，得益于孫中山先生爲這座城市注入革命創新、包容開放的基因而奠定的社會人文氛圍，廣州方能夠成爲中國現代人文科學的發源地。
回顧曆史，近百年前學術前輩探索中國人文科學學科建立，爲中華民族複興立學術救國，廣州時期的史語所做出了曆史性貢獻。
（一）探索了一種以大學爲依托建立國家研究機構的人才資源和學術成果雙贏的學術研究模式，研學相長而師生共學，非一人之功。
（二）利用廣州地理優勢和人文環境，吸引海外學子回歸報效國家展示愛國情懷，世界現代科學研究方法直接運用至中國文化研究。
（三）打破了非北大、清華國學爲正統的落後思維模式，博攬衆采培養人才，爲中國人文科學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而擺脫近親繁殖的局面。
（四）走出書齋開創了野外調查的新局面，培養了刻苦勤勞的學術風氣。
（五）在中國現代人文科學流域的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首次産生數量和質量如此集中的研究成果。
（六）確定了維持近百年的學術研究領域、方向，革新傳統的研究方法和思維，堅持中國文化研究西人能爲之事國人當然應該可爲而不被替代。
（七）開啓了中國文化遺産和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的行動，爲中國文化遺産的延續采取切實可行的整理行動。
（八）中華文化多民族的特質開始源源不斷地進入學術研究領域。
鑒于此在2022年2月底提出柏園遺址保護利用建議，獲得相關方面的接納。遂于4月完成柏園曆史上篇爲活化利用參考。2022年6月3日再次赴東山柏園，發現仍有問題沒有解決。近期再催促，得回應甚慰。囑柏園大院可以注入趙元任先生研究成果“台山語料”台山話“討新娘”故事學講方言內容，室外利用商承祚和董作賓的甲骨文爲題材，建立“東山閱覽室”，公共空間越多而豐富，百姓更愉快，先師更寬慰。
完稿于2022年6月11日文化和自然遺産日
附錄
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一
廣西猺歌記音
趙元任著
出版于北平曆史語言研究所
出版期民國十九年
定價一元
廣西猺歌記音，趙元任著。全書所收凡一百九十七首，可分爲三部分：（一）正猺歌九十首，（二）十二月花開歌十二首，（三）甲子歌九十五首。全書俱列漢字猺歌，並用國際音標注明猺音。趙先生序言，第一節各述記音情形，第二節爲猺歌音韻概說，說明猺歌在音韻學上的地位；第三節爲記音凡例。案中國西南民族的研究，尤其是語音方面，一向只有西洋人同日本人會稍稍作過一些有系統的調查和研究，中國人自己知道留心去從事研究，還是以廣州中山大學爲始，趙先生這一部書就是以一九二八年在廣州時從猺山先生聽來的爲根據而著成的，在中國的學術界，正式以科學方法研究西南民族語音，要推此書爲首。我們希望趙先生開了這一條路以後，能夠繼起有人，繼續從事于各種族的語言，民俗，種族等的研究，庶幾對于西南民族的來源，現狀，同其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都有一種新的啓發和貢獻。（方）
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四
廈門音系
羅常培著
出版于北平曆史語言研究所
出版期民國十九年
定價二元
廈門音系，羅常培著。羅先生在他的敘論中說道，“廈門話是中國方言裏很重要的一種語系。它的領域，往廣義裏說，上自閩南，下至于潮汕，瓊崖，台灣，菲律賓，新加坡，以及南洋群島，大約有一千二百萬乃至一千五百萬人能操這種方言。但是在這個大的方言區裏，各地的方言當然還是大同小異，不能完全一致。其中比較最流行，最普遍的只有現在廈門跟鼓浪嶼一般人所說的話算是具有這種資格。本篇研究的範圍，暫以後面這種狹義的廈門話爲限。”至于廈門音系的特征，羅先生在自序上說得很清楚，“至于廈音特征，窺見古今流變者：聲母則有舌頭無舌上，有重音無輕音，有齒頭無正齒，全濁多混于全清，次濁半轉爲全濁；韻母則宕通相混，梗會無別，豪算而同歌，侯侈而入模，騎蟻存支部之故音，鼻韻爲對轉之津渡；凡此種種，均著于篇。若夫語性之探討，詞叢語法之完成，既非音系所赅，姑以俟諸異日。”（方）
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四分，出版于北平曆史語言研究所，出版期民國十九年，定價三分八角四分九角，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五卷第四號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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