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朱子文化研究會
朱熹生平簡介
朱熹，字元晦、仲晦，號晦庵、晦翁，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最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成就卓著的詩人和文學家。他集北宋以來理學乃至孔子以下學術思想之大成，創建了一個博大精深的哲學思想體系，對南宋之後七百多年的中國與東南亞社會産生極爲重大的影響。他學識淵博，人格高尚，是繼孔子之後，又一位對人類思想史作出過巨大貢獻的東方文化聖哲。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農曆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于尤溪縣城水南鄭義齋館舍（今南溪書院），乳名沈郞。朱熹出生時右眼角長有七顆黑痣，排列如北鬥。
朱熹自幼受教于父，聰明過人，想象力強。四歲時，其父朱松指日示曰：“此日也。”朱熹問：“日何所附？”朱松回答說：“附于天？”朱熹又追問道：“天何所附？”一席話問的朱松驚訝不已。五歲時，朱熹始入小學，能讀懂《孝經》，在書額題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六歲時，朱熹與群兒遊玩，以指畫八卦于鄭氏館舍前沙洲上。據真德秀《西山讀書記》卷三十一所錄李方子《紫陽年譜》載：“先生幼有異禀，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即了其大義，書八字于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從群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象，詳觀側玩。又嘗指日問于吏部曰：‘日何所附？’曰：‘附于天’。又問：‘天何所附？’吏部奇之。”可見，朱熹五歲在尤溪入小學，誦《孝經》，在南溪書院前之沙洲用手指畫八卦，向父親問日、問天，都是事實。
紹興七年（1137年），朱松應召入都，赴都之前，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寓居。這樣，朱熹結束了在尤溪的童年生活。
紹興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于建瓯，臨終前把朱熹托付給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好友劉子羽（朱熹義父），又寫信請五夫的劉子翚（屏山）、劉勉之（白水）、胡憲（籍溪）等三位學養深厚的朋友代爲教育朱熹。劉子羽視朱熹如己出，在其舍傍築室安置朱熹一家，名曰紫陽樓。
紹興十七年（1147年），朱熹18歲，在建州鄉試中考取貢生。第二年春，劉勉之將自己的女兒劉清四許配給朱熹。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舉，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賜同進士出身。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夏，朱熹赴同安途中，受學于延平李侗。秋七月，朱熹至同安。爲了發揮自己濟世救民的治國理念，朱熹以其“敦禮義、厚風俗、劾吏奸、恤民隱”的治縣之法管理縣事：爲了調和階級矛盾，竭力推行“正經界”；排解同安、晉江兩縣械鬥；整頓縣學、倡建“教思堂”，在文廟大成殿倡建“經史閣”；主張減免經總制錢。
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滿罷歸。回來途中，再見李侗于延平。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已意識到“妄佛求仙之世風，凋敝民氣，耗散國力，有礙國家中興”，打算重新踏上求師之路，決心拜李侗爲師。爲表誠心，他舍棄舟車，步行三百余裏，求學于李侗。朱熹師事李侗，是其思想一個大轉變時期，經曆一次他自稱爲“盡廢所學”的自我否定，認識到自己過去所學佛教禅學思想空言無實，完成了逃禅歸儒的思想升華，世界觀豁然開朗。因得承襲二程“洛學”的正統，奠定了朱熹以後學說的基礎。他當時題寫的“鸢飛魚躍”四個大字，就是這種開朗心情的傳神寫照。
朱熹歸自同安，不求仕進，主要進行教育和著述活動。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見。朱熹應诏上封事，力陳反和主戰、反佛崇儒的主張，詳陳講學明理、定計恢複、任賢修政的意見。隆興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應诏入對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劄：一劄論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學，反對老、佛異端之學；二劄論外攘夷狄之複仇大義，反對和議；三劄論內修政事之道，反對寵信佞臣。但當時湯思退爲相，主張和議。朱熹的抗金主張沒有被采納。十一月，朝廷任朱熹爲國子監武學博士。朱熹辭職不就，請祠歸崇安。
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林擇之、範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今長沙）訪問湖湘學派代表張栻。朱熹此時正當壯年時期，著作接連問世，盛名漸播。張栻，字敬夫，師從胡宏，學有專長，自成一派，號稱湖湘學派，朱熹對他早有敬仰之心。朱熹和張栻進行了一次中國學術史、教育史上最著名的會講——朱張會講，開創了會講之先河。兩人的討論從太極之理上展開並最終趨于一致。朱、張會講于嶽麓書院，從各地趕來聽者達數千人。在嶽麓書院講堂，朱熹手書“忠孝廉節”四個大字，後被書院奉爲校訓。在經過兩個月的嶽麓講學後，朱熹在張栻的陪同下遊南嶽衡山。在一路的遊覽中，眼前的無邊風景，不時牽動他們的詩興，他們一邊遊覽一邊唱酬。幾天裏，他們共得詩一百四十九篇，合編爲《南嶽唱酬集》。下了衡山，從嶽宮到槠州一百八十裏，朱熹和張栻就還有爭議的問題進行了臨別前的討論。兩人朝夕在船中，討論《中庸》之義三天三夜未曾合眼。朱熹與張栻分手後，攜弟子範念德、林擇之東歸，一路輪流更換唱和。到達崇安後，將東歸旅途中所作的二百余篇詩文，彙集成《東歸亂稿》一書。
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發生水災。朱熹力勸豪民發藏粟赈饑，還向官府請貸糧食六百斛散發于民，使民不致挨餓。乾道五年，朱熹悟到“中和舊說”之非，用“敬”和“雙修”思想重讀程颢、程頤著作，從全新角度獨創“中和新說”。這是在學術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影響十分深遠的重大事件，標志朱熹哲學思想的成熟。九月，朱熹母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爲母守墓，開始了長達六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時期。
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爲了根本上解決百姓災年生計問題，在五夫創建“社倉”。這種做法可以減輕貧民困難，緩和社會矛盾，也減輕朝廷的施政壓力，後爲許多地方所仿效。十一月，朱熹回尤溪，與知縣、好友石子重講論學問于縣學。在石子重的陪同下，遊覽其父朱松任尤溪縣尉時燕居之所“韋齋”舊址，手書“韋齋舊治”四字刻石揭榜。乾道九年，作《重修尤溪廟學記》，親書“明倫堂”制匾懸挂于尤溪縣學宮正堂。從此天下學宮匾皆模此刻制懸挂。
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浙東學派領袖呂祖謙從浙江東陽來訪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個半月，編次《近思錄》成，史稱“寒泉之會”。五月，送呂祖謙至信州鵝湖寺（今鵝湖書院），陸九齡、陸九淵及劉清之皆來會，史稱“鵝湖之會”。鵝湖之會的直接動因是呂祖謙想利用這個機會調和朱、陸學說之間的矛盾。在學術上，朱熹認爲心與理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理是本體，心是認識的主體。二陸主張心與理是一回事，堅持以心來統貫主體與客體。朱熹與陸氏兄弟論辯、講學達十日之久。鵝湖之會並沒有達到雙方統一思想的目的，但使他們各自對對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進一步認識，也促使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對自己的思想進行反省。
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軍兼管內勸農事。淳熙六年三月，朱熹到任。當年適逢大旱，災害嚴重，朱熹到任後，即著手興修水利，抗災救荒，奏乞蠲免星子縣稅錢，使災民得以生活。十月，朱熹行視陂塘時，在樵夫的指點下找到白鹿洞書院的廢址。經朱熹的竭力倡導，到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書院很快修複。朱熹在南康軍任上，爲白鹿洞書院殚精竭慮，不遺余力。他曾自兼洞主，延請名師，充實圖書，還請皇帝勅額，賜禦書。還置辦學田，供養貧窮學子，並親自訂立學規，即著名的《白鹿洞書院教規》。《白鹿洞書院教規》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之一，對教育目的、訓練綱目、學習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確的闡述和詳細的規定，它不僅成爲後續中國封建社會700年書院辦學的模式，而且爲世界教育界矚目，成爲國內外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課題。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陸九淵來南康訪朱熹，相與講學白鹿洞書院。八月，時浙東大饑。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薦朱熹赈災，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爲解救災民，朱熹迅速采取了幾項有力措施。但因朱熹推行的荒政直接或間接損害了富豪劣吏的利益，上任不到三個月，朱熹已經處在他們一片漫罵和诋毀的包圍中了。朱熹因在浙東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爲唐之姻親王淮所嫉，朱熹在浙東任職僅九個月即離任回家。朱熹曾先後六次上狀奏劾唐仲友不法，直指王淮與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結的事實。迫于壓力，王淮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新任，另一方面改除朱熹爲江西提刑，給不明真相的人造成朱熹劾唐仲友是爲了奪取他江西提刑新任的假象。朱熹只得以“填唐仲友阙不可”爲由請祠歸家。最終唐仲友雖被免職，但卻逃脫了罪有應得的極刑。在彈劾唐仲友的過程中，朱熹表現出崇高的操守和氣節。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歲時，才將《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四書合刊，經學史上的“四書”之名才第一次出現。之後，朱熹仍嘔心瀝血修改《四書集注》，臨終前一天朱熹還在修改《大學章句》。朱熹將《四書》定爲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則，《四書》構成了朱熹的一個完整的理學思想體系。元朝迄至明清，《四書集注》遂長期爲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爲治國之本，也作爲人們思想行爲的規範，成爲封建科舉的標准教科書。對發展中華傳統文化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隱屏峰腳下創建武夷精舍，潛心著書立說，廣收門徒，聚衆講學。淳熙十二年，朱熹到浙江，與陳亮展開義利王霸辯論，力陳浙學之非。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上《戊申封事》。主張“正心”、“任選大臣”、“振舉朝綱”等事。淳熙十六年（1189年），诏命朱熹知漳州。紹熙元年（1190年），61歲的朱熹到漳州赴任。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施政變革，主要體現在正經界、蠲（免）橫賦、敦風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而正經界則是他全部變革的靈魂。時值當地土地兼並之風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並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隨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爲沉重的剝削，導致階級矛盾激化。爲此，朱熹提出行“經界”，即核實田畝，隨地畝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但卻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後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于未能推行。紹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長子朱塾卒。聞噩耗後，朱熹無奈以治子喪請祠。五月，朱熹遷居建陽。次年，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後更名爲“滄洲精舍”，即淳祐四年（1244年）诏賜的“考亭書院”。
紹熙五年（1194年），湖南瑤民蒲來矢起義，震動了朝野，湖南地方局勢驟然緊張起來。朱熹臨危受命，除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賜紫章服。具有道學家傲骨、強烈憂國憂民心態的朱熹，不敢推辭朝命，欣然拜命前往赴任。五月，朱熹至潭州。此時，瑤民已敗退深山，被困溪洞。朱熹采取了善後招撫的懷柔政策，遣使招降瑤民起義軍首領蒲來矢。因本次鎮壓瑤民起義是湖北、湖南兩地的共同行動，朱熹的招撫遭到了湖北帥王蔺的反對，在蒲來矢押解後，王蔺主張斬殺以警衆。朱熹不得不在入都奏事中，直接向宋甯宗面懇，要求對瑤民“毋失大信”。朱熹的這種做法，對平息民憤、安定邊陲、緩和同少數民族的關系都具有重大意義。朱熹到任後，興學校，廣教化，督吏治，敦民風。朱熹改建、擴建了位于湖南長沙嶽麓山下的嶽麓書院，空余時間親自到此講課，使嶽麓書院成爲南宋全國四大書院之一。最能體現朱熹在嶽麓書院講學意義的，是朱熹在會講時提出的事物“相對”的理論。他認爲：天下事物都是有對的，一便對二，形而上對形而下，有上便有下，有高便有低等等。對事物內部的矛盾、變化、發展和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辨證過程，有著比較深刻的認識。
紹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九月，朱熹于行宮便殿奏事。第一劄要宋甯宗正心誠意，第二劄要宋甯宗讀經窮理，第三、四、五劄論潭州善後事宜。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诏進講《大學》，反複強調“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目，希望通過匡正君德來限制君權的濫用。朱熹敢于在皇帝面前犯顔直谏，忠言直論，即直刺宋甯宗皇帝的獨斷，又抨擊了權貴韓侂胄的專權弄事，引起宋甯宗和執政韓侂胄的不滿。因此，朱熹在朝僅46日，被宋甯宗內批罷去了待制兼侍講之職。十一月，朱熹還居建陽考亭。
慶元二年（1196）十二月，“黨禁”正式發生。監察禦史沈繼祖以捕風捉影、移花接木、顛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狀”，朝廷權貴對理學掀起了一場史所罕見的殘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黨籍的故伎，開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僞逆黨籍，名列黨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罰。朱熹被斥之爲“僞學魁首”，位列黑名單之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斬朱熹以絕僞學”。朱熹以僞學罪首落職罷祠，朱子門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嚴重打擊。慶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種疾病所困擾，黨禁中的朱熹終于預感到死亡的逼近，使他有大限臨頭的不祥預感，更加抓緊著述。慶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後，朱熹足疾大發，病情惡化。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幾乎完全失明。朱熹卻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緊整理殘篇，唯一的願望就是要將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統後繼有人。這個信念支撐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個月不知疲倦地著述，每日爲學生講授課程，直至口不能言。三月初九，71歲的朱熹在血雨腥風的“慶元黨禁”運動中去世。四方道學信徒決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舉行大規模的會葬，這又嚇壞了反道學的當權者，竟令守臣約束。十一月，朱熹葬于建陽縣黃坑大林谷，參加會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而作文哭祭最真摯沉痛的是辛棄疾和陸遊。辛棄疾哭道：“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陸遊哭道：“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耄，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來享！”
附錄：
（一）朱熹字號集錄
朱熹，字元晦，後改字仲晦。初名沈郎，小字季延、五二、五二郎。自號晦翁、洞主晦翁、晦庵、促晦、仲晦父、仲晦甫、晦庵通叟、白鹿洞主、雲壑老人、仁智堂主、牧齋、拙齋、茶仙、雲谷壑吏、雲台真逸、雲谷老人、紫陽雲谷老人、雲谷晦庵老人、晦庵病叟、雲台外史、雲台子、乙巳雲台子、雲台隱吏、嵩高隱吏、鴻台外史、鴻慶外史、滄洲病叟、滄洲釣叟、遯翁、遯翁雲台隱吏、空同道仕鄒訢等。
沋郎 據《福建通志》列傳卷十二記載：“熹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于尤溪之寓舍，故幼名沋郎。”
沈郎 據民國《建瓯縣志》卷七《名勝》記載：“按文公生于尤溪鄭氏義齋，尤溪本名沈溪，爲避王審知諱，更名尤溪，故文公小名沈郎。”
季延 朱熹小字季延，因南劍又名延平，而尤溪隸屬延平。清人毛念恃在《紫陽朱先生年譜》中曰：“文公名沈郎，小字季延，皆志其地也。”季延之“季”爲在兄弟輩中排行居三或最幼者的稱謂。
五二、五二郎 一說朱熹在同輩中排行五十二，故又乳名五二、五二郎。民國《崇安縣志》卷二十二《儒林》記載：“江永《朱子世家注》：小名沈郎，字季延，行五二。”民國《尤溪縣志》記載：“五二郎，文公乳名。”一說，朱熹出生時，其祖母五十二歲，閩地風俗，以孫乳名爲祖記歲，故名五二、五二郎。朱熹胞妹朱心出生時，其祖母五十六歲，故小名五六娘。
元晦 朱熹原字元晦，是其老師劉屏山所命。朱熹在《跋家藏劉病翁遺帖》中曰：“熹字元晦，亦先生所命，其祝詞具在，以非臨終手筆，別附他卷。”
仲晦 明人戴銑在《朱子實紀》卷十《贊述》中說：“其後，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名仲晦。”
仲晦父、仲晦甫 朱熹在其序跋和論著中數次署稱“仲晦父”、“仲晦甫”。
晦庵 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41歲，在福建建陽蘆峰山的雲谷築有寒泉精舍，自題爲晦庵。
雲谷老人 清康熙《武夷山志》卷十六《名賢》記載：“（朱熹）嘗建廬于建陽蘆峰山之雲谷，曰‘晦庵’，因以自號，遂稱雲谷老人。”
雲谷晦庵老人 朱熹在建陽蘆峰山谷居住時，亦稱雲谷晦庵老人。
晦翁 淳熙元年（1174年），朱熹以抱孫女之故，始署名“晦翁”，時年45歲。後至其去世時，在其序跋和論著中署“晦翁”二十余次。
洞主晦翁 朱熹在《白鹿洞賦》中自稱“洞主晦翁”。
晦庵病叟 朱熹在《周深父更名序》中自署“晦庵病叟”。
雲壑老人 因雲壑與雲谷有關，朱熹在爲宋人沈舜卿所書的陶淵明《歸去來辭》上署名“雲壑”。明人晏甯在《題晦庵翰墨卷後》中曰：“不曰晦庵而曰雲壑者，時築室于建陽蘆峰之巅，號曰雲谷，蓋在紫陽書堂之後，自創草堂而匾曰晦翁，亦曰雲壑老人。”
白鹿洞主 朱熹在《白鹿洞賦》中自署“白鹿洞主”。
仁智堂主 朱熹在《武夷圖序》中自署“仁智堂主”。
牧齋 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24歲時，主簿同安，自號“牧齋”。
拙齋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軍，自號“拙齋”。
雲台子 朱熹一生大部分時間閑居治學，先後請祠多次。淳熙十二年（1185年）四月，主管華州雲台觀，是觀原在陝西，地陷金人之手，管其虛名。因此，朱熹遂自號“雲台子”。
乙巳雲台子 淳熙十二年（1185年）爲乙巳年，朱熹又號“乙巳雲台子”。
雲台隱吏 主管雲台觀時，朱熹又自號“雲台隱吏”。
雲台外史 在主管雲台觀時，朱熹還自號“雲台外史”。
雲台真逸 在主管雲台觀時，朱熹還自號“雲台真逸”。
嵩高隱吏 淳熙十五年（1188年），朱熹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宮原在河南，在爲金人所控，管其虛名。朱熹遂自號“嵩高隱吏”。
鴻慶外史 紹熙二年（1191年）至慶元元年（1195年），朱熹兩次主管南京鴻慶宮，地陷金人，管其虛名。因此，朱熹屢署“鴻慶外史”。
滄洲病叟 朱熹晚年定居建陽考亭。紹熙三年（1192年）朱熹築竹林精舍于考亭所居之旁。三年後，因舍旁有龍舌洲環繞，改曰滄州，其竹林精舍更名曰滄州精舍，因此自號“滄洲病叟”。
滄洲釣叟 朱熹還曾自署“滄洲釣叟”。民國《南平縣志》卷十五《寺觀》曰：“（南平）塘源李子坑，昔有精舍，朱子避地嘗居之，號滄洲釣叟”。
茶仙 在“慶元黨禁”時期，朱熹避難古田，他在“引月”榜書中曾署稱“茶仙”。
遯翁 在“慶元黨禁”時期，朱熹蔔筮“遇遯之同（家）人”，遂更號爲“遯翁”。
空同道士鄒訢 朱熹在《陰符經注》、《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等署名“空同道士鄒訢”。朱熹之署此名，清乾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六有所說明，其曰：“蓋以鄒本爲邾國，其後去邑而爲朱，故以寓姓。《禮記》鄭注謂當作熹……”“空同”即倥侗，爲童蒙無知之意，朱熹自謙之詞。空同亦有廣大無邊之意。朱熹平日批評道家最嚴，然有時不僅與道士往來，還自稱道士，這說明朱熹思想的複雜性。
（二）朱熹曆代封谥
南宋慶元六年（1200年）朱熹去世時，不但生前的思想主張被斥爲“僞學”，自身也深陷“慶元黨禁”的漩渦之中。朱熹的葬禮是在朝廷的嚴加防範之下舉行的。可是朱熹死後不久，當權統治者發現了朱熹的著作與學說中的價值，朱熹的地位青雲直上。
嘉定元年（1208年）十月，皇帝下诏賜予朱熹“遺表恩澤”，賜谥朱熹號曰“文”，從此世人尊爲“朱文公”。
嘉定三年（1210年）五月，贈中散大夫、寶谟閣直學士，以明堂恩加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劉爚（朱熹弟子）奏乞開僞學禁。
寶慶三年（1227年），時朱熹三子朱在爲工部侍郎，在入對時“言人主學問之要”，宋理宗皇帝說：“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認爲《四書集注》起到“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的作用，朱熹被加贈太師，追封信國公。
紹定三年（1230年）九月，改封朱熹爲“徽國公”。
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宋理宗下诏學宮將朱熹從祀孔廟，朱熹取得與周敦頤、張載、二程（程頤、程颢）並列的五大道統聖人的地位。
淳祐四年（1244年），诏下改滄洲精舍爲“考亭書院”，並賜禦書額。
淳祐六年（1246年），爲徽州“紫陽書院”賜禦書額。
鹹淳元年（1264年）九月，度宗命執宰訪朱熹後人賢能者錄用。
鹹淳五年（1269年）宋度宗下诏賜婺源朱氏故居名“文公阙裏”，同孔子阙裏並而爲二。
元至元元年（1335年），元順帝下诏興建“徽國文公之廟”，從此朱熹與孔子一樣也受到統治者的奉祀。
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十二月，順帝下诏追谥朱熹父親朱松爲“獻靖公”。
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二月，改封朱熹爲“齊國公”，遣京學以上禮少牢（少牢：只有羊、豕，沒有牛）致祭。
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定天下以《四書五經》诏從朱熹傳注。
明永樂十三年（1415年），由明成祖作“禦序”的《四書五經大全》頒行天下，有明二百年來被尊爲取士之制。
正統元年（1436年），欽頒先賢朱熹之嫡派子孫免差役，以示對先賢的敬重。正統三年，禮部、戶部批複地方府縣，先賢朱文公子孫參照孔子子孫全戶優免糧銀稅賦。
景泰六年（1455年），明景帝诏建安朱熹後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此後，自朱熹第七世孫朱梴開始，均享受世襲五經博士銜，奉命祭祀朱子。景泰七年，禮部勘合春秋仲月上戊日（即每季第二個月的第一個戊日）兩祭朱子，欽降建安祠祭祝文，朱子門人黃榦、蔡沈、劉鑰、真德秀配祀。
憲宗成化十八年（1482年），准歙縣紫陽書院有司致祭。
弘治四年（1491年），准尤溪縣每年九月十五日文公誕辰于南溪書院特祭。
弘治十五年，准婺源縣修祠致祭。
嘉靖元年（1522年），明世宗又诏婺源朱熹後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兩地世襲一直延續到清未。
崇祯十五年（1643）诏稱“先儒朱子”（後改稱“先賢”），列于漢唐諸儒之上。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皇帝诏升“先賢朱子于十哲之次”，朱熹的牌位從孔廟東廊進入了大成殿，接著康熙又命李光地等編《朱子全書》頒行全國，康熙親自作序，稱朱熹“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把朱熹奉爲無以複加的地步。清康熙知縣劉宗樞稱尤溪爲“南州阙裏”；
清乾隆九年（1745年）開始，每歲祭祀，皇帝欽頒祭文、祭品。清道光十一年谒選吏部、掣閩之大田、權尤溪縣事章複旦，在《複修尤溪縣志·序》稱尤溪爲“閩中阙裏”。
（三）朱熹曆史定位
朱熹在中國文化史上有著崇高的地位。在中國文化史、思想史、教育史和禮教史上，影響最大的，前推孔子，後推朱熹。因此，稱朱熹爲“三代下的孔子”，對後人的影響“功不在孟子之下”，故有“南朱北孔”之說。
在中國經學史上，最突出的是漢、宋兩派。鄭玄集漢代經學之大成，朱熹集宋代經學之大成。
在中國理學史上，朱熹集周敦頤、張載、程颢、程頤及邵雍之大成。即吸收道、佛兩教的部分理論補充儒家的不足，而又不失其儒家的根本體系。他是古代新儒家的最大代表，而爲近現代新儒家所仿效和歌頌。
在中國學術史上，朱熹的博學超過了任何前人。他的思想遠播海外，深刻地影響了日本、韓國、朝鮮、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各國的傳統文化。數百年間，曾成爲東亞社會的主流思想和文明的體現。韓國退溪學、日本朱子學、西方朱子學等，是朱子學在國外的分支。朱子學是當今國際文化學術界研究的熱門課題，成爲世界性的學說。
在中國著述史上，朱熹的著述比之前人也是最多的一個。在源遠流長的中國古代文化史上，朱熹是著作最爲豐碩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一生共留下了126種400多卷著作，其內容涉及經、史、子、集諸部，範圍廣闊，博大精深，卷帙浩繁，是巨大的思想寶庫。此外，他還寫下3000多首詩詞流傳後世。最著名的有《春日》、《觀書有感》等。在這些著作中建構起宏大的思想體系，達到當時世界哲學理論發展的最高水平。
在中國文廟史上，漢代以後有諸多先儒、先賢，但被封建王朝列入“十哲”之內者，朱熹是獨一無二的。清康熙皇帝評價朱熹“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
在福建文化史與閩北文化史上，朱熹都占了第一位。福建被稱爲“海濱鄒魯”、“理學名邦”，都同朱熹分不開。朱熹對福建文化教育的貢獻最大，南宋末年，“閩學”超出福建範圍向國內外傳播，成爲全國以至東方文化的象征，稱爲“朱子學”。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诏定國家科舉考試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爲准。南宋末以至元、明、清時代，朱熹著作是國家的法定教科書，科舉考試不出朱子學界限，朱子學成爲國家強有力的精神支柱，是國家和民族的精神力量和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