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吉社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教授，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特約專家
內容提要
拜登政府對“印太”地區的重視程度遠超冷戰結束後的任何一屆美國政府，美國爲充實印太戰略采取了諸多政策行動：增加在本地區的軍事存在和戰略資産，強化和固化原有的“軸輻體系”，拓展或創設新型多邊合作架構，提出諸如重建更美好的世界、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夥伴關系、印太經濟框架等全球性或地區性新型倡議，將美國與各國的合作拓展到政治、經濟、技術和安全諸多領域，致力于建構排斥中國的制度安排。至此，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完全轉型爲印太戰略，其政策目標愈益明晰，政策手段豐富多元，美國與盟友的關系從等級制轉向扁平化，該戰略覆蓋的地理範圍拓展到本地區每一個角落。經過冷戰結束後三十年的經濟全球化洗禮、大國之間的協調與合作、地區一體化的種種嘗試，亞太地區正面臨再次成爲地緣政治競技場的風險，美國針對的國家從冷戰時期的蘇聯轉向如今的中國。美國的印太戰略或者對華戰略能否奏效，並不單純取決于美國的戰略規劃，還將受到其他因素的深刻影響。
【關鍵詞】 亞太安全戰略；印太戰略；拜登政府；中美關系
拜登執政後，美國對亞太地區的重視程度遠超冷戰結束後的任何一屆政府。除了強化與本地區各國的傳統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關系，拜登政府同時重視與東盟的關系，強調美日印澳四國機制的作用，並組建了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系。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各種行動並沒有直接指向中國，但與美國對華戰略調整高度契合。回顧拜登政府亞太安全戰略相關的言論和行動可以發現，它們既事關美國的內政外交發展方向，也事關亞太地區各國政經走向，更事關中美戰略競爭走向。就此而言，經過冷戰結束後三十年的經濟全球化洗禮、大國之間的協調與合作、地區一體化的種種嘗試，在拜登政府“以團結促分裂”的持續努力之下，亞太地區正面臨再次成爲地緣政治競技場的風險。
國內外學界對冷戰後美國曆屆政府亞太安全戰略的內涵和外延、美國亞太安全戰略與亞太地區安全秩序、美國亞太同盟體系等內容均已有很高質量的研究，因此，拜登執政後美國印太戰略的內涵、外延及其影響並非本文關注的重點。本文意在從一個較長的曆史時段考察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演變，嘗試回答如下三個問題：冷戰結束後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經曆了怎樣的變遷？亞太安全戰略爲何未能實現從冷戰架構向冷戰後時代的轉型？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所針對的國家爲何從冷戰時期的蘇聯轉向如今的中國？本文將首先梳理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構成要素和影響因素，進而分析冷戰結束後美國對這些構成要素的三次調整及其原因，最後探究美國亞太安全戰略變遷與對華戰略調整的聯動關系。
一、美國亞太安全戰略：構成要素與影響因素
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是其全球安全戰略的組成部分，它所設想的場景是在歐洲爆發的美蘇戰爭將很快蔓延到亞太地區，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同盟體系、軍事基地和前沿駐軍即爲應對此種可能。亞太安全戰略形成于冷戰時期，最初是指與軍事和戰爭直接相關的狹義安全；冷戰結束後，其內涵逐步拓展到軍事和戰爭之外的其他領域，經濟、政治等內容也被納入安全戰略的範疇。
“亞太”和“印太”首先是一個地理概念，然後被賦予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和地緣戰略內涵。奧巴馬執政以前，美國官方常用的概念是“亞太”或者“東亞—太平洋地區”，此後“印太”逐漸進入美國官員講話和政策文件，到目前已經正式取代“亞太”成爲官方的標准用語。雖然美國現在使用“印太”指代亞洲太平洋地區，但中國官方的政策文件和講話中繼續使用“亞太”。2022年5月22日，針對記者關于“印太經濟框架”的提問，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回應道：“亞太應該成爲和平發展的高地，而不是地緣政治的角鬥場。企圖把亞太陣營化、北約化、冷戰化的各種陰謀都不可能得逞。”中國希望看到加強區域合作的倡議，但反對使用任何新的概念、框架或者規則制造分裂對抗，因此，本文在述及美國官員講話或者官方文獻時使用“印太”，但在一般意義上描述美國的地區安全戰略時仍然使用“亞太”，以示區別。
爲了從一個較長的曆史時段考察和評估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性質、發展趨勢和影響，有必要探討該戰略的構成要素和影響因素。本文將根據1986年以來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四年防務評估》《國防戰略》和“東亞戰略報告”等美國官方文獻，從如下四個方面解析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美國的政策目標、政策手段、美國與盟友之間的分工、亞太安全戰略覆蓋的地理範圍。
（一）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政策目標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政策目標，即其在本地區需要保護哪些利益或者需要實現哪些目標，需要針對的國家或者國家集團是誰。無論在老布什政府1990年4月發布的第一份東亞戰略報告中，還是在拜登政府2022年2月發布的《美國的印太戰略》中，美國都強調其屬于“太平洋國家”（Pacific Power）或“亞太國家”（Asia-Pacific Power）或“印太國家”（Indo-Pacific Power）的身份，以此論證其在亞太地區擁有利益的合法性和參與亞太事務的必要性。在各類官方文獻中，美國羅列的政策目標雖然種類繁多，但大致可以分爲安全、經濟和政治三大類。美國在安全領域的政策目標包括：防止亞太地區出現霸權國家，維持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基地和前沿駐軍以防範地區沖突，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美國在經濟領域的政策目標包括：確保美國能夠參與本地區經濟發展與合作，確保美國航行自由的權利。美國在政治領域的政策目標則主要是促進本地區國家的民主政治轉型和人權發展。在不同曆史時期，美國對三類政策目標的重視程度有所不同。冷戰時期，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核心政策目標是遏制社會主義陣營的擴展，防範所謂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並爲可能的“熱戰”做好准備，安全和政治目標同等重要，經濟目標處于較爲次要的地位。冷戰結束後，美國弱化亞太地區的意識形態較量和大國對抗風險，突出強調美國在本地區的經貿利益並推動民主制度輸出，安全利益被置于較爲次要的地位。
（二）美國實現亞太安全戰略目標的手段
美國實現亞太安全戰略目標的手段，即美國需要依托哪些力量或者運用何種方式實現其政策目標。美國亞太安全戰略形成于冷戰時期，其主要目的是防範社會主義陣營對美國及其盟友構成挑戰，或者應對地區沖突、打代理人戰爭等。美國在歐洲構建了集體防務體系，組建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各國駐紮軍隊並部署戰略和戰術武器。亞太地區的形勢比歐洲更加複雜，各國政治制度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各異、彼此存在未能解決的領土紛爭以及非常複雜的曆史糾葛，亞太各國不可能達成類似歐洲國家的戰略共識，因此無法在本地區通過複制“歐洲模式”推行集體防務，美國轉而采取與本地區多個國家簽署雙邊防務合作條約的方式建立起“軸輻體系”（hub-and-spoke system）。美國的同盟體系是其實現亞太政策目標的主要手段，它包括多個雙邊或多邊同盟條約、亞太地區軍事基地以及前沿駐軍等。
這個同盟體系包括1951年簽署的《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美澳新安全條約》、1953年簽署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1954年美國與台灣當局簽署的“共同防禦條約”，以及美國和泰國、巴基斯坦等國共同簽署的《馬尼拉條約》。這些防務合作條約在簽署後經曆了一些變化：美日後來談判修改相關條約內容；根據《馬尼拉條約》組建的“東南亞條約組織”雖然于1977年宣布解散，但美泰軍事同盟關系依托該條約得以維系；中國與美國談判建交時要求美國“斷交、廢約、撤軍”，美國廢除了與台灣當局簽署的“共同防禦條約”；新西蘭于1984年宣布其國家爲無核區，拒絕美國核動力潛艇訪問其港口，美國于1986年中止了對新西蘭的條約義務。根據這些條約，美國在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同盟國建立軍事基地，將美軍部署到這些國家或地區，爲它們提供延伸威懾，開展聯合演訓、共享軍事情報等。亞太地區的軍事基地和前沿駐軍可讓美軍克服廣闊太平洋造成的時空障礙，快速、靈活地應對地區乃至全球危機，美國還可以通過駐軍威懾潛在對手，安撫同盟國家。
（三）美國與盟友之間的分工
通過建立較爲複雜的雙邊同盟體系，美國即可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實現對亞洲盟國的掌控，防止部分國家侵略他國的野心複萌，防範盟國染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使盟國的安全戰略服務于其冷戰時期對蘇進行遏制的目的。在這種“軸輻體系”中，美國是“軸”，居于主導地位，爲同盟國提供安全保障、軍事裝備、日常演訓、情報信息等；盟國是“輻”，處于依附狀態，配合美國軍事行動和要求，美國因此獲得了幾乎能夠掌控一切的“某種非正式帝國”（an informal empire of sorts）的地位。美國與盟國的關系具有“等級制”性質，分工相對簡單。例如，日本的主要任務是防範本土發生戰爭，其自衛隊的職責是“專守防衛”；韓國的主要任務則是應對朝鮮半島局勢的變化，其軍隊的戰時指揮權由美軍掌握。
美國自認爲是亞太地區的平衡者（Regional Balancer），通過前沿駐軍防範出現地區霸權；美國與本地區其他國家之間幾乎不存在曆史糾葛，不涉及領土糾紛，因而有能力和信譽發揮“誠實的掮客”（Honest Broker）的作用；美國因具有很強的軍事能力，還是最終的安全保證者（Security Guarantor）。冷戰期間，除了美國與同盟國之間的等級關系，美國與夥伴或友好國家的防務合作比較有限。冷戰結束後，美國一方面試圖調整與盟國的關系，使其從等級制結構向相對平等或平行的分工結構過渡；另一方面也開始與其他國家建立友好或者夥伴關系，並推動與它們在外交和安全領域開展協調與協作。
（四）美國亞太安全戰略覆蓋的地理範圍
在亞太安全戰略相關的文獻中，美國有關地理範圍的表述經曆了較爲明顯的演變。在冷戰期間，美國推行遏制戰略，所有可能存在美蘇競爭或者對抗的地方都屬于戰略覆蓋的範圍。就此而言，亞太地區屬于美國全球戰略的組成部分，其地理指向覆蓋了亞洲大陸周邊所有地區，包括朝鮮半島、東南亞、中南半島和南亞次大陸等。在1987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美國關于地區政策的劃分包括西半球、西歐、東亞和太平洋、蘇聯和東歐、中東和南亞、非洲等區域，此時亞太主要是指東亞和太平洋，東亞是亞太的核心地理區域。1992年的“東亞戰略報告”題目使用了“環亞太”（Asian Pacific Rim）一詞，文中則使用“亞洲—太平洋地區”(Asia-Pacific Region)；1995年和1998年的“東亞戰略報告”改爲“東亞—太平洋地區”（East Asia-Pacific Region）。這些報告涉及的地理概念曆經多次調整，但總體上以東亞爲主，兼及太平洋地區。
美國亞太安全戰略並非始終不變，而是隨著形勢變化不斷調整。冷戰結束後，美國對亞太安全戰略的調整大致可以分爲三個階段，即冷戰結束初期嘗試向後冷戰時代過渡的調整（1990—2001年）、美國反恐時代對亞太安全戰略的忽略與擱置（2001—2009年）、美國重返亞太（2009年至今）。影響美國是否調整以及如何調整亞太安全戰略的因素主要包括三個：亞太地區的安全形勢、美國盟友的政策和態度、美國可調配的戰略資源狀態。當擁有豐富資源時，美國就有更強意願爲盟友提供更多支持，有更大能力介入亞太地區的安全事務；當美國同盟國家內部出現民族主義情緒，或者美國前沿駐軍與駐在國出現較多社會沖突時，美國軍事基地和前沿駐軍就面臨調整壓力；當亞太地區安全形勢趨于緊張或者走向緩和時，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將隨之或增或減。
二、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兩次調整（1990—2009年）：走向後冷戰時代？
20世紀80年代末，美蘇關系逐漸緩和，美國開始考慮調整亞太安全戰略。從1990年4月老布什執政時期國防部向國會提交第一份東亞戰略報告，到2009年1月小布什總統第二任期結束，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經曆了兩次調整，美國嘗試將冷戰時期的戰略安排向後冷戰時代調整，以適應國際形勢的新變化。
（一）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第一次調整
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第一次調整從1990年延續到2001年，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頓政府均嘗試將亞太安全戰略向後冷戰時代調整，弱化大國競爭和對抗色彩，強調地區經濟發展和安全合作。美國在此階段共發布了四份“東亞戰略報告”（East Asia Strategy Report），分別是老布什政府在1990年和1992年發布題爲《環亞太戰略框架》（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的報告，克林頓政府在1995年和1998年發布題爲《美國東亞—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的報告。這些報告提出了調整的基本設想，明確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目標、政策和行動等。
第一，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政策目標從重點遏制大國轉向主要應對地區安全形勢。在冷戰尚未正式結束之前，美國即認爲傳統的威脅認知正在改變，其保持前沿駐軍的主要理由爲威懾蘇聯的擴張，而蘇聯國內局勢變化以及美蘇軍控談判前景表明，源自蘇聯的威脅開始下降，因而有裁減前沿駐軍的必要。同時，亞太各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將美國的前沿駐軍視爲對其主權的侵犯，要求美國撤走駐軍。美國國內面臨財政壓力，需要減少國防預算，並敦促盟友承擔更大防務責任。蘇聯解體後，美國認爲這是國際體系的根本性轉變，需要宣告冷戰時期全球遏制戰略的終結，新的戰略應面向關鍵地區，關注地區而非全球沖突，並有選擇地與一些關鍵地區接觸，而亞太就屬于這樣的關鍵地區。從老布什政府到克林頓政府，美國對國際大勢的判斷保持了較強的連續性，防止亞太地區出現霸權國家已經不再是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政策目標。淡化大國威脅，強調對華“接觸”的同時，美國突出諸如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東亞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轉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民族主義思潮以及領土爭端問題等地區安全挑戰。
第二，美國規劃裁減亞太地區的前沿駐軍。由于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美國爲適應新的形勢，開始規劃裁減前沿駐軍。截至1990年，美國部署在太平洋地區的兵力總數爲36.2萬人，其中有13.5萬人屬于前沿部署（不包括部署在關島的0.8萬人）。按照國別計算，美國在日本部署5萬人，在韓國部署4.44萬人，在菲律賓部署1.48萬人，在艦船上部署的兵力約2.58萬人。按照規劃，美國將兵力裁撤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計劃在1—3年內裁減1.4萬—1.5萬人；第二階段計劃在3—5年內按比例以更大幅度逐漸裁減作戰兵力；第三階段計劃在5—10年內進一步裁減軍力並穩定在環境允許的較低水平之上。
美國裁減前沿駐軍的規劃因爲亞太地區形勢的變化遭遇挑戰。1991年6月，菲律賓皮納圖博火山（Mount Pinatubo）爆發對克拉克空軍基地造成了重大破壞，美國決定提前撤出克拉克空軍基地；1991年12月，美國在菲律賓政府的要求下，從蘇比克海軍基地（Subic Naval Base）、驕碧角海軍航空站（Cubi Point Naval Air Station）撤出，這些意外變化迫使美國在東南亞尋找新的海軍停靠和補給基地。
冷戰結束初期發生的系列事態也影響了美國裁減前沿駐軍的規劃，主要包括海灣戰爭爆發、朝鮮半島出現核擴散挑戰，以及台灣海峽因李登輝訪美而出現危機，這些新變化讓美國決定終止深度裁減。到1994年，美國前沿駐軍已經從13.5萬人裁減到了10萬人。1995年2月，美國宣布前沿駐軍的規模維持在這個水平不再繼續調整。
第三，美國與盟友之間的分工調整極爲有限。因美軍在冷戰結束初期撤出了在菲律賓的海空軍基地，美菲軍事同盟較早完成了調整。美韓同盟關系則因爲朝鮮半島局勢而未能進行任何重要調整。美日同盟關系調整的最重要成果是修訂《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將美日防衛合作分爲三種情形，其中第三種合作涉及對日本和平與安全具有重要影響的日本周邊事態（situations in areas surrounding Japan），這顯然擴大了美日同盟合作範圍並提升了水平，讓日本在本地區發揮更大的作用。
第四，美國亞太安全戰略覆蓋的地理範圍略有拓展，但東亞地區仍然是其重心。在克林頓政府“接觸與擴展”安全戰略的指導下，美國與同盟之外的其他國家加強了接觸，包括中國、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而美朝之間圍繞朝核問題的互動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頻密程度。克林頓政府曾暢想在亞太地區建構一個“新太平洋共同體”（New Pacific Community），以此統領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這個共同體包括三個支柱：確保地區安全、推動經濟繁榮、促進民主和人權。爲此，美國積極推動與亞太各國在各類議題上的合作，支持區域內各國建立多邊機制，讓經濟合作、民主和人權等取代安全成爲主導議題。
（二）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第二次調整
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第二次調整從2001年初延續到2009年初，其間漫長的反恐戰爭成爲小布什政府的頭等大事，亞太地區和亞太安全戰略被置于次要地位。小布什競選期間曾試圖聚焦大國競爭：2000年的共和黨政治綱領批評克林頓訪華是“磕頭”行爲，認爲中國是亞洲的關鍵挑戰，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Strategic Competitor）而非“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不應將中國當成美國亞洲政策的中心。2000年總統大選期間，曾有部分專家學者強調亞洲局勢前景不定，呼籲調整亞洲政策，將美日關系發展成爲成熟夥伴（Mature Partnership）關系，此即“阿米蒂奇—奈報告”（Armitage-Nye Report）。報告的撰寫者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在亞洲議題上既具有代表性又擁有政策影響力的專家、國會議員助手、前政府官員，他們中的多位專家後來進入小布什政府擔任要職。如果沒有九一一事件，該報告的部分建議極有可能轉化爲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關鍵內容。小布什在大選期間質疑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模糊”政策是否明智，執政後一度宣稱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衛台灣”。中美還在南海發生了撞機事件，雙邊關系一度非常緊張。如果不是九一一恐怖主義襲擊事件，小布什執政期間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極有可能出現非常重大的調整。
九一一事件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小布什總統稱，每個地區的每個國家現在都要作出決定，要麽與美國站在一起，要麽與恐怖分子站在一起；主導20世紀的理念之爭從此宣告終結，美國面臨的主要威脅不是具有征服欲望的國家而是失敗國家，不是堅船利炮而是少數滿腔怨恨之人掌握的災難性技術。在隨後的八年中，小布什政府將“反恐”列爲頭等大事，同時防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向所謂的“失敗國家”或非國家行爲體擴散，美國各項戰略以及大國關系均以此畫線，先後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並將反恐擴展到全球，開始了一場“漫長的反恐戰爭”。
在反恐大背景下，美國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亞太地區，任何與本地區密切相關的行動也多以反恐爲主要目的，亞太安全戰略的調整進入了暫停狀態。美國對亞太地區的“忽略”表現在多個方面：美國未再發布任何專門關于亞太地區的戰略報告；2002年和2006年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涉及亞太地區的內容非常有限；美國總統和政府高官對亞太地區多邊論壇的重視下降，參與次數減少。小布什總統曾在2007年取消了紀念美國與東盟關系三十周年的領導人峰會，國務卿康多莉紮·賴斯（Condoleezza Rice）曾兩度錯過東盟地區論壇。
美國與亞太地區各國的安全關系有調整，但主要是服務于反恐和防擴散這兩個政策目標。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均以某種方式參加了與美國的反恐合作。美印防務合作關系也得到顯著提升，美國期待印度承擔更大的全球責任。
小布什政府對亞太地區的“忽略”引發亞洲問題專家的警覺、擔憂和呼籲，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L. Armitage）和約瑟夫·奈（Joseph S. Nye）在2007年2月發表第二份“阿米蒂奇—奈報告”。該報告稱：如果美國與亞洲的接觸仍然是偶發的而非持續的，如果沒有高層官員的參與，亞太地區等級制權力有可能從美國轉向其他國家；如果中國持續拓展在本地區的影響力，美國的影響力將逐漸被侵蝕，美國應積極參與亞洲相關的所有事務，強化美日同盟，並探討美、日、印以及美、日、澳三邊合作的可能。
從1990年老布什政府考慮調整亞太安全戰略到克林頓政府延續老布什政府的調整，再到2009年1月小布什兩屆總統任期結束，美國對亞太安全戰略的“兩次”調整僅能算作一次調整。從1990年到2001年初，美國亞太安全戰略調整的主要目的是適應國際形勢和大國關系的新變化，向後冷戰時代過渡。然而，這種調整範圍和幅度比較有限，並因地區安全形勢的新變化而宣告終止，這是一次“半途而廢”的調整。從2001年初到2009年初，美國聚焦反恐並兼顧防擴散，亞太地區在很大程度上被小布什政府“忽略”了。總體來看，冷戰雖然已經結束，但亞太地區的冷戰安全架構被繼承並延續下來。
三、美國重返亞太（2009年至今）：冷戰架構的強化與固化
美國亞太安全戰略前兩次調整的範圍和幅度有限，且“半途而廢”，第三次調整是實質性的、根本性的，它始于2009年奧巴馬執政以後，並延續至今。奧巴馬在總統大選期間明確提出，反恐戰爭削弱了美國的安全、世界地位、軍隊和經濟，因此要終結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重建聯盟以應對21世紀的挑戰。2009年初，奧巴馬執政後啓動了退出反恐戰爭和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兩個進程，退出反恐戰爭的過程並不順利，重返亞太同樣充滿波折。特朗普執政後延續了這兩個進程，退出反恐戰爭的決心大增，聚焦亞太和中國的力度顯著加大。拜登執政後，美國以全政府、全手段的方式繼續聚焦亞太地區，亞太安全戰略呈現出新的形態。
（一）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政策目標越來越明晰
美國政策目標調整經曆了一個漸進的過程。從冷戰時期針對蘇聯、應對朝鮮半島局勢，到後來關注亞太地區內的安全挑戰，再到完全轉向應對所謂的“中國挑戰”，美國亞太安全戰略指向的目標愈發明晰。奧巴馬執政後，美國內政外交的核心任務是重建其力量與影響力，即國家振興和全球領導（National Renewal and Global Leadership）。具體到亞太地區，美國希望通過與亞太盟友合作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諸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恐怖主義、氣候變化、海盜、流行病、網絡安全等。振興國家需要奧巴馬政府聚焦國內議程，維持全球領導力則需要美國發揮主要作用，爲維系兩者之間的平衡，美國需要中國和俄羅斯等大國在多項議題上的協調與協作，以實現美國在朝核、伊核、氣候變化、無核世界、退出反恐等重大議題上的政策議程。在此種背景下，中美爭議雖然有增無減，但合作仍然是雙邊關系的基調。例如，2010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中國是21世紀具有影響力的中心之一，美國要與中國發展積極的、建設性的和全面的關系；中美之間的分歧不應該阻礙兩國在擁有共同利益的問題上開展合作，因爲中美務實而有效的關系對于應對21世紀的主要威脅至關重要。
特朗普執政後，美國對國際形勢和自身狀況的認知發生了顯著變化，以合作爲基調的中美關系隨之經曆重大轉變。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提出，過去二十年，美國的政策假設是通過接觸、融入國際機制、全球商業，將競爭對手轉變成溫和的行爲體和可信的合作夥伴，但這種假設已被證明是錯誤的，中國和俄羅斯挑戰美國的權勢、影響力和利益，試圖侵蝕美國的安全和繁榮，它們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而印度—太平洋地區是地緣政治競爭的關鍵地區。與中國展開戰略競爭，成爲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亞太安全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的關鍵詞之一。在特朗普執政期間，中美之間的分歧凸顯、競爭加劇、合作弱化，“關稅戰”和“科技戰”沖擊雙邊經貿關系的基礎，輿論鬥爭對雙邊關系産生消極影響，2020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則進一步使雙邊關系螺旋下降。
拜登執政後，中國成爲美國界定其國家安全戰略的關鍵詞。美國將中國稱爲“唯一有能力將其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結合起來，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構成持續挑戰的競爭對手”，拜登政府試圖用中國來界定美國內政和外交政策的重心。盡管拜登政府尚未正式發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但在2022年2月發布了《美國的印太戰略》報告。該報告與以前大不相同，20世紀90年代四份“東亞戰略報告”均由國防部長簽發，2018年白宮擬定的僅僅是“美國的印太戰略框架”，2022年的這份報告已經提升到國家戰略層次，由白宮發布。這份報告面向印太地區，並沒有直接指向中國，但字裏行間以及涉及印太地區的每一項政策行動無不與中國密切相關，這也恰恰體現了報告主旨：“我們的目標不是改變中國，而是塑造中國運作的戰略環境，在世界上建立一種最有利于美國、我們的盟國和夥伴，以及我們共享的利益與價值觀的影響力平衡（Balance of Influence）。”2022年3月底，美國國防部在提交給國會的報告中將中國列爲國防和軍事戰略的核心目標，提出要應對中國這個最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和日益迫近的挑戰。在亞太地區防範中國顯然已經成爲美國從政治、經濟到軍事、外交的首要政策目標。
（二）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實施手段更加豐富多元
冷戰結束初期，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主要手段是軍事同盟以及與之匹配的軍事基地和前沿駐軍，後來美國強調經濟與安全的聯動性，重視經貿合作，以經濟促安全。從奧巴馬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國實施亞太安全戰略的手段更加豐富、多元，囊括了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所有政策工具。
美國調整防務重點，增加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2011年11月，奧巴馬在訪問澳大利亞期間宣布，未來將在達爾文輪換部署2500名海軍陸戰隊隊員，這是越南戰爭結束以來美國首次增加在澳的軍事部署。美國大幅提升了關島軍事基地的地位，使之成爲太平洋上最大的燃料庫、彈藥庫、訓練場，以及戰略轟炸機、偵察和反潛基地。2012年6月2日，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Leon Panetta）參加香格裏拉對話期間宣布，美國將把60%的海軍艦只部署到亞太地區。此後，美國有六成的各種軍事力量逐漸轉移到亞太地區。美國未來還可能將更多戰略資産部署到亞太地區，包括航空母艦編隊、核潛艇、戰略轟炸機、導彈防禦系統，甚至陸基中程導彈等。
美國進一步加強同盟關系，強化對盟國的防衛義務。2012年9月，日本宣布釣魚島“國有化”，導致中日在東海的較量升級，美國隨之以各種方式強調同盟關系的可靠性，以安撫日本。2013年11月，中國宣布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美國隨即派兩架B-52戰略轟炸機飛越挑釁。2014年4月24日，奧巴馬總統在訪日期間宣稱，《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于日本管轄的所有領土，包括釣魚島。在朝核形勢趨于緊張的時候，美國向日本重申其“延伸威懾”的可靠性和可信性。美日進一步增強導彈防禦合作，聯合研發、生産和部署導彈防禦系統，諸如部署配備“標准-3”型導彈的“宙斯盾”驅逐艦和陸基“愛國者-3”型導彈防禦系統。美韓同步加強防務合作，頻繁舉行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根據朝鮮半島形勢變化延遲戰時指揮權交接；美國還以朝鮮導彈威脅爲由，在韓國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
美軍在亞太地區“展示武力”的行動顯著增加。無論是在朝鮮半島、東海、台海，還是在南海局勢升溫的時候，美國都以各種方式顯示其軍事存在，諸如派遣更多航母編隊進入亞太地區、以更高頻次和更高調姿態在該地區的敏感空域和海域等開展所謂“航行自由行動”等。
美國與亞太各國建立新型軍事關系，主要包括新加坡、越南和其他東南亞國家，以確保美軍在亞太地區的准入、補給和維護。美軍在撤出菲律賓的海軍基地後，將後勤轉移到了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能夠爲美國的航母編隊提供停靠和補給服務。美越軍事關系呈現出日益升溫趨勢；美國與印度的防務合作更是逐年增強。美國與東南亞以及南亞各國的軍事合作主要包括港口訪問、海空軍的維護與維修設施的准入、訓練和聯合演習等。
美國同時建構所謂的“志願者同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在亞太政治、經濟與安全事務上與多國開展協調與協作。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簡稱QUAD）啓動很早，但最初僅是非常松散的夥伴關系或協調機制。特朗普執政後，美國重新開始重視QUAD，雖然其外交和政治性姿態針對中國的色彩日益鮮明，但沒有采取太多實質性的政策行動。拜登執政後，美國在較短時間內采取了多項協調行動，試圖讓QUAD成爲“印太”安全戰略中的核心內容。2021—2022年，四國領導人連續舉行多次峰會，協調彼此的立場和政策議程。此外，美英澳三國在2021年9月15日發表首腦聯合聲明，宣布建立升級版三邊安全夥伴關系（AUKUS），在防務安全相關的多個領域開展合作，支持澳大利亞獲得核動力潛艇。在高新技術領域，美國推動亞太地區以及歐洲各國協調立場，試圖重構供應鏈，排斥中國參與，排除中國的影響。在經貿領域，拜登總統在2022年5月下旬訪問亞洲期間提出了“印太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簡稱IPEF），吸引13個國家共同參與。美國同步增加了對東南亞國家和太平洋島國的投入和支持，包括6月24日宣布與澳大利亞、日本、新西蘭、英國成立“藍色太平洋夥伴”（Partners in the Blue Pacific，簡稱PBP）的非正式機制等。
（三）美國顯著調整與亞太盟友的分工
如前所述，美國最初的亞太安全戰略從構成上看包含多個雙邊同盟關系，但實質上屬于一種等級制結構，分工相對簡單明確：美國是樞紐，爲盟國提供安全防衛義務，而盟國爲此目的提供輔助和支持。在冷戰結束後調整亞太安全戰略的過程中，美國曾試圖調整與盟友的分工，特別期待讓日本在亞太地區發揮更大作用，1997年將美日合作拓展至“周邊事態”即爲重要舉措之一。此後，美國部分前政府官員和智庫專家學者嘗試推動美日同盟的深度調整，讓日本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發揮更大的作用，但美國轉向反恐打斷了這個進程。在小布什第二任期末，第二份“阿米蒂奇—奈報告”提出，美國“單極”管理亞太是不現實的，這不利于美國調整其角色以適應亞洲的新現實，最好的情況是美國維系其在亞太地區的力量、承諾和領導作用，其他國家積極參與地區事務。這種調整美國與亞太盟友分工的構想在奧巴馬執政後逐步轉變爲政策行動。
美國調整與亞太盟友分工的思路主要體現在《2011年美國國家軍事戰略：重新定義美國的軍事領導地位》報告之中。這份報告認爲，國家相對權勢的變遷和國際秩序中日益增強的相互連接預示著一個“戰略拐點”（A Strategic Inflection Point），美國需要針對日益複雜的戰略環境調整美軍的領導方式，即美軍將扮演協調者、賦能者、召集者和保證者（Facilitator, Enabler, Convener and Guarantor）的角色。所謂“協調者”是指與其他政府部門和機構進行協調，扮演支持和輔助的角色；所謂“賦能者”是指幫助其他國家提升能力；所謂“召集者”是指美國協助其他盟友之間加強聯系、深化合作；所謂“保證者”是指美國協同或者單獨行動，發揮安全保證者的作用。簡言之，美國試圖采用全政府方式應對安全挑戰，並將幫助盟友增強自身能力，協助盟友超越彼此紛爭，聚焦共同挑戰並增進安全合作。美國希望優化自身軍事力量的“存量”，即調整不同軍兵種之間的資源配置以及不同地區之間的軍事力量分布，聚焦戰略重點。美國更希望幫助和推動盟友擴大軍事“增量”，讓盟友有更強能力實現“自保”從而減輕美國的負擔，美國則因此能夠騰出更多資源聚焦主要對手，或者協助盟友共同應對地區安全挑戰。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爲了理順同盟合作關系，曾試圖在日本和韓國之間扮演“召集者”角色，敦促兩國抛開曆史和領土爭議，建立美日韓三邊合作。美國在軍品貿易問題上逐步放松了對日本和韓國的限制，協助兩國增強軍事實力。
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體現了同樣的邏輯思路。從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Ashton Carter）在2015年4月和2016年9月的兩次重要演講中大致可以觀察到該戰略的演進過程：第一階段，從2011年開始，美國將部分軍事力量向亞太地區轉移；第二階段，從2015年開始，美國升級亞太地區軍事力量，將更優質的戰略資産部署到該地區，並增進與本地區各國軍事力量的合作；第三階段，從2016年開始，美國鞏固前兩個階段的成果，繼續增強美軍優勢，以最終構建“基于原則的包容性安全網絡”（Principled and Inclusive Security Network）。
特朗普執政期間，美日、美韓因爲防務費用分擔問題産生較多抵牾，同盟分工調整受到影響。拜登執政後，美國在同盟分工問題上取得明顯進展。2022年5月下旬，拜登總統訪問韓國期間兩國發表《美韓領導人聯合聲明》，宣布致力于發展全球性全面戰略同盟關系（Global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Alliance），韓國將承擔更大的地區和全球責任，雙方將增強在亞太地區的協調與合作，包括在南海和台海地區的合作等。拜登總統在訪問日本期間也發表了類似聲明，美日關系被稱爲“自由和開放印太地區的基石”，美國和日本是“全球夥伴”，雙方致力于推進“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建立面向未來的雙邊關系，日本則決心從根本上加強防衛能力並實質性增加防衛預算等。美澳防務合作調整力度更是空前，美國增加了在澳大利亞的軍力部署、港口訪問、設施准入，推動澳大利亞更多參與亞太安全事務等。美印防務合作在過去十年中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美印簽署了多項防務合作協議，雙方在軍火貿易、技術轉讓和聯合軍事演習方面的合作均取得了非常重要的進展。
美國調整同盟分工的另一個重要舉措是推動歐洲各國介入亞太事務，這是拜登政府地區安全戰略的重大變化之一。《美國的印太戰略》稱，包括歐洲在內的美國盟友和夥伴日益將關注點轉向印太地區，美國意識到歐盟發揮地區作用的戰略價值，美國將在印太和歐洲大西洋之間架起橋梁，以類似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系這樣的新形式團結印太和歐洲的夥伴國家。俄烏沖突爆發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官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立即出面澄清，美國聚焦印太地區的政策未改變，能夠同時應對兩個地區的事態。2022年5月9日，坎貝爾在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演講中稱，美歐圍繞印太事務的對話層級前所未有，他與歐洲夥伴探討印太事務的時間比與印太夥伴討論印太事務的時間還要多。美國試圖推進歐洲與印太各國更高層次的協調與協作，而非像以前那樣將兩者分開處理。
調整與盟友的分工是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重要變化，包括美國將其他地區的軍事力量向亞太地區轉移，美國在亞太地區繼續擴大軍事“增量”，協助盟友增強自身軍事能力，以及動員歐洲各國介入印太事務，等等。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等級制結構正轉向更加扁平化的狀態，美國仍然是至關重要的角色，但可用較少的投入完成更大的力量動員，從而達到“幕後領導”（Leading from Behind）的效果。
（四）美國亞太安全戰略覆蓋的地理範圍拓展到本地區的每一個角落
冷戰結束後，美國亞太安全戰略主要關注東亞或東北亞，對東南亞或澳大利亞、新西蘭的關注很少，提及太平洋島國的內容更是非常有限。奧巴馬執政時期，美國提出“重返亞太”，“重返”的重點是東南亞地區；奧巴馬執政後期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在地理上更多指向第一島鏈或者西太平洋地區。
特朗普執政後，“印太”開始取代“亞太”進入美國官方文獻。2017年11月，特朗普赴越南參加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袖峰會時明確提出“自由和開放的印太”，當時他強調的是經貿問題和經貿規則。在同年12月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關于地區的劃分開始出現“印太”一詞；報告稱印太地區正出現關于國際秩序的地緣政治競爭，這個地區範圍從印度的西岸一直延伸到美國的西海岸。2018年2月，特朗普政府擬定的戰略被稱爲“美國的印太戰略框架”。2019年6月，美國國防部發布《印太戰略報告：准備、夥伴關系和促進地區網絡化》，報告述及的國家和地區涵蓋了亞太和印度洋地區的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同年11月，美國國務院發布《一個自由和開放的印太：推進共同願景》報告，闡述美國推行該戰略所取得的進展。
拜登執政後，印太成爲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地區安全戰略、國防戰略和軍事戰略的重心，美國的各項政策均直接或間接與印太相關，均從屬或服務于印太戰略。《美國的印太戰略》報告宣稱：美國將聚焦本地區的每一個角落，從東北亞、東南亞到南亞和包括太平洋島國在內的大洋洲；該地區人口超過世界總人口的一半，經濟占全球國內生産總值的60%，全球經濟增長的2/3源自本地區，本地區占世界65%的海洋和25%的陸地。自此，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地理範圍實現了從陸地到海洋的全覆蓋。
美國爲什麽使用“印太”這個概念？按照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國務院官員的解釋，這主要是因爲印度在太平洋、東亞和東南亞的作用越來越大，讓印度發揮重量級的作用符合美國和這個地區的利益。或許同樣重要的原因是，將太平洋和印度洋連在一起更多強調海洋的連通性，這一概念包含非常明顯的經濟、能源以及所謂的“航行自由”等規則內涵。經過不斷調整和變化，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或者“印太”戰略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是“佯裝”爲地區戰略的大國對抗戰略，逐步回歸並強化冷戰架構，從冷戰時期針對蘇聯轉向當下應對中國。
結語：亞太安全冷戰架構的固化、強化與中美戰略競爭
美國亞太安全戰略變遷與中美關系演變同頻共振，前者恰恰是後者性質和狀態的體現。老布什執政期間適逢國際形勢劇變關鍵時期，即使中美關系面臨重大挑戰，美國仍希望維持具有戰略意義的雙邊關系，以推動中國重新走向“經濟改革和政治自由化”的道路。冷戰結束給美國帶來巨大的自信，自由民主似乎是“人類意識形態演化的終點”和“人類政體的最後形式”，曆史似乎要終結了，美國從此進入（與各國）“接觸”以“擴展”（民主）（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的時期。美國推動中國融入國際社會和參與相關國際機制，希望中國走向美國期待的方向。1996年的《一項接觸與擴展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稱：一個穩定、開放、繁榮和強大的中國對美國和本地區的美國盟友很重要；穩定和開放的中國更可能與其他國家合作、促進本地區和平；繁榮的中國能夠爲美國的商品和服務提供一個不斷擴大的市場，因此，美國對華采取全面接觸的政策，旨在將中國納入國際社會，並成爲負責任的一員。
無論是冷戰結束前後中美蘇戰略大三角尚存的余溫，還是冷戰結束後“改造”中國的熱望，都讓美國有很強的動力推動其亞太安全戰略從冷戰架構向冷戰後時代過渡。原來的蘇聯威脅已不複存在，而中國將是潛在的合作夥伴；環顧亞太地區，唯有朝鮮半島的核擴散隱患、亞洲各國國內事態以及東南亞的緬甸局勢是美國的關注重點，亞太安全戰略的重點是防範地區偶發事態，而不再是應對任何地區或全球大國。即使在1995年擱置了原來的前沿駐軍裁減計劃，美國也更傾向于優先處理中美關系，而將美日同盟放在相對次要的位置。中美兩國在諸如核與導彈擴散、台海、人權、經貿等議題上的分歧沒有因此減少，但美國處理分歧的方式是對話與協商，而非施壓與脅迫。與此同時，美國還尋求中國幫助以解決地區安全議題和其他全球性問題。小布什執政期間，美國大致延續了克林頓政府的對華“接觸”戰略。中美經貿關系顯著增強，美國期待中國在諸多地區和全球性議題上成爲美國的合作夥伴，讓中國成爲“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在此種情形下，深陷反恐戰爭的美國沒有動力也無暇對其亞太安全戰略作進一步調整。
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頓政府將中國視爲可“塑造”的國家，小布什政府將中國當成合作夥伴，而奧巴馬政府既將中國當作合作夥伴，也要提防中國日益強大對美國構成的挑戰。奧巴馬政府對中國采取了一套複雜的政策組合：繼續與中國發展積極的、建設性的和全面的關系；歡迎中國發揮負責任的領導作用；防範中國軍事現代化在地區和全球層面損害美國及其盟友的利益；利用新建立的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處理雙邊關系中的爭議與分歧。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對華“接觸”和“防範”的力度同步加強，中美關系進入不確定階段，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外交和軍事投入顯著加強。
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的顛覆性調整開啓了中美戰略競爭的時代，雙邊關系進入新階段，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隨之發生改變。此時的美國顛覆了中美建交以來的對華戰略邏輯，即不再相信美國能夠通過任何方式“改造”或者改變中國，轉而認爲強大的中國已經成爲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正在挑戰美國的權勢、影響力和利益，侵蝕美國的安全與繁榮。中國甚至可能在印太地區取代美國，拓展國家主導的經濟模式，重構亞太地區秩序，在地區乃至全球層面挑戰美國。
拜登政府視中國爲“系統性挑戰”、全能型選手，用中國界定其戰略方向、資源投放以及內政外交重點。美國官員和國會議員涉華言論具有非常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以各種方式粗暴幹涉中國內政，用施壓和制裁的方式處理中美之間的爭議，對中國官員、政府機構、企業和個體采取各種制裁措施。同時，美國強化對華出口管制，推動技術“脫鈎”，中美人文和教育交流也受到嚴重沖擊，官方對話溝通渠道收窄，中美從政府到民間彼此惡感和敵意不斷螺旋上升，中美圍繞台海和南海問題的互動則潛藏十分嚴重的意外和沖突風險。
聚焦印太地區、聚焦中國方向成爲拜登政府充實印太戰略的出發點和歸宿。美國將軍事戰略的重點轉向亞太地區，不斷增加在本地區的軍事存在和戰略資産。美國在亞太地區原有的“軸輻體系”不僅沒有弱化，反而不斷強化和固化。美國還不斷拓展諸如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系、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之類的新型多邊安全合作架構，提出諸如重建更美好的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簡稱B3W）、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夥伴關系（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簡稱PGII）、印太經濟框架、藍色太平洋夥伴等全球性和地區性新型倡議，與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合作深度拓展到政治、經濟、技術和安全等所有領域，致力于建構排斥中國的制度安排。
至此，冷戰結束後一波三折的亞太安全戰略調整似乎找到了新方向，美國曾經用來應對蘇聯的政策工具正全面轉向應對中國。美國將中美之爭界定爲所謂的民主與威權的較量，將經濟關系安全化和意識形態化，推動本地區建構新的准同盟關系，鼓動歐洲國家關注並介入印太事務。拜登政府所有的政治、經濟、外交和軍事行動都是爲了影響本地區其他國家的政策選擇，進而“塑造”中國的外部環境，因而具有與中國進行系統性對抗的意味。此種戰略與冷戰時期美國對蘇“遏制”戰略高度相似，美國似乎在推動“世界分裂成兩個陣營，地球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建造兩個獨立的、相互競爭的世界，每個都有自己的主導貨幣、貿易和金融規則、自己的因特網和人工智能能力以及自己的零和地緣政治和軍事戰略”。
美國嘗試通過建構一套非常理想、特別宏大的印太戰略和對華戰略，以便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美國此次印太安全戰略調整具有系統性和全面性，並將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保持連續性。美國的印太戰略或者對華戰略能否奏效？答案並不單純取決于美國的戰略規劃，還將受到其他因素的深刻影響。
第一，在新的地區安全戰略中美國特別重視盟友的作用，但盟友對美國政策延續性的疑慮將難以消除。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國針對所有國家大打“貿易戰”和“關稅戰”，對盟友也不加區別；爲迫使盟國承擔更大防務責任，特朗普政府不惜威脅撤出前沿駐軍。如今，雖然拜登政府重視同盟作用，但特朗普以及特朗普代表的部分共和黨勢力仍將在很長時間內影響甚至左右美國政局和內外政策，盟友有理由懷疑拜登之後美國政策的延續性。
第二，美國動員盟友響應或支持其對華政策議程，但美國的政策重點在于國內重建，缺少爲盟友提供“公共産品”的政治意願和實際能力，這將弱化美國地區安全戰略的效用。特朗普政府強調“美國優先”“讓美國再次偉大”，拜登政府則強調“投資”國內，本質上美國的政策重點仍將是國內重建，這限制了美國在對外戰略中投入的時間與資源。迄今，美國已經提出了很多合作框架或者全球性和地區性倡議，但內容皆較爲寬泛，並不具有法律約束力，更多屬于“志願者同盟”性質，美國對這些合作框架或倡議的投入非常有限，未來能否顯著增加投入也很不確定。
第三，美國的盟友與中國有較爲複雜的政治、經濟和外交關系，中國與這些國家的紐帶仍然較爲堅韌，並不會因爲美國的動員而發生快速轉變。不僅如此，美國與其盟友在對華政策上的利益並不完全重合，而且中國也有能力反向塑造這些國家的政策與行動。因此，中國、美國以及美國的盟友之間將有非常複雜的博弈，博弈的結果將決定美國的地區安全戰略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從理想轉化爲現實。
第四，近期歐亞大陸安全形勢的劇變將掣肘美國印太戰略的實施。雖然拜登政府一再澄清美國不會因爲俄烏沖突而減少對印太地區的投入，但歐亞大陸的事態如何影響美國的印太戰略仍值得觀察。曆史地看，突發事件通常會顛覆大國的戰略規劃以及大國關系的發展軌迹。2001年6月9日，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在發給常務副國防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等人的備忘錄“雪片”（snowflake）中探討了種種“戰略意外”（strategic surprises）情形，其中包括恐怖分子或者“流氓國家”對美國城市的生化攻擊，但並沒有料到三個月後會遭遇九一一事件。在過去百年國際形勢演進中已經發生過很多影響深遠的“黑天鵝事件”，未來同樣無法排除類似“戰略意外”。
因此，雖然美國地區安全戰略曆經調整最終回歸三十余年前的冷戰架構，但中美關系卻未必會重複美蘇冷戰的老路。
本文刊發于《國際安全研究》2022年第5期，第30-52頁，注釋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