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爲鑒，經濟突圍靠産業，大國崛起看轉型，加速轉型仍將是我國頭等要務。
沿著相似的發展路徑，亞洲“四小龍”相繼崛起，又逐漸面臨相似的轉型壓力
1960年代後，受益于全球産業遷移，亞洲“四小龍”相繼崛起、趕超式發展。1960年代後，全球制造業中心由日本向“四小龍”轉移；出口導向戰略下，“四小龍”大量承接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産業。經過20多年趕超發展，“四小龍”工業化率普遍由20%以下升至35%左右，占全球GDP比重由0.5%升至2%。
1980年代後，傳統競爭優勢逐漸弱化，亞洲“四小龍”面臨相似的轉型壓力。一方面，“四小龍”勞動力成本持續擡升，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普遍提高到40%左右；另一方面，外貿摩擦加劇、本幣大幅升值，“四小龍”勞動密集型産業出口明顯萎縮，工業化進程放緩，拖累貿易和GDP增長，經濟結構亟待轉型。
“四小龍”分頭突圍，新加坡香港轉向現代服務業，韓國台灣轉向中高端制造
“四小龍”根據自身禀賦和産業基礎，加快轉型、“分頭突圍”。其中，新加坡和香港立足區位優勢，由傳統制造業轉向航運、貿易、金融等優勢服務業，一度成爲全球最大港口（外貿依存度都在300%以上）；也是僅次于紐約、倫敦的兩大全球金融中心。近年來，新加坡服務業占GDP比重長期保持在70%以上；香港則幾乎不再保留傳統制造業，服務業貢獻了超過90%的GDP和就業人口。
不同于新加坡和香港，台灣謀求向中高端制造業轉型、但遭遇瓶頸。轉型初期，台灣重點培育電子類技術密集型産業，電子元件占制造業比重接近20%，高科技産品占出口比重達50%。但是，由于台灣對研發缺乏投入、新興産業培育不足，深化轉型遭遇瓶頸、拖累經濟增長，在半導體等多個領域逐漸被韓國趕超。
韓國經驗昭示，經濟突圍靠産業；保持定力、加速轉型，仍將是我國頭等要務
韓國成功轉型、實現突圍，技術進步推動創新型增長、産業加速邁向中高端。1990年代起，韓國在大量引進海外技術基礎上，加大教育開支和研發創新力度；2015年韓國研發投入強度高達4.2%、明顯高于美日，PCT專利申請量升至全球前5。以半導體等爲代表的先進制造成爲韓國支柱産業，推動經濟實現轉型。
亞洲“四小龍”的興衰曆程顯示，經濟突圍靠産業，大國崛起看轉型。我國趕超階段的發展路徑，與“四小龍”高度相似；進入轉型階段後，面對當前內部轉型壓力和外部貿易摩擦沖擊，不能改變結構轉型、産業升級的大方向。加快創新研發投入，加速新興産業培育，保持定力、加速轉型仍將是我國頭等要務。
亞洲“四小龍”與工業化趕超階段的中國，發展路徑高度相似；進入轉型階段後，“四小龍”沿著不同的轉型路徑、“分頭突圍”，結局各不相同。本文是長江宏觀“結構主義·轉型爲鑒”系列的第4 篇報告，回顧亞洲“四小龍”的興衰，爲當前中國轉型提供啓示。
受益于全球産業遷移，亞洲四小龍相繼崛起
1960年代，全球分工深化催生新一輪産業大遷移
1950年代以來，國際分工不斷深化，全球産業價值鏈逐漸形成，以亞洲“四小龍”爲代表的價值鏈中低端生産型經濟體，開始深度參與全球分工。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爆發加速了發達經濟體的産業轉型，在貿易全球化和通信網絡化的背景下，國際分工進一步深化，不同經濟體憑借著各自要素禀賦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形成全球價值鏈。以手機爲例，手機的研發、生産、裝配、銷售等環節，在不同經濟體間進行分工：創新密集型經濟體負責手機研發，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經濟體負責配件生産，勞動密集型的生産型經濟體負責整機裝配，最終由掌握銷售渠道的經濟體進行銷售和售後服務。
全球分工模式下，“産業轉移”不斷發生；1960年代，全球制造業中心逐漸由日本向亞洲“四小龍”轉移。以美、歐等爲代表的發達經濟體，技術和資本密集程度較高，但勞動力價格相對昂貴；在全球化大生産背景下，發達經濟體逐步將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中低端制造業，轉移到勞動力價格相對低廉的發展中經濟體。1950年代以來，共發生過四次大規模産業轉移，全球制造業中心依從美國轉移到德國和日本、亞洲“四小龍”、中國東部沿海地區，以及部分東南亞國家。其中，1960年代開始的第二次全球産業大轉移，是亞洲“四小龍”開始崛起的重要外部推動力。
日本的産業轉出，也是在自身産業結構升級的背景下發生的。1950年代，在美國的援助下，日本經濟迅速恢複至戰前水平，工業化進程持續加快。伴隨著經濟向更高水平發展，日本勞動力成本出現快速擡升，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從40%提高到55%左右。産業結構也發生明顯變化，鋼鐵、機械設備等資本密集型産業逐漸成長爲支柱産業，食品制造、紡織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占比則持續下降。這些勞動密集行業從日本遷出，形成了第二次産業大轉移。在産業轉移過程中，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新加坡成爲産業的主要承接地。
依托改革和人口紅利，亞洲四小龍承接遷移産業
亞洲“四小龍”能夠有序承接來自日本的轉移産業，與其良好的工業化基礎和政策環境密不可分。二戰結束後，亞洲“四小龍”普遍以經濟建設爲中心，通過産業、投資、貿易、改革等各類政策，促進生産、恢複經濟，奠定了工業化發展的良好基礎。其中，1946年中國香港恢複貿易自由港地位，對幾乎所有商品免征關稅；1961年新加坡成立經濟發展局（EDB），負責整體工業和經濟發展戰略，首創工業園區發展模式。中國台灣和韓國也積極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並大規模獎勵投資、積極引進外資。
亞洲“四小龍”能夠承接産業轉移的另一個關鍵特征，在于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供給。二戰後，“四小龍”內部局勢穩定、經濟複蘇較快，人口開始高速增長。1960年代後，伴隨前期“嬰兒潮”人口逐漸成年，“四小龍”適齡勞動人口占比開始快速提高。以韓國爲例，1970年代，當日本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達到55%時，韓國尚不足35%、勞動力成本優勢較爲顯著。勞動力的持續增長和相對低廉價格，使得亞洲“四小龍”在國際大分工中，具有明顯的勞動力資源禀賦優勢，人口紅利持續釋放。
依托人口紅利，産業轉移過程中，亞洲“四小龍”主要承接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産業。1960年代起，憑借前期改革帶來的良好經濟基礎，以及人口增長帶來的人口紅利，亞洲“四小龍”承接和發展了大量中低端制造業，尤以紡織、服裝、皮革、食品等勞動密集型産業表現最爲突出，占制造業比重持續提升，成爲經濟主導産業。1970年代，中國香港紡織服裝業占制造業比重超過40%；中國台灣和韓國占比最高的産業也是紡織服裝業，占比均超過25%；新加坡産業起步相對較晚，但在1963-1973十年間，紡織服裝業占制造業比重也增長了4倍多。
出口導向模式下，加速工業化、實現趕超式發展
1960年代中期，“四小龍”主動進行政策調整，由進口替代戰略陸續轉向出口導向戰略。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新加坡、韓國、中國台灣爲了保護國內幼稚産業，均曾實行過進口替代戰略，通過設置關稅壁壘、限制進出口等措施，保護國內産業免受外部沖擊。1960年代中期，“四小龍”陸續轉向出口導向戰略，包括改革彙率制度、放寬進出口限制、取消進口配額、降低關稅壁壘等。例如，新加坡多次下調關稅，截至1978年，新加坡的關稅水平僅爲東盟整體水平的22%。“四小龍”還通過設立出口加工區/産業園區/出口自由區、補貼和獎勵出口、對出口企業提供金融與財政支持等方式，鼓勵對外貿易。
出口導向政策下，“四小龍”出口快速增長；其中，勞動密集型産品出口占比提升較快。“四小龍”中，明確提出“出口第一主義”、“貿易立國”口號的韓國，出口增長最快，1960-1970年代年均出口複合增速高達45%；中國台灣也保持了25%以上的出口增速。伴隨出口高速增長，“四小龍”的外貿依存度也在持續提高，中國台灣從1955年的22%提高到1980年的102%。在“四小龍”出口産品中，勞動密集型産品占據主導地位，例如，1970年韓國商品出口占比最高的3項均爲勞動密集型産品，僅紡織品占比就超過40%；中國香港出口商品中，紡織和服裝産品合計占比也超過了45%。
出口拉動下，“四小龍”工業化進程明顯加快，經濟高速增長，實現趕超式發展。“四小龍”工業化率從1960年的普遍不足20%，持續增長到1980年的35%左右。制造業提供的就業人數也持續提高，1980年中國香港制造業就業人數占總人口比重18%，是1950年的4倍。以制造業發展爲核心，“四小龍”加速工業化進程，1960年代起，“四小龍”GDP增速顯著高于全球總體水平，占世界GDP比重從1960年代的0.5%左右，提高到亞洲金融危機前的3.6%以上。和東南亞其他國家相比，“四小龍”通過積極推行出口導向型政策，促進相關出口産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産業發展，提高工業化水平、推動國民經濟增長，最終實現經濟的趕超式發展。
相似的經濟轉型壓力，不同的轉型路徑選擇
1980年代，競爭優勢弱化，四小龍面臨轉型壓力
伴隨“四小龍”經濟發展水平提升，部分競爭優勢逐漸弱化，首當其沖的是勞動力成本的持續提升。1980年代，“四小龍”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普遍提高到40%左右，中國台灣甚至高達50%、接近日本水平。從1970年代下半葉開始，韓國的勞動力支出增速就開始超過企業盈余增速和名義GDP增速，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四小龍”勞動力成本提高主因制造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勞動力成本上升。以中國台灣爲例，1980年代服務業的勞動力成本始終穩定保持在55%，而制造業勞動力成本卻不斷增長，1990年代已超過服務業；其中，紡織服飾、木制品、食品等勞動密集型行業，成本上升最爲顯著。
制約“四小龍”發展的另一個因素是人口規模和經濟體量較小，內需空間不足。1980年，“四小龍”總人口規模占全球1.4%，總經濟體量占全球1.3%，相較于中、印的人口規模和美、日的經濟體量，差距較爲顯著。同時，“四小龍”投資驅動型的發展模式，使得居民消費能力培育相對不足，內需增長相對偏弱，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消費品産業的內部擴張，電視機、洗衣機等設備的家庭普及率在1980年代均已超過80%。
除了內部因素，貿易摩擦加劇、貨幣大幅升值，使得“四小龍”外貿環境也出現了明顯的惡化。1985年“廣場協議”後，新台幣、韓元、新加坡元均對美元顯著升值，尤以新台幣對美元升值幅度最爲顯著，升值幅度高達60%。美國是“四小龍”最重要的出口國之一，本幣對美元的快速升值使“四小龍”對美出口持續承壓。此外，韓國、中國台灣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也持續升溫。統計美國進行301調查次數來看，韓國和中國台灣位居全球前五位，總計17次；其中，12次出現在1980年代，最終多以韓、台對美妥協告終。貿易摩擦持續影響下，韓國、中國台灣的對外貿易優勢進一步受到壓制。
經濟發展進入階段瓶頸期，四小龍亟待轉型升級
隨著傳統競爭優勢弱化，“四小龍”勞動密集型産業出口明顯萎縮，並拖累整體貿易增長。1980年代起，勞動力成本上升和貿易環境惡化，導致“四小龍”逐漸失去勞動密集型産業的出口競爭優勢。1960-1990年間，中國香港的紡織業和制衣業占出口比重總計下滑約15個百分點；韓國紡織服裝業占出口比重也由1970年的40%以上，回落至1980年的20%以下。伴隨勞動密集型産業出口下行，“四小龍”貿易增長也受到明顯拖累，外貿依存度在1980年代顯著回落，淨出口對GDP貢獻也持續下降。
伴隨勞動密集型産業出口萎縮，“四小龍”整體工業化進程也逐漸陷入停滯。作爲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四小龍”的産業發展高度依賴于對外出口。在勞動密集型産業出口持續承壓的背景下，“四小龍”勞動密集型産業占比趨于回落。例如，“四小龍”紡織服裝業占GDP比重從1980年代起快速下滑，平均占比從1987年的5.2%，降至1997年的1.4%。隨著勞動密集型産業持續衰落，“四小龍”的工業化進程也陷入停滯。1980年代中後期，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的工業化率，短短幾年間下降超過10個百分點。
工業化進程放緩，使得“四小龍”增長遭遇瓶頸，經濟結構亟待轉型。1980年代，“四小龍”增長中樞普遍下移，追趕指數（人均GDP與美國人均GDP比值）也在1980年代總體趨于回落。無論是增長的絕對速度還是相對速度，均顯示出“四小龍”依賴于傳統産業的增長模式已經遭遇明顯瓶頸。在內部勞動力成本上升、外部貿易環境惡化的背景下，依靠勞動密集型産業出口來拉動經濟增長變得不再具有可持續性，“四小龍”亟待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加快實現經濟結構轉型。
資源禀賦、産業基礎差異下，四小龍“分頭突圍”
在尋求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四小龍”根據自身資源禀賦和産業基礎，向各自的優勢方向轉型升級。中國香港將制造業內遷，形成與內地“前店後廠”的模式；並對金融市場進行改革，著重發展金融、地産等服務業。新加坡推出“國際總部計劃”、“國際商務中心計劃”，以及各類航運優惠計劃，著重發展金融、商業服務、航運等服務業。中國台灣和韓國則著重鼓勵和培育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産業，一方面，加強鋼鐵、石化等基礎工業發展；另一方面，著重規劃發展機械設備、運輸設備、電子、計算機等先進制造業。總體來看，“四小龍”分頭突圍，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向現代服務業轉型，韓國和中國台灣向中高端制造業升級。
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立足區位優勢，重點打造航運、貿易、金融等優勢服務業。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地狹人稠的特點，並不適宜發展大工業。但兩地區位優勢較爲突出，憑借良好的航運基礎，1980年中國香港港和新加坡港的集裝箱吞吐量便已位居世界前五位。航運發展帶來貿易擴張，1980年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的轉口貿易占比均在25%以上，遠遠高于中國台灣的0.3%。國際貿易的擴張帶動了金融業的發展與國際化，1980年新加坡外國銀行數量占比達到了86%。憑借航運、貿易、金融等優勢服務業，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的第三産業占比顯著高于中國台灣和韓國，成爲轉型升級的重點方向。
韓國和中國台灣則憑借良好工業基礎，鼓勵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先進制造業發展。相較于新加坡和中國香港，韓國和中國台灣人口規模與地域面積較大，工業基礎也較爲完備，在轉型方向上，著重鼓勵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先進制造業發展。1980年代起，中國台灣電力設備、電子通信、電子元件等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占比持續提高，其中，電子元件産業占比從1981年的3.1%大幅提升至1995年的9.2%。韓國産業結構也表現出類似特點，機械、運輸、電氣電子等設備制造業占比持續提升，機械和運輸設備占出口比重從1980年的20%提高到1995年的52%；其中，電氣機械占比大幅提升至22.8%，在主要出口産業中排名第一。
經濟轉型、不進則退：四小龍的突圍與沒落
新加坡、香港成功轉型，發展爲服務業集聚中心
新加坡、中國香港憑借區位優勢和貿易支持政策，産業重心逐漸轉向航運和貿易，成爲國際航運貿易中心。1980年代起，香港港、新加坡港集裝箱吞吐量快速增長，由1980年的不足150萬TEU，增長至2010年約2300萬TEU。1980年代末，新加坡港和香港港已成全球最大的兩個港口；截至2000年，吞吐量已經超過第三名的兩倍。航運的快速發展帶來的是外貿的持續繁榮，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外貿依存度都在300%以上，顯著高于韓國和中國台灣。其中，中國香港轉口貿易占總出口比重從1977年的22%提高到2017年的99%，已成爲國際貨物的中轉中心。
新加坡和中國香港金融業也先後起步，逐漸發展成爲紐約和倫敦之後的兩大全球金融中心。在航運和外貿發達地區，由于存在大量的貨物交易和資金融通需求，金融業往往也較爲發達。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在發展航運和外貿的同時，也非常注重金融業發展。1970年代末，新加坡金融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開始加速上升，到1990年占GDP比重已升至13%。中國香港金融業起步稍晚但發展迅猛，到2007年占GDP比重高達18.3%。憑借發達的航運外貿、便捷的信息網絡、完備的基礎設施、優惠的金融政策，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已經發展成爲僅次于紐約和倫敦的國際金融中心，實現了經濟結構的大轉型。
總體來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重點發展優勢服務業，經濟成功轉型，服務業成爲國民經濟支柱産業。新加坡和中國香港服務業基礎較好，1980年服務業占GDP比重已分別高達62%和68%。兩地充分發揮禀賦優勢和産業特色，通過重點發展航運、貿易、金融等産業，使得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持續提升。到2010年，新加坡服務業占比提高到72%；中國香港則幾乎不再保留傳統制造業，專注服務業發展，2010年中國香港服務業貢獻了93.0%的GDP和92.8%的就業。新加坡、中國香港的服務業高度發達，對GDP和就業貢獻顯著高于韓國和中國台灣，體現出“四小龍”轉型的明顯差異。
自主創新不足、産業結構單一，台灣轉型遇瓶頸
與新加坡、中國香港不同，中國台灣主要向中高端制造業轉型；轉型前期，部分技術密集型先進制造業培育較快，在電子、通信等産業上有明顯體現。1980年代起，中國台灣高技術密集型商品占出口比重持續提高，從1980年代初的不足20%提高到1990年代末的40%。在出口産品中，近一半屬于高科技産品，基本達到或接近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水平。其中，電子、通信等産業表現最爲突出。1980-2000年間，電子元件占制造業比重從3%提高到19%，電子通信從4%提高到12%。截至2000年，電子和通信産品已經成爲中國台灣對外出口占比最高的兩類産品。
但是，由于中國台灣對科研和教育缺乏足夠投入，自主研發創新能力不足，對進一步産業轉型形成制約。中國台灣的研發資金主要來自于企業部門，創新能力發展依賴于企業投入。然而中國台灣中小企業占比較高，對于前期投入規模大、産出回報時間長的創新研發活動，中小企業的投入力度明顯弱于大企業，進而使得企業部門的自主創新研發投入明顯不足。最近20年，中國台灣的研發強度始終低于韓國（超過1個百分點），教育占GDP比重也在持續下降，與韓國的差距逐漸擴大。研發支出增長緩慢、教育投入持續降低，制約了中國台灣創新能力的提升，進而阻礙了經濟結構的進一步深化轉型。
在整體研發創新能力不足的同時，中國台灣發展過度依賴電子行業，缺乏對其他新興産業的培育，産業結構和出口結構高度單一。從制造業的研發支出結構來看，2015年相較于2001年，研發支出增長主要集中在電子行業，電子零部件行業研發支出比重提高了8.7個百分點。而在其他新興産業方面，則明顯缺乏培育，醫療科學等新興産業的投入支出占比反而有所回落。這導致中國台灣的産業結構和出口結構都較爲單一，過度依賴電子行業。2016年電子行業占制造業比重高達27.5%，2017年電氣機械占商品出口比重36.8%，顯著高于其他産業，經濟結構不均衡的問題較爲突出。
創新能力不足、産業結構單一，使得中國台灣轉型遭遇瓶頸，並對經濟增長形成持續拖累。在半導體領域，中國台灣銷售占全球的比重已顯著低于韓國；在工業機器人領域，中國台灣銷售占全球比重也始終難以提升，和韓國的差距逐漸拉大。中國台灣在先進制造領域表現乏力，創新能力不足、産業結構單一的弊端開始凸顯。産業轉型遭遇瓶頸，進一步拖累經濟增長。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台灣追趕指數就長期保持在40%左右水平；2000年後，前期發展較慢的韓國開始趕超中國台灣，人均GDP逐漸拉開差距。
技術進步推動創新型增長，韓國産業邁向中高端
與中國台灣不同，韓國在轉型前期便大規模引進海外技術、加大教育投入，爲研發創新打下堅實基礎。1960年代起，韓國就主動引進海外技術；1980年代，韓國技術引進數量大幅增長，1987-1991四年間就引進超過3400項産業技術。從行業分布來看，引進的産業技術主要集中在機械、電子電氣等高技術制造業領域。此外，韓國長期重視教育投入，教育占公共開支的比重從1995年的3%左右持續提高到2015年的5%以上，高等院校入學率也從1995年的不足50%提高到2015年的90%以上。大規模技術引進和高強度的教育投入，爲韓國自主研發創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90年代起，韓國加大研發創新力度，研發投入加速增長。1990年代初，韓國逐漸從海外技術引進轉爲內生研發創新，在教育投入增長的同時，科研院所數量和研發強度也同步提升。2008年韓國科研院所數量比10年前增長了3倍多；2015年韓國研發經費占GDP比重4.23%，顯著高于美國的2.79%和日本的3.28%。高強度的研發投入帶來了豐富的研究成果，韓國PCT專利申請量占全球比重從1990年代不足1%提高到2015年的6.7%，總量上位列全球前五。
創新驅動下，以半導體等爲代表的韓國先進制造業發展成爲支柱産業，經濟結構加速轉型。韓國中高科技産業占制造業比重，自1990年代起快速提高，超過美國和日本後，長期保持在60%以上。出口産品中，尖端技術産品和高技術産品合計占比達到近80%。優勢産業方面，韓國半導體出口占全球的比重持續提高，近年來穩定保持在20%左右；2015年，工業機器人出口占全球銷量近1/3。自主創新研發驅動下，韓國的先進制造逐漸成長爲支柱産業，經濟結構實現轉型升級，支持韓國經濟長期中高速增長。
通過對亞洲“四小龍”轉型經驗的研究，我們認爲：
①1980年代後，傳統競爭優勢逐漸弱化，亞洲“四小龍”面臨相似的轉型壓力。根據自身禀賦和産業基礎，“四小龍”加快轉型、“分頭突圍”。
②新加坡和香港立足區位優勢，由傳統制造業轉向航運、貿易、金融等優勢服務業，一度成爲全球最大港口，也是僅次于紐約、倫敦的兩大全球金融中心。
③台灣謀求向中高端制造業轉型、但遭遇瓶頸。由于台灣對研發缺乏投入、新興産業培育不足，深化轉型遭遇瓶頸、拖累經濟增長，在半導體等多個領域逐漸被韓國趕超。
④韓國在大量引進海外技術基礎上，加大教育開支和研發創新力度，以半導體等爲代表的先進制造成爲韓國支柱産業，技術進步推動創新型增長、産業加速邁向中高端。
⑤我國面對內部轉型壓力和外部貿易摩擦沖擊，不能改變結構轉型、産業升級的大方向。加快創新研發投入，加速新興産業培育，保持定力、加速轉型仍將是我國頭等要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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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陳會珠等：《香港自由港模式發展演化、動力機制及啓示》,《熱帶地理》，2015年第1期。
⑨朱磊：《台灣産業與金融研究》, 九州出版社, 北京，2012年。
⑩嚴正：《台灣産業結構升級研究》, 九州出版社, 北京，2003年。
【本文推送內容節選自長江研究已發布報告，報告原文請見2018年9月17日發布的研究報告《經濟突圍，路在何方？——從亞洲“四小龍”興衰看中國轉型方向》】
歡迎查閱【長江宏觀】“結構主義·轉型爲鑒”系列報告
1.宏觀經濟或監管政策出現大幅調整；
2.海外經濟政策層面出現黑天鵝事件。
證券研究報告：經濟突圍，路在何方？——從亞洲“四小龍”興衰看中國轉型方向
報告發布機構：長江證券研究所
參與人員信息：
趙偉 SAC編號：S0490516050002 郵箱：[email protected]
顧皓卿 郵箱：[email protected]
蛻變·新生:中國經濟的結構轉型
趙 偉 著
本書通過詳細缜密的研究分析以及翔實的數據事實，從結構主義經濟學的視角，回應了當前社會上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疑問，諸如中國經濟崩潰論、中國經濟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口和制度紅利結束論等觀點，闡述了中國經濟在結構轉型的道路上經曆的從蛻變到新生的過程，指出了結構轉型的未來方向，同時也介紹了一些國外的經驗和做法，爲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提供了更廣泛的國際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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