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我效能感，即對于憑自身能力達成目標的信心度方面，擁有中學及更低學曆者的平均分數，比其他學曆組別明顯較低，在滿分5分中取得3.7分平均分。專業文憑或A水准證書（3.84），以及工教院學曆者（3.82）的分數不相上下。大學文憑及以上學曆者的自我效能感最高，爲3.91分。
蕾拉2007年從工教院電子科技國家工教局證書（Nitec）課程畢業後，隨母親到工廠打工，沒有升學。她後來投入保安和客服行業，曾有不錯的發展，但礙于學曆，最高工資只徘徊在1900元左右。
針對平台人員目前不受雇傭法令保護，也無法從漸進式薪金模式中受惠，吳瑜虹呼籲政府加快步伐，落實新措施保障這些員工的福利和權益。
“接下來，自動化和數碼化科技更普及，即使這些工作崗位不須要那麽多人力，我們仍需要有人從事這些工作……漸進式薪金模式對提升低薪員工的工資這可發揮作用，而社會大衆和雇主也須認爲有必要這麽做。”
他們當中，有些工時非常長，每天超過10小時，還須輪班或在周末假日工作等。由于工作性質等因素，他們無法掌控時間，更無法在上班日抽空進修。在這種情況下，有意自我提升的年輕人也會因沒時間或沒有能力承擔費用，而無法參加有助提升技能、改善就業前景的課程。
吳瑜虹說，決策者長久以來關注較年長員工，這是理所當然的，畢竟這個群體面對失業和事業停滯的風險。然而，這項研究凸顯年輕低薪者也面對風險，若不協助他們應對挑戰，日後他們可能成爲須要政府援助的群體。
在新加坡，未滿40歲青年的生活長期陷入窮與忙，是怎麽樣的一種狀態？
持大學文憑或更高學曆的年輕人，收入比其他學曆組別明顯更高，月薪和家庭月入中位數分別爲4200元和8000元。
單親媽媽蕾拉（33歲）兩個月前開始新的接線員工作，這是她投入職場16年來首次月薪超過2000元，也是第一份無須輪班的工作。
政府在今年財政預算案中宣布，明年起擴大就業入息補助計劃涵蓋範圍，合格月入頂限將從2300元調高至2500元，可受惠的低薪員工年齡也會從目前的35歲降低至30歲。
她約四年前懷上第二胎後決定辭工，相夫教子。豈料不久後，婚姻亮起紅燈，丈夫前年抛下她和孩子，迫使她得重返職場，當起包裹派送員。一連串打擊，讓低學曆低薪的她，生活陷入困境，必須到社會服務中心和宏茂橋家庭與社區服務中心申請經濟援助。
“政府在這方面須帶頭，主要因爲雇主占主導地位，由市場來決定如何制定薪金的方式已失靈。此外，加強培訓可爲社會帶來不少利益。”
人力部平台人員咨詢委員會剛在11月23日提呈一系列建議，包括規定30歲以下的平台人員須繳交公積金。建議獲政府接受，最早2024年底生效。
研究團隊訪問1905名自2017年開始工作、年齡介于21歲至38歲的公民。他們的教育程度分四類：大學文憑或更高、專業文憑或A水准證書、工藝教育學院，以及中學或更低。研究聚焦于低收入青年，他們都住政府組屋，約四成屬于低薪階層。
失業者或中年轉業者陷入困境的問題長久以來受決策者和社會關注，不過本地職場還有另一群弱勢者，即教育程度較低的年輕人。他們承受著年輕資曆淺和學曆低的雙重劣勢，容易陷入“窮忙”的窘境。
學曆較低者更可能 申述有心理疾病症狀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服務研究中心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進行一個關于青年陷入“在職貧窮”（In-Work Poverty）的大型研究。
公司雖派蕾拉去上課提升技能，但這對她加薪的幫助不大。加上她得輪班，因此沒想過讀專業文憑課程。
四五年後伊哲被裁退，丟了技術員的工作。他過後在一家酒店當技術員，但因人事糾紛而辭職。他決定專注當夜店巡場，日子算過得去。然而在2014年，雇用他的公司無法與夜店續約，他再度失業，頓時感到茫然。
工教院畢業生職業和薪金 與學曆更低者相近
過去六七年，工教院畢業生起薪中位數在1700元左右，去年上升至1800元，但與大學畢業生的3800元差距相當大。
研究強調，評估顯示的是受訪者面對心理狀況的可能性，並非心理疾病診斷工具。
另一方面，這項探討在職貧窮的研究，也要求受訪者評估自己的心理狀況。研究發現學曆較低的青年，更有可能會申訴有心理疾病症狀。
研究發現，受訪者中，四成因工作性質不允許，從來沒有遠程辦公，當中以低學曆者居多。這意味著，居家辦公等靈活工作安排即使普及化，對這一打工族在平衡工作與家庭責任方面的作用不大。
“我每天都覺得壓力很大。但不會在孩子面前顯露。如今最重要是照顧孩子的生活需求，我自己缺什麽倒無所謂。”
“如果薪金和教育程度較高的年輕人可通過進修，進一步提高收入，而低學曆的同齡者卻不大能夠這麽做，社會不平等現象會進一步加劇。”
正在和丈夫辦離婚手續的蕾拉，有一對3歲和9歲的子女。已和她分居的丈夫，沒有給任何贍養費，但答應平日看顧孩子，她才能接下這份工作。
另一方面，研究指出，參與者的職業地位、薪水及工作條件的差異，不能純粹歸咎于教育程度。不過就統計學而言，不同學曆者在這些指標的數據差別顯著，顯示教育程度低的年輕人在工作條件和薪金等方面，更容易處于劣勢。未來研究或可長期跟進年輕低薪者，深入了解他們工資、職業等方面的發展軌道。
接受研究團隊訪問的工教院畢業生當中，有不少從事的職業，與學曆更低的非工教院畢業生相當類似，工資也沒有明顯更高。這意味著，提升工教院畢業生薪金和職業前景的工作，仍然至關重要。
數據顯示，擁有中學及更低學曆者當中，約13％申訴曾出現重度抑郁症狀，在所有學曆組別中的比率最高。其次爲專業文憑或A水准證書（9.42％），以及工教院學曆（8.93％）。擁有大學文憑及以上者的比率最小，約爲4％。
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上個月在第14屆新加坡經濟政策論壇發表主題演講時，對工教院和理工學院與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差距擴大表示擔憂。他指出，本地經濟仍過度看重認知能力，也就是被視爲靠腦力的工作（head work），而沒讓從事其他形式工作的人得到足夠的重視，如更需要手藝或心件的服務業和社區關懷職務。
本期《實況報道》探討“窮忙族”面對的掙紮，了解政府采取的援助措施，也請學者提出建議——如何從政策、雇主，以及社會服務層面，來改善他們的處境。
至于工教院，近幾年每年有約1萬3000名畢業生。每10名國家工教局證書（Nitec）課程畢業生中，超過七人繼續進修更高學曆。
吳瑜虹說，教育程度低的年輕人與學曆和收入較高的同齡人相比，更容易面對“時間不夠用”（time poverty）的挑戰。
由于年輕低薪員工的議價能力有限，吳瑜虹回複《聯合早報》詢問時強調，政府應扮演領導角色，與雇主合作增加他們的培訓參與度、提高他們的薪金，以及改善工作條件。
如今工作時間固定，她在考慮報讀專業文憑課程，以爭取更高工資，爲自己和孩子的未來打拼。
此外，今年9月1日起，漸進式薪金模式擴大至零售業，以及公司內部清潔工、保安人員及從事園藝工作的全職低薪雇員。外包清潔、保安、園藝、電梯與手扶梯領域雇員，已從2014年至2019年陸續納入計劃。
值得注意的是，以月薪中位數來說，擁有工教院學曆的受訪者，與中學或更低學曆者無區別，同爲2000元。其中一個可能原因是在這項研究中，持工教院證書學曆者稍微較爲年輕。
伊哲最近改當包裹派送員，在自己社區內送包裹。明年最小的兒子上托兒所後，他打算找一份全職工，也不排除上課提升技能，當回技術員。他希望有一天能購買自己的組屋，讓孩子有更好的成長環境。
派送員想找全職工買房 “照顧孩子需求最重要”
服完兵役後，他憑技能申請到一份在機場當技術員的工作，薪水2700元，對當時的他來說，已相當可觀。加上他晚上到夜店當巡場，每月可賺四五千元。
改善年輕低薪族待遇政府應扮演領導角色
根據《教育統計摘要2022》數據，多數中學生升讀中學後教育：在N水准學生中，2011年至2020年比率介于92.4％至97％；O水准學生近年近99％。 這意味僅擁有中學或更低學曆者目前屬少數。
回憶當年20來歲時一人打兩份工，每月有四五千元入袋，包裹派送員伊哲（化名，左圖，38歲）對如今月入1000元左右，備感無奈。
他和妻子育有六名子女，年齡介于六個月至6歲。一家人住在租賃組屋，過去幾年申請社區關懷計劃（ComCare），每月獲得一兩千元補貼，但每隔幾個月得重新申請。他們每月也獲基層組織和非盈利機構的糧食救濟。
四年前，他發現平台工作似乎有賺頭，轉行當送餐員。“起初我每天工作七八個小時，可賺約3000元，但2019年起更多人加入，競爭激烈，平台調整傭金制，後來每月只能賺一兩千元。”
吳瑜虹建議政府和雇主加強合作，爲低學曆年輕人推出合適的課程，並且提供職業發展的培訓，以及通過自動化或重新設計工作程序等方式，讓員工有時間去上課。此外，政府也可與社會服務工作者攜手，提高給予年輕低薪員工的職業輔導。
研究發現，擁有工教院或更低學曆者，家庭月入中位數介于3300元至3500元。他們一般從事技術和輔助專業人員、服務及銷售員、機械操作員等工作。當中，11％屬于平台人員，即送餐員或私召車司機等，面對低薪和職業前景欠佳等狀況。
“我們進行的研究中，許多從工教院畢業的青年從事服務、銷售、文書及送貨等工作。學曆比工教院低的也在從事這些職業。
這份研究獲教育部的社會科學專題研究津貼資助。
“我曾在一家健身房當前台客服員，起薪約1700元。我的工作表現優秀，升爲高級客服人員，還分擔經理的部分職務，但薪水總無法突破2000元。”
伊哲後來結婚生子，決定結束日夜顛倒的生活，但由于學曆低，他只找到日薪55元的保安員工作。
此外，面對冠病疫情，不同學曆年輕人承受不同程度的影響，低學曆者更常遭遇收入減少、裁員或停工等狀況。
本地全職勞動力月入的第20個百分位爲2200元，是收入最低五分之一群體的薪金水平。全國工資理事會最新加薪指導原則建議，給這一群體加薪5.5%至7.5%，或至少80元至100元。根據新加坡國立大學研究，本地部分低學曆年輕人屬于這一低薪層，他們有固定工作但生活捉襟見肘，錢和時間都不夠用。
領導這項研究的國大文學暨社會科學院社工系副教授吳瑜虹，上個月底在一場題爲《努力工作也不夠》的對話會上分享研究成果。活動由宏茂橋家庭與社區服務中心與馬來西亞餅幹制造商Julie’s發起的企業社會責任項目“最好的你”（The Best of You）社會運動聯合舉辦。
年少時無心向學的伊哲，2001年在工藝教育學院僅上了一年的建築服務Nitec課程就辍學。
目前，蕾拉當接線員的薪水雖有2200元，但由于還得付預購組屋房貸，到了月中錢已不夠用，薪水往往只剩100元。“生活壓力常把我壓得透不過氣，孩子是我繼續撐下去的最大動力。”
國大副教授吳瑜虹認同黃循財的觀點。她認爲，要提升年輕低薪員工的薪金，人們除了要改變觀念，也須從政策和推行有效培訓課程方面推動。以工教院畢業生來說，她認爲，關鍵是要提升他們的就業能力，以及對他們的價值給予足夠肯定。
蕾拉在社會服務中心和宏茂橋家庭與社區服務中心的幫助下，找到月薪2200元的接線員工作。（梁麒麟攝）
接線員考慮讀專業文憑 爲自己和孩子打拼未來
在吳瑜虹看來，這些年輕員工的工資過低，有必要糾正。“加強就業入息補助計劃（WIS）及擴大漸進式薪金模式（PWM）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政策，而且必須加快推行。政府也須更積極推動雇主在制定業務目標時，將員工福利納入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