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地上市公司中，彭博社追蹤的103家公司僅有少于40％披露薪酬，主要是有公開發布環境、社會和治理（ESG）數據的大中型公司。
中小企業商會（ASME）會長王騰憶在與彭博社的采訪中表示，對于企業家，他們或許因爲保密競爭，所以傾向不作出具體披露。
佩珀指出，倫敦交易所自1995年要求上市公司披露薪酬。在1995年至2017年這段期間，倫敦富時100指數公司首席執行官的薪酬每年增長約10％，這是英國收入年均漲幅的超過三倍。
專家認爲，高層人才的競爭不僅來自本地，他們也面對海外企業的競爭，所以企業有壓力提高薪酬以保留這些人才。
他說：“有一些人會對此表示歡迎，也有一些人須適應，但總的來說我們鼓勵提高透明度。”
星展集團（DBS）總裁高博德（Piyush Gupta）以1358萬元重登榜首。緊隨其後是豐益國際（Wilmar）主席兼總裁郭孔豐和大華銀行（UOB）副主席兼總裁黃一宗，總薪酬分別爲1163萬元和1094萬元。
要求本地上市公司披露首席執行官和董事薪酬的條例，可能會推動高層薪酬的增長。
《聯合早報》去年根據上市公司年報，統計出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成份股公司薪酬最高的11名“打工皇帝”，當中有三名企業掌舵人的薪酬恢複到千萬元水平。
新加坡交易所監管公司（SGX RegCo）上個月宣布規則修改，強制要求上市公司在截至明年12月底或之後的財政年度所編制的年報中，披露首席執行官和個別公司董事的薪酬，包括基本或固定工資、可變動或與績效相關的收入或獎金等。
泰國釀酒（Thai Beverage）、雲頂新加坡（Genting Singapore）和翺蘭集團（Olam Group）是不披露高管薪酬的幾家本地大型上市公司。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管理實踐教授佩珀（Alexander Pepper）接受彭博社訪問時說，薪酬披露的結果是薪酬不斷攀升，企業效仿其他公司的薪酬做法，因爲它們擔心最終只有最弱的高層員工留下。“幾乎沒有證據顯示薪酬披露達到了降低薪酬的理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