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迹象顯示，美國總統特朗正普准備對還不屈服于壓力的中國展開貿易戰。
從安全戰略上把中國正式形容爲挑戰美國霸權的“修正主義”國家和戰略競爭者，到宣布對總值600億美元的從中國進口産品施加懲罰性關稅，以及在主要政府官員改任對華政策的鷹派人物，強化海軍在南中國海的自由航行行動，動員盟友加入戰團，這次多管齊下的對華施壓可謂中美建交以來前所未見。
有分析指出，美國要求中國改善雙邊貿易不平衡並非全無道理，因爲中國的確在落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上陽奉陰違。但是美國的赤字問題也不能完全怪罪中國，畢竟美國人寅吃卯糧幾十年，選民要求政府不斷增加社會開支卻不願意多繳稅，美國家庭儲蓄也是曆史新低。
同時，美國要求中國開放國內市場讓美國資本公平競爭，放棄政府利用國營企業扭曲競爭的做法，在根本上直指中共壟斷權力的秘方，因而很難獲得妥協。如果談不攏，唯一的結果就是雙方開打貿易戰。
自由貿易因爲冷戰後的所謂全球化意識形態而突飛猛進，根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自由貿易鼓勵比較優勢而促進總體生産，創造更多的財富。這已經被實踐一再證實。
世界銀行數據指出，1981年全球的貧窮人口（每天消費1.9美元——按2011年購買力平價）占42%，2013年下降到10.7%，考慮到人口增長，總共有超過40億人脫貧，而且脫貧的速度越來越快。
英國工業革命花了近100年（1820年到1920年）才把國內貧窮人口從40%降到10%，日本從1870年把80%的貧窮人口在1970年完全“消滅”。日本和印尼的速度將比日本快上一倍多。其中全球自由貿易扮演了主要推手的角色。
換言之，自由貿易減少了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特別是中國和印度的人均所得出現顯著增長，縮小了同發達國家的距離。但是，自由貿易似乎卻增加了各國內部的貧富差距。
經濟學者對此還存在激烈爭論，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隨著全球化自由貿易的發展，各國的貧富差距問題日益嚴重，特別是發達國家，所以才會出現民粹主義、反對移民等嚴重的排外情緒。貿易保護主義才獲得了足夠的民意成爲政策。特朗普啓動貿易戰爭就來自于這個大背景。
所以，不妨把中美可能爆發的貿易戰，看成是美國國內社會不平等，同中國國內社會不平等之間的博弈。自由貿易盡管在總體上創造了更多財富，卻同時導致贏家和輸家。這些新增的財富沒有均勻分配，使得贏者全拿的後果刺激了輸家的不滿，群起反對自由貿易。
在美國，他們能夠通過自由選舉來表達自己的意志，特別是集中在制造業的低收入、低教育藍領白人，大部分投票給特朗普。因此，對華貿易戰一定程度上是特朗普在兌現自己的競選承諾，反映民意。
中國其實也存在同樣的情形，雖然大量人口脫貧，但是貧富差距的惡化卻造成社會的不穩定，特別是因爲國內市場也缺乏公平競爭，不只國營企業壟斷個別行業，官員家屬下海或利用政治權力牟利，家庭背景決定青年出路的情況越來越突出（所謂的“拼爹”），使得中共在面對美國貿易壓力時更加投鼠忌器。畢竟，真的打起來，很多依靠出口的工廠倒閉，更多青年會加入失業大軍，貧富差距與相對剝奪感進一步強化，要維護社會穩定的壓力就會更大。
最爲關鍵的是，中美內部的社會不平等所導致的政治壓力，美國的民主體制似乎更有能力疏導，盡管過程一波三折，而且可能出現逆流，但是總體上民意的表達相對自由通暢，所以具備一定的減壓性和抗壓力。
但是中共的集權統治，意味著民意一方面無法自由和平地表達，只能通過集體抗爭的手段爭取官方注意；另一方面市場被權力扭曲，財富創造力難以全面發揮，在“集中全力辦大事”的表象底下，是市場效率的相對低落和民意的難以伸張。中共唯有訴諸民族主義，或許才能勉強抗衡美國的貿易戰壓力。不過，民族主義是一把雙面刃，運用不當，有可能傷及自身。
至今，特朗普雖然在政治上表現得反複無常，對華貿易姿態的強硬卻似乎始終如一。中共則顯得進退失據，在強硬表態之余也暗中示弱，希望盡可能避免貿易戰，這一方面是兩國經濟力量還不完全對等，另一方面恐怕也同自身的政治脆弱性有關，也就是中共主導下的中國不平等，難以同美國的不平等“競爭”。
但貿易戰畢竟是兩敗俱傷的事情，而且會殃及池魚，把世界經濟拖下水。如何脫身，考驗的是各方的智慧與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