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特朗普簽署總統備忘錄，宣布將對從中國進口的600億美元的商品大規模徵收關稅，開出歷任美國總統都不曾開出的最大一筆貿易懲單，中美貿易戰一觸即發，全球股市用大面積急速跳水作為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反應。
大家都在算帳
這個周末各方都在評估和猜想，算各種各樣的帳。
算法比較激烈的說，這可能是一場史詩級貿易戰、制度戰、兩種文明之戰、意識形態戰、體制戰、舊霸權與新力量之戰、新冷戰、遏制戰、圍堵戰、零和遊戲戰，等等。3月22日被看作一個歷史性的日子，如中美徹底開戰，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全球復甦進程將逆轉，中國GDP增長在嚴重情況下可能下降兩個百分點。
反應相對平靜的，認為這就是一場貿易爭端，且目前並未失控。從特朗普簽署備忘錄前的講話看，他談的是生意而不是其他，生意總是你來我往，先漫天要價再逐步妥協，談上幾個回合，慢慢消停。雙方都經不起把貿易戰當成槓桿，撬動全面對抗，激發關係雪崩，世界也承受不起。
特朗普是個商人，他肯定算過帳。他要替美國國內的全球化loser（利益受損者）出氣，那些從倒閉的工廠中走出的失業者是他選票的重要來源，他要替共和黨內的建制派說話，這些人長期對中國的人權和制度不滿，也需要一個發泄口；他還要轉移由於Facebook用戶數據泄露激起的對「通俄門」的新的注意力。最後，作為總統，美國逆差的一半源自中國，如果不能有所作為，縮小逆差，加速投資和就業回流，那完全不符合他競選時的綱領。
美國在給中國算帳。你們每年有幾千億美元順差，歷史上從未有過；你們對製成品徵收的關稅都高於美國，再加17%的進口環節增值稅，稅率遠高於美國；你們的智慧財產權有嚴重問題；你們沒有很好遵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的很多承諾。所以，我們很可能向你們的信息技術、機器人、高鐵、新能源汽車等支柱產業加稅施壓。
中國也在給美國算帳。我們廉價的商品幫你們省錢，避免通脹；你們商品貿易逆差，服務貿易卻有很大順差；貿易逆差不等於利益逆差，我們大量順差來自外企，如果利潤在未來匯出，我們反而會產生資本項下的很大逆差；你們要提高來自中國的原材料和中間品的關稅，會增加你們很多產業的成本，降低競爭力，等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我也在算帳。一筆是美國歷史的帳，看美國的關稅政策是怎樣演化的；一筆是中國的帳，特別是「外帳」後面的「內帳」。算完帳，我的觀點也就出來了。
美國歷史上長期是關稅保護主義
美國建國至今，在貿易領域絕大部分時間都奉行保護主義。主張自由貿易，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的政策選擇，主要看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 托馬斯·傑斐遜、亞歷山大·漢密爾頓
美國立國之初有過一場「傑漢之爭」，發生在主張農業立國的國務卿傑斐遜和主張工商立國的財政部長漢密爾頓之間。傑斐遜主張自由貿易，認為各國應互通有無，「解除使商業陷入困境的條例、關稅禁令及一切管束」。但他之所以堅持自由貿易，根本原因是為了農業主們的利益。他說，拿農產品這樣的生活必需品和製造品、奢侈品進行交換，好處在於，農產品是供大多數人用的，製造品、奢侈品是少數人用的，因此一旦中斷貿易，對工業國打擊更大，因為涉及的人口更多。若農業國實行「禁運」，中斷對工業國的「原產品」供應，會成為對付工業國的一種有力武器，雖然同時也會對美國帶來一定影響。
漢密爾頓主張發展製造業，因為製造業能帶來比農業更複雜的分工和更高的效率。為了保護新興工業發展，他主張對進口製造品徵收「保護性關稅」，對本國的原料生產和加工工業給予直接的財政補償。他說，最重要的是保護關稅制度，它一方面可以阻止外國產品的大量輸入，另一方面又可利用徵收來的稅款獎勵國內製造業，一舉兩得。
漢密爾頓代表的是工商業利益。1785年4月，波士頓商人和工匠召開聯合會議，強烈要求限制進口、阻止貴金屬外流和保護製造業。同月在費城，市鎮代表大會決定，「應該通過絕對禁止進口或通過徵收充足的關稅，打擊與邦聯製造業品相競爭的外國製造業品的進口」。
當時美國工商業的保護主義流行，也有一個重要外因，就是英國的重商主義和商業壟斷的壓迫。國父之一的約翰·亞當斯有句名言，「必須以商業壟斷驅逐商業壟斷、以禁止政策回擊禁止政策」。麥迪遜表示，儘管本人希望實行「完全自由的商業體系」，但「面對外國針對美國商船、水手施加的障礙和歧視」，美國「必須遏制、抵制這種歧視」，「採取報復性貿易規則乃唯一選擇」。傑斐遜也提出，「除非其他國家同樣對美國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否則美國必須同等地以限制性商業體系對待外國；美國應該通過徵收保護性或禁止性關稅，或禁止進口，或報復和反制外國針對美國的重商主義政策」。
從建國起，報復性和反制性就是美國重商主義傳統的一部分，也是一種為了「促進美國與外國締結公平互惠的國際商業條約」的籌碼。「互惠」（reciprocal）一詞特朗普這次說了好幾遍。互惠政策成為美國保護主義的工具，最典型的時期是1881到1885年切斯特·A·阿瑟總統任內，這位共和黨總統決心使所有的談判都是嚴格的互惠和雙邊的，如果貿易夥伴歧視美國產品或者不向美國產品提供關稅減讓，那就取消給對方的任何單方面關稅減讓；而且所有互惠條約中插入附帶的條款保證：關稅減讓將不給予其他國家，不論其地位如何，除非它們滿足美國規定的特殊條件。
表1是美國建國後幾十年一些產品關稅的稅率表，可以看到，關稅一直在提高。1789年美國國會通過的第一部關稅法的平均稅率不超過8.5%，由於英國工業製成品大舉進入，嚴重威脅新興產業，在1816年定型的關稅法中，大大提升了稅率。這一趨勢不斷延續，如1890年的《麥金萊關稅法》規定應稅產品的平均稅率為48.4%，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將應稅商品的平均關稅率提高到55.3%。
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除了1913年威爾遜總統通過《安德伍德——西蒙斯關稅法》將一般商品關稅降低了10%，美國所有的關稅法體現的都是保護主義態度。威爾遜之所以親自到國會演講推動關稅改革，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工業產值已是世界第一，要更多地開拓海外市場了，威爾遜說「現有的關稅制度切斷了我們與世界各國的聯繫」，「使聯邦政府成為私人利益集團手中的便利工具」，因而必須改革。
二戰後美國霸主地位離不開開放市場
美國濃厚的貿易保護主義一直到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和國務卿赫爾任內才終止。1934年的《互惠貿易協定法》是一個里程碑，再到1947年美國帶頭簽署《關稅貿易總協定》，從保護主義走向了自由貿易。這一轉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被逼無奈。
1930年的美國關稅法讓所有貿易夥伴國深受其害，比如瑞士進口到美國的鐘表量一年內下降了48%。各國紛紛加強貿易壁壘，指向美國。瑞士政府和媒體號召對美國產品進行抵制；法國恢復對美國的進口配額制；西班牙和加拿大通過了新關稅；英國1932年通過《進口稅法》為本國工業建立全面保護制度，並和英國的自治領、印度等英殖民地簽訂《渥太華協定》，規定英國和其自治領之間實行自由貿易，但對從美國進口的全部產品施加高關稅。由於英國的報復，免稅進入英國的美國產品占美國出口的比重從1930年的70.5%降至1932年的20.5%。
1930年美國關稅法帶來的惡果，是1933年世界貿易總量降低到1929年的70%左右，美國自身的出口額也從1929年的51.57億美元降至1932年的15.76億美元，也接近70%。可見，讓世界都受傷，自己的命運也好不到哪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霸主，構建了貿易自由化、美元中心化的國際經濟秩序。其霸主地位的獲得，和打開市場、降低壁壘是分不開的。美國向全球輸出秩序和對全球打開市場，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但一旦出現威脅，美國仍會向重商主義傾斜，如1971年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1985年迫使日本簽訂《廣場協定》，要求日本限制汽車出口和半導體出口數量，將一部分汽車工廠建在美國，1988年通過《綜合貿易法案》，等等。
從美國關稅演變的歷史看，在美國成為世界經濟領頭羊之前，貿易保護色彩很濃，習慣於高關稅、報復性和懲罰性關稅，甚至拒絕讓那些被認為是「不公平貿易」的國家的產品入境。二戰後，美國推動了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並讓很多國家和地區受益，促進了全球貿易和全球經濟的增長，從上世紀60年代的聯邦德國、日本，到7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到80年代的中國沿海開放地帶，都大大受惠於自由貿易的進程。貿易自由化符合美國的總體利益，但從結構上看，也有一些產業和人群很少受益，乃至受損，這一矛盾在中國入世後日益突出。中美貿易戰並不是新事物，小的摩擦從未停止過。
算算中國的帳
1979年中美建交，當年7月就簽署了為期三年的《中美貿易協定》，規定兩國相互給予對方最惠國待遇，相互提供便利。美國作為全球最大市場向中國開放。
按照中國海關統計，1979年中美雙邊貿易額為24.5億美元。38年後的2017年，雙邊貿易總值達到3.95萬億元人民幣，占中國進出口總值的14.2%，其中中國對美出口2.91萬億元，自美進口1.04萬億元，對美貿易順差為1.87萬億元。
中國對美國有如此大順差，可以有很多解釋。我嘗試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明，即中國是依靠強大的企業家精神，以及不遜色於美國歷史上的強烈的重商主義，實現了出口的高增長。
| 曹德旺
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日前在公司2017年度業績發布會上回應中美貿易摩擦，他說：「貿易是你願意買，我願意賣。你也有好處，我也有好處，才能成交。美國要買東西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美國有需求又不會生產；二是中國願意賣給你。你不是救濟中國，是中國在賣給你產品。你很喜歡這些產品，這些產品賣的便宜。美國要增加關稅，20%不夠就40%，50%我也支持。因為不賺錢的話我不會賣給你。」
曹德旺的話很樸實，但道出了生意的本質。當美國放棄生產某種產品時，就是在選擇逆差。不選擇來自中國的逆差，就選擇來自別的經濟體的逆差。相比而言，中國的逆差可能是「最好的逆差」，因為中國產品性價比最高，美國得到的消費者剩餘最多。
那為什麼是中國，能生產出又讓人喜歡又便宜的東西呢？靠的是曹德旺這樣的不計其數的企業家。他們的工作時間、強度、耐受性、服務客戶的精神，豈是今天的美國企業所能比擬的？
歐美國家老是抱怨中國不開放市場，事實上，如果一個個行業去研究，在開放環境下，中國企業贏的機率也很高。一位外資產險公司高管曾對我說，中國目前有80多家產險公司，外資有20多家，但市場份額一共只有2%，還有1%是安聯收購中國的天平保險獲得的。他說，有些情況屬於「貓膩」，外資玩不了，比如車險領域和4S店的複雜勾兌。但總體上，還是因為中國公司成長快，響應市場的速度快，學習的快，而且更加拼搏。
廣泛而旺盛的企業家精神是解釋中國增長和中國順差的不二法門，絕不會錯。但還不夠。還要加上重商主義的文化和政策，也就是重視出口、喜歡順差、注重財富積累、重視加工製造業對就業帶動作用的一整套安排。對外高關稅，對內出口退稅，提供各種政策優惠，進行匯率管制，還有勞工，他們付出了歐美勞工所無法想像的血汗努力和工作時間，所有這一切，造就了中國的出口奇蹟。
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依據。中國「外帳」的巨大順差，來自「內帳」的低成本加超常努力。而重商主義政策，加班不加薪的勞動力，對環境消耗代價的忽略或少計算，這都是保持「低成本」的條件。
中國如何和美國打貿易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從我的理解看，中國更應該關注「內帳」。一方面是最大化地調動企業家、創業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他們是具體做生意、做產品和服務的人，保住這股力量就保住了我們最重要的資產。歷史上有過很多貿易戰，市場的動盪危機也不是一次兩次，但企業家總有辦法應對。要相信企業家。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思考，新時代究竟需要怎樣的重商主義？傳統的重商主義要不要調整？正是在各地的重商主義政策刺激下，導致過度投資，產能過剩，出口價格戰自相殘殺，成績是突出的，代價是高昂的，要素價格是扭曲的。這並不是好的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中國如何有所作為？
從「內帳」的角度看「外帳」，立足於高質量發展，而不是一味追求高順差高外儲，則中國可以有所作為的地方有三：
一是校正過度重商主義的傾向。減少微觀干預，順應要素的市場化定價和流動的規律，倒逼中國企業從成本依賴轉向創新驅動。這樣就能減少低價值、高消耗的一部分出口，不僅相應地減少對美國的順差，也讓渡一部分市場空間給新興經濟體。中國貨物出口占全球貨物出口的比例已經非常高，不可能這樣一直下去。退一步，減一分，反而可能海闊天空。
二是加大本國市場的開放力度。以金融服務業為例，新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2014年在《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路徑與邏輯》一文中說，金融業的基礎性作用在於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如果金融系統的效率得不到提高，那麼整個中國經濟都將受到非常嚴重的拖累，這是中國金融安全和穩定的最大威脅。許多國內證券公司在發展過程中均吸收過國有資本、產業資本或民間資本，但公司治理並沒有質的提高，違規是機構內部人及其所有者獲益的來源。中國證券業並不缺少發展資金，主要是缺少「機制」，缺少嚴格的公司治理和創新意識。「從歷史的教訓以及其他金融行業對外開放的經驗來看，外資參股證券公司有利於證券公司提升經營管理水平，構建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機制」，但是，「儘管證券業已全面履行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但中國證券業仍然是世界上少數存在對外開放限制性措施的國家之一。目前，大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均實現了證券業對外開放，中國台灣地區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新加坡、俄羅斯、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對外資參與證券公司均沒有持股比例限制，泰國、印度、韓國等原先的限制條款目前也已全部取消。」這是三年多前的文章，直到最近證券業才加大了開放力度。除了證券業，中國還有很多服務領域都應該加大開放力度，不僅為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提供優質供給，也能減少對外順差。
由此延伸思考，雖然外資企業近些年在中國的發展，比中國「入世」時很多人的預計要弱，但它們還是有獨特的不可或缺的價值。比如金融行業，幾乎沒有聽說過在中國註冊的外資法人銀行、外資保險公司出過什麼合規問題，而看看我們的金融機構，從「蘿蔔章」到內外勾結做假帳，出了多少違法亂紀、離譜荒唐事！
三是繼續毫不動搖地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並通過更加市場化的資源配置的信號，對企業家進行引導。前兩年，時任財政部長的樓繼偉談到玉米補貼時表示，補貼扭曲了價格信號，在保住基本口糧的前提下，一些非關鍵品種可以適度進口。企業家劉永好很有同感，他說，國家托市，高價收購玉米，導致玉米價格長時間比國際市場貴50%甚至貴一倍，玉米價格高了飼料價格高，又傳導豬雞魚鴨動物蛋白的價格高，最後所有由老百姓買單。如果充分利用進口玉米和其他的非口糧的原材料，飼料價格將大幅度降低，豬肉、雞肉、魚、牛奶製成品以及餐飲價格都有可能降低。扭曲市場信號的重商主義，在中國很有市場，但並不是增進人民福祉的最佳路徑。
中美貿易戰，單就可能帶給雙方的傷害來評估，中國的迴旋餘地更大。心中有底，回擊時，並不需要出什麼大牌。中國理應更從容。中國成為和美國平起平坐的競爭者，這本身就是意味深長的趨勢。誰都沒有許諾過誰，「離開你日子就不能過」；但也要明白，對立互傷後，誰的日子也不會比以前更好過。
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我們不應過分糾結於在哪裡開戰、怎樣開戰，那應該交給商務部等專業部門仔細測算，拿出方案。大家天天嚷著開戰，形成思維定勢，說不定會覺得中美之間有更多的仗要打，這樣下去，真就可能出事。
預期很重要。中國更應看到的，是更大的牌局。應該把美國對中國巨額順差的發難，化作變革傳統增長模式、實現高質量發展、自我超越的契機。中國努力確保自身繼續健康發展，就是最大一張王牌，誰也動搖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