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成功背後有很多因素，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善于向其他國家學習。人們因此把中國稱爲“學習型國家”，改革開放過程也就是向其他國家學習的過程。新加坡在其中扮演了一個特別角色，起到了其他國家所起不到的作用。在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今天，中國是否會繼續學習新加坡呢？這是很多人最近關切的問題。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是要看新加坡經驗和中國的相關性。中國學習新加坡或者其他國家，不是爲了學習而學習，而是爲了中國各方面現代化的需要。只要新加坡經驗和中國具有相關性，中國仍然會繼續學；只要新加坡經驗比其他國家的經驗和中國更相關，中國仍然會選擇新加坡作爲學習對象。
首先，在全球化時代，除了少數幾個處于封閉狀態的落後國家，沒有一個國家的建設和發展，能夠避免受外在經驗的影響。全球化不僅僅是貨物和貿易，更是各種思想在全球範圍內的流通。在很大程度上說，存在著一個全球範圍的“思想市場”。思想流通到哪裏，那裏就會受到影響。對很多國家來說，這種影響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也就是一個主權國家主動向另外一個主權國家學習。改革開放進程中，中國在這方面的表現尤其突出。
其次，在衆多的國家中，爲什麽中國選擇了新加坡？簡單地說，中國學習新加坡並非必然，而是自鄧小平以來中國幾代領導層的選擇。爲什麽？
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國剛剛開始進行改革開放，盡管新加坡也是當時中國學習的對象，但其重要性並不突出。當時東歐的匈牙利和東亞的日本也是中國的重點學習對象。匈牙利是東歐共産主義中比較早就進行改革的國家，同樣作爲共産主義國家的中國，參照匈牙利經驗是很自然的事情。日本是亞洲第一個成功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從近代開始始終是中國學習的對象。鄧小平複出不久就訪問了日本。因此，學習日本不難理解。1978年鄧小平也訪問了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各方面的建設成就，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學習新加坡也不難理解。應當指出的是，1980年代初，已經退下來的新加坡前副總理吳慶瑞先生，被邀擔任中國政府沿海開發區和旅遊業的顧問多年。不過，在整個1980年代，新加坡經驗並沒有在中國得到高度的重視，更多的是一個參照對象。
中國的新加坡熱發生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在“南巡講話”中，鄧小平認爲新加坡不僅經濟發展迅速，而且社會秩序好，因此首次公開高調地提出中國要學習新加坡。鄧小平號召學習新加坡立即導致了大量的中國代表團訪問新加坡取經。此後發展出來的各種項目，包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市長班”、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學院的“幹部班”等等都是其産物。爲什麽鄧小平選擇新加坡而不是其他國家和地方？
解決發展與秩序之間的矛盾
概括地說，鄧小平號召中國學習新加坡的核心，是要解決好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會面臨的一對矛盾，那就是發展與秩序之間的關系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這一對深刻矛盾。人們至少可以看到三個類型的情況。首先，在一些國家，經濟在一定期間得到了發展，但有效的秩序建立不起來，政治一直在專制（包括軍人政治）和無序民主之間徘徊。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國家一直處于這種情況。其次，在另一些國家，有了秩序，但沒有發展。這往往發生在高度集權的權威主義國家。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也是一個典型。再次，也有些國家，既沒有發展，也沒有良好的秩序。亞洲的斯裏蘭卡和緬甸就長期處于這種情況。既有發展也有秩序的國家少而又少。在亞洲甚至世界範圍內，日本和“四小龍”（新加坡、韓國、香港和台灣）便是少數幾個典型。
在日本和“四小龍”中間，鄧小平爲什麽選擇了新加坡？這既和鄧小平1978年訪問新加坡的經驗有關，更和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的國際局勢有關。在天安門事件之前的整個1980年代，鄧小平領導下的改革主題就是發展和秩序。當時的領導層既強調經濟發展，也強調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體制改革，就是秩序建設問題。鄧小平一再強調，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就不能得到深化，經濟改革所得到的成果也不會得到鞏固。1980年代早期的重點是經濟改革，但在1980年代中期之後，鄧小平開始強調政治改革。
既要發展，又要秩序，這不僅爲中國的領導層所強調，也是被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中國社會所接受的。當時的知識界盛行的兩本書，一本是耶魯大學教授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國的興衰》，另一本是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變革中社會的政治秩序》。肯尼迪強調經濟、科學技術等因素對一個國家崛起的重要性，而亨廷頓強調的則是發展中國家政治秩序的重要性及其建設政治秩序的困難。如果說在經濟發展方面，中國領導層和知識分子群體有比較多的共識，在政治秩序建設方面，兩者之間的共識就很少。對鄧小平來說，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建設政治秩序。當然，這裏的政治秩序也並不排斥民主化，如果民主化不會給中國造成政治亂局。但對知識分子群體來說，秩序就是民主化。
但隨後發生的很多事情包括中國本身的天安門事件、事件之後西方對中國的制裁、東歐共産主義的解體和蘇聯的分裂等等，使得激進民主化不再成爲建立中國政治秩序的有效選項。道理很簡單，這些事件的發生本身，被普遍視爲是激進民主化的産物。
在這樣的情況下，既有發展、又有秩序的新加坡再次成爲鄧小平關注的對象。“南巡”之後，中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學習新加坡的熱潮。不過，要把學習新加坡的強烈願望轉化成爲實踐，則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對新加坡來說，發展和秩序是同時進行的，是同一個過程，但在中國學習新加坡過程中，則把發展和秩序相對分離開來，不管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中國各級政府所強調的是經濟發展，而對社會政治秩序的建設則強調不足。
秩序建設要跟得上經濟建設，這也是新加坡成功的經驗。建國以來，新加坡差不多每10年把自己的産業提升一次。與此同時，新加坡的社會政治秩序也在不斷進步。在社會層面，盡管新加坡不接受西方的福利社會的概念，但社會政策在很多方面甚至優于西方諸多國家，尤其是政府組屋建設方面。在政治秩序方面，新加坡拒絕了西方式的民主，但建設了有效的法治、廉政、政治開放與民主、高效公務員隊伍等等制度，並且在所有這些方面，爲世界所矚目。
從一開始，新加坡方面一直強調，中國學習新加坡不僅僅是經濟發展，而且更是“軟件”建設。這裏的“軟件”就是各種制度建設。1994年，中新兩國開始進行新加坡—蘇州工業園區建設，雙方爭議的其中一個領域就是軟件建設。中方很多人把這個項目僅僅視爲經濟建設或者工業化項目，而新加坡方面強調的則是“軟件轉移”。對新加坡領導人來說，設立這樣一個園區的主要目標是“軟件轉移”，就是通過園區這個“硬件”或者載體，把新加坡成功的“軟件”輸送到中國。可惜的是，一些地方官員並不能十分了解和把握這一點。
當然，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不僅學習新加坡，而且也學習其他很多國家。例如在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抓大放小”式的國有企業改革方面，中國既學新加坡，也學美國、日本、韓國。在“抓大”方面，中國學習了日本和韓國的大企業集團模式，組建大型國有企業集團，來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而管理國有企業的方式，則是學習新加坡的淡馬錫模式。在“放小”方面，也就是中國式的民營化（私有化）更多的是受美國和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在金融制度方面也一樣，中國參照了諸多西方經驗，但從和美元挂鈎到一籃子貨幣政策，中國則大量參照了新加坡經驗。
對新加坡存在西方偏見
在地方層面，新加坡對中國發展的影響更爲顯著。這裏當然包括人們熟知的新加坡—蘇州工業園區、新加坡—天津生態城、新加坡—廣州知識城、新加坡—成都高科技園區等等。通過這些工程，中國地方政府試圖從整體上學習新加坡；但更多的城市則是有選擇地學習新加坡，進行制度創新或者改善已有的制度，例如上海等城市學習新加坡的公積金、汽車牌照拍賣制度等。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地方學到了新加坡的經驗之後，開始向中國的其他地方輸出新加坡經驗。例如，新加坡—蘇州工業園區的經驗，已經推廣到中國的很多地方。作爲城市國家，新加坡經驗的主要影響在于城市層面，這很容易理解。
不過，在學習新加坡方面，中國社會曆來就有不同的看法和認知。高層和地方的認知不同，政府與社會的認知也不同。總體上說，政府部門側重的是學習新加坡的實踐經驗，但知識界往往趨向于對新加坡做過度意識形態的解讀。在中國的知識界，新加坡模式一直具有爭議性。這種爭議性無關乎新加坡本身，更多的在于中國知識界的認知。自由派在這方面表現得很顯著。
自由派一直對新加坡持有諸多的批評，認爲新加坡是“經濟自由主義加上政治專制”模式。當然，這種認知要不基于他們對新加坡的不了解，要不基于他們來自于西方教科書的知識。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一直具有美化西方民主而貶低偏離西方模式的民主的傾向。例如，他們在看美國民主時，從來不會記得美國民主在很長的曆史時間保留了奴隸制度，更不用說選舉資格的限制了。而新加坡從一開始就實行了“一人一票”大衆民主。大衆民主也廣泛存在于其他發展中國家，但經常處于無政府狀態。新加坡在法治的基礎之上實現了有序的大衆民主，這樣的例子並不多見。
回顧曆史，鄧小平學習新加坡的選擇是對的。鄧小平1997年去世之後的今天，發展與秩序的關系問題越來越成爲更多國家所面臨的挑戰。鄧小平強調新加坡的秩序好，而秩序建設正是中國今天需要學習新加坡的地方。盡管中國的經濟發展了，但方方面面的秩序問題越來越嚴重。信任危機、官員腐敗、道德消失等等現象，使得中國社會面臨著無政府狀態。可惜的是，中國的一些官員，尤其是中層官員開始驕傲自大起來，變得目中無人，不再像從前那樣，虛心學習他國了。相反，他們開始也學習美國，動不動就要教育其他國家。在中層，很多官員也開始對新加坡不以爲然。不過，這種心態除了滿足一下民族主義情緒之外，對國家建設毫無用處。從秩序建設的角度看，實際的情況是，中國學習新加坡容易學的部分已經學了，現在到了難學的部分，也就是新加坡的“軟件”，是制度建設。中國能不能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通過學習包括新加坡在內的其他國家制度建設經驗，建設起一整套自己的制度，決定了中國是否能夠繼續崛起。
曆史地看，所有國家都應當成爲學習型國家。封閉起來會走向失敗；洋洋自得，認爲夠好了，也會失敗；自己不做改進，而去教訓別人，會失敗得更快。中國過去的成功在于學習和探索，今後也會如此。這裏還是可以借用毛澤東的一句話，“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對一個人是這樣，對一個國家更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