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眼按：2013年3月，本文作者張喆前往新加坡探訪“新加坡模式”幕後及其挑戰，與新加坡執政黨和反對黨議員、媒體人、商界人士、NGO組織、基層社區負責人、社交網絡意見領袖及普通民衆進行了大量且深入的交流。不過，由于種種原因，采訪文章未能如期見報。本文爲作者與聯合早報主編吳新迪的訪談實錄，特此收錄，與新加坡衆多網友分享。
作爲新加坡與本區域主要的權威華文報章，《聯合早報》及早報網憑借其不同于西方媒體和中國官方媒體的“第三條道路”，已成爲中國讀者洞悉中國和區域大事及大勢的重要參考。
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是《聯合早報》創刊90周年。《聯合早報》的前身是著名僑領陳嘉庚1923年創辦的《南洋商報》和華商胡文虎、胡文豹兄弟1929年創辦的《星洲日報》。這兩家報紙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分家之後分別獨立運作，其中在新加坡運營的兩家報紙在1983年合並，成爲今日的《聯合早報》。
現任《聯合早報》總編輯吳新迪在2011年接棒，他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畢業後進入《聯合早報》，幾乎在所有新聞前線都任過職——采訪組、政治組、財經組、早報網、《聯合晚報》、《新明日報》，他是早報網早期的團隊成員之一，也創辦過新加坡華文免費報章《我報》。
2013年2月28日，張喆對吳新迪進行了1小時左右的訪談，媒體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成爲我們交流的重點話題。
本文作者張喆（以下簡稱“張”）：雖然我還不能說新加坡出現了所謂的“官民對立”的局面，但官與民在以前似乎顯得比較和諧，可爲什麽在這幾年官民之間的情緒令外人感覺激烈了，矛盾了？您覺得如果這種情緒繼續發酵下去，會對新加坡造成怎樣的影響？
《聯合早報》總編輯吳新迪（以下簡稱“吳”）：我想這個改變可能有幾方面原因，第一我想，這難道是政府的“功勞”嗎？因爲這些年來，政府一直在推動人民的教育，要把人民的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現在的結果是，人民的教育水平上去了，政府已經把人民培養成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個體的話，那麽他們作爲獨立思考能力的個體，他們就會開始質疑政府任何一個政策，這其實是一個成熟的人民作爲群體一個很自然的表現。
第二也可能是因爲新媒體的關系，各種各樣的聲音都可以在網上看的到，各種各樣的聲音也可以通過網絡很快地被放大。
幾個這樣的因素把它們加起來，當然可能會讓人覺得，新加坡出現了各種不一樣的聲音。這就可能與過去的新加坡不一樣了。
張：談到新媒體，我不得不問您，您如何看待這樣的尴尬，即可能在新加坡，傳統媒體會被認爲是“親政府的”、“政府的代言人”，甚至不好聽地被說成是“政府的喉舌”。以您工作的《聯合早報》及其所在的新加坡報業控股有限公司其它子報爲例，您認爲它們在新加坡民衆中的公信力如何，細分一下，年輕與年長者幾代人間的公信力分別是怎樣的？與網絡上的新媒體、自媒體相比，我們是處于優勢，還是劣勢？
吳：肯定的，因爲新媒體的出現，讓我們自己會檢討一下，我們今後會扮演怎樣的角色。老實說這樣一種思考，不只是我們媒體這邊，政府那邊也會做同樣的思考。我們媒體自己會發現到，現在政府給予媒體的空間越來越大。我是1987年加入《聯合早報》的，先是做3年罪案新聞記者，後來再跑本地新聞、政治新聞，後來再做財經組主管等等,現在回頭看我87年能在報紙上寫的、談的東西，跟現在我們能在報紙上寫的、談的東西相比，現在的空間其實是大了許多。
我想一方面這是政府做出的改變，一方面也是我們媒體人自身也在爭取這個空間，當然新媒體本身也帶來了一些催化作用。我覺得這幾個因素作用都有。所以我們今天扮演的角色，如果現在回想一下的話，就會覺得是很大的不同。政府本身他們也能夠了解的到，如果傳統媒體只是做一方的工作，只是傳達政府的消息的話，那麽人民是不會來看的，那麽人民不來看的話，我們就失去了一個價值，所以如何讓人民還願意來看我們的報紙，就表示要給我們有足夠的空間，讓我們這些做媒體的人，能夠在自己的專業上，發揮我們應該發揮的角色，而我覺得政府是明白的。
張：新加坡傳統媒體的空間的確在擴展，但是不是從民衆的角度來說，可能還是不夠？或者因爲之前的原因，對你們的信任度還不夠？
吳：如果完全說信任度不夠的，那麽看今天我們的《海峽時報》也好，我們早報也好，爲什麽我們還有那麽多的讀者群，還有那麽大的發行量，表示說我信任度還是在的。而且老實說，很多新媒體裏面，他們的很多言論，如果沒有我們這些專業的人去幫他們寫這些新聞的話，他們的言論也無法去建立很多的事實。新媒體他們在扮演“讓各種不同聲音發聲的角色”，扮演的蠻好的，但是在報道新聞這方面，他們還是需要一些專業的把握。我們一直以來給自己的要求就是，我們在做新聞的時候，是不去做新聞價值判斷的，我們是不帶立場的，我們只是把事實反映出來，這個東西如果我們做得好的話，對我們的讀者來說，還是很重要的信息來源。
張：我最近一直在觀察《聯合早報》言論版上的一個名叫“站長的話”欄目，裏面各類言論還是百家爭鳴的，但您會不會發現一個現象，你們即使刊登了反對黨的言論、聲音，可是在網絡上，反對黨還是會對貴報有一些看法，比如說，你們或許認爲是在客觀的就事論事，但只要在言論上令人感覺是向著執政黨一些，就會遭致網絡上的炮轟？
吳：這的確是讓我們覺得有些苦惱的地方。現在有一些人會覺得說，你如果對反對黨提出批評，你就是不客觀的，你如果支持政府的一些政策，不管政策的好壞，那麽你就是沒有獨立思想的人，你是被政府牽著走的。但我總覺得政府不可能任何一項政策都是錯的吧，可只要報紙去支持一些政府對的政策，就會被歸類爲沒有獨立思想的人，不夠critical（批判性）。我在想，難道我們真的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了嗎？但我覺得不是，網絡上可能有些這樣的聲音，而這樣的聲音是被無限放大了的。所以也許你會以爲這是主流的聲音，但我覺得不是的。這可能是一部分人的聲音，但不能代表大部分人的想法。
張：您認爲新加坡的主流民意可能還是偏于建設性的。那種破壞性的言論還是少數人的，雖然他們的爆炸力巨大、傳播力會很廣。因此您並不覺得新加坡民意與政府之間出現了很大的對立，是嗎？
吳：我覺得要是今天真是這樣的話，新加坡執政的，大概就不應該是人民行動黨吧。
張：雖然新加坡是一個以華人占多數的國家，但由于貴國工作語言是英語，這使得年輕一代對于華文的聽說讀寫能力在下降，作爲新加坡一份華文報紙的主編，您怎麽看？
吳：這真的是我們華文媒體面臨的挑戰。如果我們跟世界媒體來比的話，第一，世界上所有的傳統媒體面對新媒體、電子媒體，我們都面臨失去眼球、失去讀者的大趨勢，這是全世界媒體都在面對的，世界紙媒都在面對的，年輕人基本都不再看報。
除了全球的趨勢外，我們還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新加坡年輕一代掌握華文的能力比他們上一代要差了一些，他們對英文的掌握要比華文強很多，所以我們兩個大挑戰，一個是全球性的，一個是新加坡特有的。
我們怎麽生存？過去，新加坡少部分人華人水平是很高的，但他們占比較少數，但現在普遍上每個人基本都能懂一點華文，但大家華文水平卻是比不過我們的上一代的。我們要求在報上所用的語文不要太過深奧，要盡量口語化，所以爲什麽常有中國的讀者抱怨我們的文章非常“白開水”。還要通過視覺上設法吸引讀者。此外還有在新媒體上，比如IPAD上的APP客戶端，力求吸引年輕讀者。此外，我們還辦了學生報，引導學生讀華文報。
張：年輕讀者群占比還大嗎？
吳：在年輕讀者群在流失中，我們讀者的中位數其實每年都在長一歲，現在是53歲了。
張：那年輕人是去選擇了英文的《海峽時報》，還是已經不太願意去讀新加坡的報紙了？
吳：如果說他們完全不讀新加坡本地媒體，那可能也是言過其實，因爲要了解新加坡本地新聞，還是要看新加坡報紙，《海峽時報》對世界、對區域的報道，我們對于區域和中國的報道，還是做的蠻好的，這方面來說，我們對讀者的價值還在。
張：有年輕讀者跟我說，幾周前芳林公園有關《人口白皮書》的抗議活動，第二天香港《南華早報》是放在頭版的，《海峽時報》是在4版小邊欄……
吳：其實不是小邊欄，我們其實是在很前面的版面，應該是假頭欄，我們在圖片運用上幾乎是跨了半欄了，就是全欄了，《海峽時報》也做的蠻大的，這就看你怎麽看了，老實說這樣的事情，如果5年前可能報不出來，可能就是在報紙某一小版裏某一小小的東西。可能我們在做出改變，但可能從讀者角度來看，我們的改變還沒有做得那麽透徹。如果是這樣，我也只好認了。
張：您怎麽看新加坡民衆政治的覺醒，貴報之前曾有文章評論說，新加坡人以前對政治冷感，可能的原因是新加坡政府過去一直做的很好，把人民照顧的很好。但現在新加坡人民對政治的覺醒，對媒體是好事嗎？貴報在政治新聞報道的空間是否因此擴大？還是說媒體相應風險更大，出現兩頭不討好的局面，政府覺得你說的太多了，民衆又覺得你們說的太少？如何平衡兩難？
吳：我自己覺得人民的政治覺醒，人民的政治成熟，肯定是一件好事情，我們應該幫忙新加坡人民的政治進一步覺醒，雖然這可能會使我們媒體人的工作更加艱苦，更加充滿挑戰性，但我願意看到這樣，而不是希望我們的人民繼續保持政治冷漠，那麽我們工作起來比較方便。肯定是要讓我們的工作更有挑戰性，這對新加坡的長遠發展會是好事情。
我自己是樂觀的，新加坡人從某一個角度來說，是剛剛滿21歲，獲得了自由與尊重，他們覺得我們可以挑戰我們的父母，挑戰權威了，這有點像叛逆期。我們都經曆過叛逆期，因爲以前沒有，現在突然有了，因此什麽都要叛逆，但你會走過這一段的，你就會慢慢更成熟一些，你會發現有些傳統並不是不好的，有些權威爲何存在，是因爲他們有存在的理由的，我們肯定會經過這段，新加坡要經曆多久才能走過這段，我不知道，但是我有信心，會走過這段。
張：但這要基于兩方面，一是民衆自我的政治成熟，對于極端言論的自我過濾機制的形成，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做出改變。您覺得政府與民間的調整在速度上會是同步的嗎？還是政府慢一拍，民間快一拍？
吳：我覺得這兩方摩擦、博弈會存在，這就像一個家庭裏，父母面對一個成年的孩子，他們應該放什麽，不應該放什麽，父母也經過一個掙紮，父母也會走過這一段，政府現在也在調整，我也覺得政府也已意識到，如果政府不調整的話，他們甚至有一天做不了政府，他們自己懂得要做調整。現在開始有一些不舒適，有一些摩擦，有一些緊張，我覺得隨著大家都成熟，會有那麽一天的。
張：我們傳統媒體會認爲，我們是架起政府與民衆的一個橋梁，在新加坡政治轉型期的當口，您覺得貴報是更多要做政府的解釋者，還是做民意的傳達者，或者說跳出政府與民間，我們就做一個中立的監督者，您覺得三者間哪個更重要一點？
吳：我覺得三個都要做，過去我們可能做的比較多的是政府信息的傳達者，所謂上情下達，現在我們也要多做下情上達，我們也要多做一些獨立的，給兩方都能作爲參考的意見，這方面也要做。
英文裏有個單詞叫“dynamic”（動態的），因爲彼此互動，大家慢慢調適，形成良性互動。現在就有很多的互動，這些互動裏可能有些緊張或是什麽，有時我們自己調適不過來，有時是政府這邊，有時是民衆這邊，但這正是我們在一起學習如何彼此共存的方式，我覺得這需要時間。
張：您覺得，在新加坡做媒體總編，最大的壓力來自于哪裏？是不是銷量、業務拓展壓力，還是其他方面的壓力？
吳：不是銷量，這是第二層次的問題。我覺得怎樣更好地爲我的讀者服務，這個壓力是比較大的。怎麽爲我們讀者服務，又要回到我們剛才談了那麽多的東西，當整個新加坡政治環境在改變的時候，當新加坡人民的要求在改變的時候，當新加坡政府也意識到整個局勢在改變的時候，我怎樣才能扮演好我自己的角色？
一方面不能讓自己陷入麻煩，一方面又能在我最大的空間內扮演好專業的角色，這是我們最大的壓力。
張：也就是說，您不能太快一拍，也不能太慢一拍，這節奏把握感、分寸感，是您目前最頭疼的一件事？
吳：如果我是在一個完全封閉、完全受控制的社會裏面做總編很簡單，每天等指示來就好了。或者說如果我是在完全自由開放國家裏面做主編也很簡單，我就完全不用考慮政治的東西。我現在就處在兩者之間，我們社會一直在向前走的階段裏面，我怎樣掌握到社會的脈搏剛剛好，跟整個社會一起同步，這是一個蠻有意思、蠻有趣的挑戰。
（文/張喆，信息來源于世界觀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