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西方資本主義沒有統一的模式，中國的資本主義也和西方的很不一樣。盡管中國式的資本主義在今天遭到各方面的批評，人們還是承認其是資本主義的一個變種。從市場平台來說，中國和其他國家沒有任何區別，即由地方基礎市場、統一國家市場和國際市場組成。因爲中國是一個大陸性經濟體，國內的跨省份和地區的區域市場也已經崛起。
中國和西方資本主義的不同，在于市場平面上的角色和市場規則。不過，這兩方面的不同也只是一個時空問題。就市場角色來說，中國具有龐大的國有企業。西方尤其是歐洲的公共事業部門也很巨大，公共部門的比重不比中國的低。所不同的，在很多領域，在西方是私有企業占據主導地位，中國則是國有企業占據主導地位，並且中國的國有企業也在演變過程之中。
國有企業和資本主義並沒有什麽矛盾，只要國有企業是市場的一份子，而非政治的一份子。中國以市場化爲導向的國有企業改革，必然要促成國有企業成爲市場的一份子。就市場規則來說，中國還沒有發展出一套有效的市場規則來，但這只是時間問題。西方花了數百年才發展出法治經濟，只要中國一直朝著市場經濟發展，最終也會發展出有效的市場規則來的。
中國資本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最大的不同在于社會領域，而非經濟領域。中國經濟比西方更資本主義，比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更資本主義，主要原因在于社會領域的資本化和貨幣化。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就已經消滅宗教、傳統社會和地方政治共同體的阻力，使得改革開放之後，資本主義沒有任何阻力。
改革開放之後，政府的“親商”政策，也就是傾向資本這一邊。因爲政府的控制，現代類型的市民社會也沒有發展起來。這就導致了經濟和社會、資本和社會之間的高度失衡。較之其他發展中國家，這種失衡在促成中國取得了更快的經濟發展速度的同時，使得中國社會遭到更大、更強有力的破壞。
盡管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進程非常曲折，但總體經濟改革的主題是新自由主義。中國改革開放始于1980年代，時值美國裏根革命和英國撒切爾革命的高峰，也即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高峰。中國的改革不可避免受這個國際大環境的影響。並且在經曆了毛澤東30年的計劃經濟之後，人們對新自由主義變得無比向往，毫無思考地接受了它。新自由主義對中國的經濟改革，産生了非常巨大的影響。但遺憾的是，新自由主義也毫無阻力地侵入了社會領域。中國的改革者並沒有區分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簡單地把經濟領域的政策應用到社會領域。
在1980年代，中國的經濟改革仍然受制于傳統的意識形態，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交織。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的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後，市場化的改革有了巨大的突破。不過，市場化也很快進入社會領域。國有企業改革很快就瓦解了原來建立在計劃經濟體制上的社會福利，即單位制福利制度，不過政府並沒有意圖用新的制度來取代。
政府希望用“社會化”也即市場化來解決社會福利問題。但無論是市場還是社會都沒有到位，沒有能力承接社會福利。無論是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都紛紛抛掉作爲“負擔”的社會福利。在很多國家，包括典型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企業承擔了其員工的很多社會福利。中國則做了極端的理解，導致了企業抛掉一切的極端行爲。
把社會貨幣化來應對危機
更嚴重的是新自由主義進入原來的社會領域。1990年代後期的醫療體制改革首當其沖，醫院和醫療領域開始市場化。當時的醫院成爲了中國的暴富經濟“産業”。1997年－1998年亞洲發生金融危機，爲了對付危機，中國進行了教育改革，主題就是教育的産業化。這個改革是爲了保GDP（國內生産總值）增長，因爲中國居民儲蓄率很高，並且家庭很願意投入孩子的教育領域。這導致了高教的大擴張和學費猛增。到今天，中國是教育市場化非常高的幾個國家之一。
2008年發生全球性金融危機。同樣的道理，爲了應付危機，政府把注意力轉向了房地産的發展，在很短的時間裏，房地産幾乎成爲中國經濟的主柱。越來越多的國家，醫療、教育和住房等領域都被視爲是社會領域，或是具有高度社會性的經濟領域。西方發達國家早期也是把這些視爲經濟領域，結果導致社會付出巨大的代價。
在福利政策崛起之後，這些便演變成爲社會領域，成爲公共部門的主體。在很多原先是西方殖民地的後發展中國家，因爲受西方的影響，這些也是社會領域，這些領域的市場化並不高。在東亞的日本和“四小龍”，政府在積極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主動進行社會建設，爲社會穩定奠定基礎。
中國把這些領域視爲經濟領域，並且成爲暴富領域。這本身說明了社會基礎所遭受破壞的程度。這些領域之所以這麽順利地被市場化，主要在于中國社會沒有任何抵抗市場化和貨幣化的能力。自毛澤東時代開始，中國社會已經失去了抵抗市場和資本的力量。這和西方社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例如，撒切爾首相試圖把教育和醫療私有化，但完全失敗了，民衆用選票抵制住了政府的企圖。
今天，在所有福利國家，盡管過度的福利制度使得國家財政不堪負擔，也影響著國家的經濟發展，但要改革福利制度幾乎是不可能的使命。即使在發展中國家，社會的力量也遠較中國的強大。因此，盡管很多發展中國家例如印度，其經濟發展水平較中國低，但社會福利制度水平較中國高。因爲沒有社會的阻力，中國成功地把新自由主義引入社會領域，使得中國的資本主義較之任何其他的資本主義更成功，大大推進了經濟的發展，但社會則成爲經濟發展的犧牲品。
這是一種社會失敗的情形。中國資本主義今天所面臨的諸多嚴峻問題，都是和社會失敗緊密關聯。從經濟上說，中國很難建立其一個內需社會。內需社會對中國可持續的經濟發展至爲關鍵。但在所有國家，健全有效的社會政策，是內需社會的制度基礎。中國缺失這一制度基礎，人民即使有大量的存款，也不敢消費。對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來說，他們是無助的，存錢是爲了買房、送小孩上學、看病等等。更爲重要的是，社會政策是政府調節收入分配、保障社會基本公平的有效手段。
中國的收入差異之大是世界上少有的，導致了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從社會發展來說，這些社會領域的高度貨幣化和市場化，實際上已經破壞和動搖了社會的基礎，社會不穩定也很容易理解。社會政策的目標是社會穩定。沒有有效的社會政策，老百姓普遍感覺到巨大的不確定性，社會越來越呈現暴力化，政治激進化對中國來說是隨時可以發生的事情。
改變資本、政府和社會的關系
經濟成功和社會失敗使得中國的發展和東亞模式不同，和很多發展中國家也不用，而非常類似于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的歐美。中國可以采用歐洲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嗎？歐洲是用民主社會主義模式來解決的，也就是民主化。這個可能性並不大。除非發生了大規模的政治激進化，導致過早的民主化的發生，中國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並沒有民主化的條件。並且，激進政治化而導致的民主化，會促成中國走向劣質民主。
作爲東亞社會的一份子，中國要解決失衡的資本主義問題，需要回歸東亞模式，主要是要通過改變社會和國家的關系模式，促成社會和資本關系的良性循環。當然，東亞模式和歐洲模式並非矛盾，因爲前者裏面已經包含歐洲因素，只不過東亞政府比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歐洲政府，在社會建設方面更爲主動。
要改變資本、政府和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社會力量是關鍵。在中國，隨著改革的深化，傳統的社會力量例如宗教和家庭會複蘇一些，但力量不會那樣強大。這主要是因爲現在的條件不同了，市場化的經濟發展，已經促成了社會結構的巨變，包括流動社會、城鄉整合、核心家庭等等。不過，新型的社會力量也在快速壯大，包括非政府組織和專業團體等。
新型社會力量的崛起有可能導致民主化。但在全球化時代，即使是通過民主化，社會力量也很難對資本構成有效制約。從西方和一些後發展國家的民主經驗看，人民通過選票很難制約資本。這主要是因爲全球化。全球化促使資本處于流動過程之中，資本沒有國別，可以選擇其所想要去的地方，任何一個政府已經失去了經濟主權。民主化當然可以對政府施加莫大的壓力，但政府很難以同樣的方式，把壓力轉移到資本之上。
資本遇到壓力，就會選擇“退出”。因此，有人提出“全世界政府聯合起來”，向到處流動的資本征收“國際稅”。不過，這種想法和馬克思當年的“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一樣，顯得具有烏托邦色彩。只要是主權國家仍然存在，“全世界政府聯合起來”便是天方夜譚。當然，過去發生過的消滅資本的方式，也即共産主義的方式，也不可能了，無論是蘇聯的經驗還是中國本身的經驗都證明爲失敗。
中國要實現資本、政府和社會三者的平衡過程中，除了學習歐洲和東亞經驗，還可以借助傳統的方法。在中國傳統中，存在著一個專業統治集團，處于比較獨立和自治的地位，來調節資本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在民主化不可行的情況下，專業統治集團的方式會相當有效。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早期成功實現了公平的經濟增長，和這些經濟體是由專業統治集團來治理的相關。同時，和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還具有擁有龐大的國有企業這一優勢。在其他國家和地區，政府所擁有的只有財政和貨幣政策來調節資本。
在中國，政府除了財政和貨幣政策，仍然擁有大量的國有企業。數千年裏，國有企業一直被視爲是“平准市場”，也就是調節市場的有效手段。這一手段在今天會仍然有效。因此，中國如果要實現資本、政治和社會三者之間的均衡，有很長的一列改革任務清單可供政府選擇，包括培養社會力量來抵禦資本的過度行爲；建設開放性的專業統治集團，以防止這個集團演變成爲寡頭政治；進行市場化的國有企業改革，以防止它們與民爭利的同時調節市場；建設法治和規制以保護資本的利益等等。這些改革必然有助于中國建設一種既可以容納資本主義的優勢，又可以克服當代資本主義弊端的新型資本主義。
（作者鄭永年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感謝作者授權本站轉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