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曾有一句話，淋漓盡致地表達了李光耀之于獅城的意義：“曆史上反複出現的一種不相稱的現象是，某些領導人的突出能力和他們所在國家的有限力量存在著差距”。是的，“李光耀”已然不可能以“偉大領導人”來一言以蔽之，他是一個結合了強勢、高效、法制、秩序、社會平等、公平的符號。而作爲一個從走出校門、踏上職業道路之初就來到新加坡的人，他仿佛早已化爲一個揮之不去的身影和符號，貫穿在我與新加坡割舍不斷的21年緣分中，所以我不假思索地在上周五的半夜搭乘夜航飛赴新加坡，專程去向這位跨越兩個世紀的世界偉人致敬並目送他在人間的最後一程。
于獅城國內，他的影響力綿延超過半個世紀。在李光耀時代，他常常被烙上“強人”的標記。31年的總理生涯和其後擔任21年的內閣資政，使他得以一直在政治上鞏固強勢的地位，能夠高效推行他對新加坡的各種規劃，也因此不斷強化自身對新加坡不可分割的責任。而他的威權，除了來源于長期身處權力中樞，更源自其自身的智慧與戰略、明晰長遠的國家目標、務實高效的施政原則，以及在其領導下新加坡發展的亮麗成果。“威權體制”、“高薪養廉”、“嚴刑峻法”更是成爲國內政壇耳熟能詳並分外推崇的新加坡國內治理標簽。然而細究，卻發現這個詞兒絕非字面那麽膚淺，“威權”是建立在民主的機制下，人民行動黨的執政信念是以民爲本，心系群衆，關懷草根。
通過國會議員與黨的社區領袖攜手紮根基層，以爲民服務爲宗旨，全心投入爲選區服務，多種方式聯系選民，定期接待選民，聽取民意，把脈民生，爲民衆排憂解難。這對人民行動黨來說，決不是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行動”。它是通過點點滴滴地爲民辦事，才爭來了執政地位。“高薪”初衷並“養廉”，是爲了吸引人才，“人才者，求之者愈出，置之則愈匮”，李光耀在新加坡推行精英政治，他希望把各界精英都吸收到政府擔任高級領導人。而新加坡廣受贊譽的秩序絕非僅僅是“嚴刑峻法”的功勞，光是靠嚴刑峻法，可以建立良好的秩序，但不可能使社會充滿活力；可以使人民懼怕法律，但不可能使人民信賴尊重政府；可以使政府很有力量，但不可能使管理有高水平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社會即有受過西方正統教育的精英，大都有遵法制、守秩序、講責任、求認真和講敬業的精神文化；同時強調保留東方傳統文化特別是學習儒家文化，培養公民講規矩、守秩序、有禮貌、樂于助人等品德。可以說，在華人文化圈內，新加坡是華人傳統文化保持最好的國家，很多方面甚至好于中國。可見，新加坡是一個吸西方文化之精髓，承中華傳統之美德，借現代法制之工具、民主之手段，建立起來的和諧社會。這些手段與民衆那種充滿著深深的憂患意識和發憤圖強的精神産生出來的奇妙化學反應，讓這個原本國土狹小、資源貧乏的小國綻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炫目光芒。
于國際舞台，李光耀成功地將新加坡這個彈丸之地在短短幾十年的光景裏打造成全球前四的金融中心，在習近平主席眼中，他是“新加坡共和國締造者，也是廣受國際社會尊重的戰略家和政治家”，在奧巴馬眼中，他是“一位推動亞洲創造經濟奇迹的人物”，他是布萊爾“遇到的最睿智的領導人”，撒切爾夫人認爲“他從未出過錯”，尼克松更是對他推崇備至，盛贊道：假如李光耀生活在另一時代和另一個地方，他可能已經“獲得了諸如丘吉爾、迪斯累裏，或者格萊斯頓那樣的世界聲望。”而他實用主義的國策，更讓他在國際關系處理中遊刃有余。他是一流的國際政治家和戰略家，是頂級的亞洲事務觀察家，是所有大國領導人的座上賓，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引路人，更是與中國五代最高領導人都握手會面過的教父級人物。
與近年去世的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和沙特國王阿蔔杜拉相比，李光耀的葬禮吸引了更多國家政要，尤其是亞洲國家首腦紛紛出席，備顯名滿天下、譽滿全球的哀榮。之于我國，李光耀成爲第601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確實可謂實至名歸。他與中華的情誼綿延五代領導人，更爲中國領導人提供了如何在經濟和社會變革中尋找方向，又不失去社會秩序的成功模式。近些年來，隨著韓國和中國台灣等東亞國家和地區發生變化，新加坡模式在中國人眼中具有特別意義。新加坡的威權治理、李光耀對“亞洲價值”的推崇，都是值得中國思考和探索的理念。新加坡對經濟的有效監管、快速增長，政府插手精英管理，同時嚴格限制民主等，也讓面臨同樣社會發展課題的中國政府進一步探尋。
于個人，作爲世界級別的偉人的他，不是曼德拉那樣的道義象征或道德標杆，更是一位功績彪炳的實幹家。他已將自己的執政邏輯變成了一種獨特的現象，使這個城邦國家成爲不少亞洲國家夢寐以求的取經聖地和效仿對象。以至于國際上專門爲他的執政理念命名——“國家資本主義”。爲了讓新加坡在大國林立、虎狼成群的國際叢林中尋得生存之地，爲了長時間掌握政治權力以確保新加坡發家致富，李光耀成爲柔性獨裁者和不自覺的威權主義者。李光耀的實用主義所作所爲和極端利己主義、予取予求、一切爲我所用，正是這種執行理念，使得若幹原本根本不太可能同時兼容的對立元素在這裏發生了奇妙的結合——讓英式的議會民主制度與列甯主義般的政黨在這裏和諧共處，讓結合儒家和法家思想治國的理念與英國留下的法治傳統和公務員制度在這裏水乳交融。這種融合也促使他就此打造了屬于新加坡獨一無二的基因，並以健全的制度催化了一批攜帶此基因的精英階層，懷揣他那強勢而笃定的治國信念和風格，自覺奔跑， 並有信心應付任何困難挑戰！
最後的告別，才能真正檢視李光耀在新加坡民衆心目中的地位到底有多高。兩天的時間裏，我去國會大廈瞻仰他，我去社區、選區的靈堂追思他，我在滂沱大雨中和百萬成長在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民衆用自發、單純而堅定的行動送別他。秩序、善良、感恩的國民集體表現，通過連續數日的辛苦排隊致敬，來回報李光耀對新加坡的貢獻，也告訴這個世界，民衆對李光耀發自內心的尊重。新加坡國民這個時期表現出的空前的團結，組織上一如既往的高效、守紀、有秩序，再一次檢驗了這位偉人留給新加坡的管理遺産。印象更加深刻的是，新加坡“處處可見李光耀”。一周裏，所有媒介鋪天蓋地地進行著曆史教育與回顧，對全體國民，特別是年輕人及青少年，上了一堂非常棒的“只有了解曆史，才能展望未來”的公共大課。政府可謂用心良苦、立意深遠。
而今天，這個展示在全球面前的新加坡，這個僅僅用一代人時間，就從貧窮走向富裕，從脆弱走向穩定，從腐敗走向廉潔、從落後走向高效，從人情關系社會走向全面法治社會，從缺乏歸屬感的移民聚散地變成族群和諧共處、身份認同感強烈的一體，從“地圖上的一個點”發展成重要的在地區內乃至國際上享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已是李光耀一生最重要功績的背書。透過背書，我們看到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創業家。他爲新加坡創造了無數“從零到一，從一到衆”的經典案例，建立起這個獨立自主的以華人爲主導的獨立主權國家，用西方的價值體系與意識形態體系，讓新加城這一國家大廈堅挺地聳立在複雜險惡的國際環境中，與此同時他又采用了東方傳統的價值觀與中華儒家思想對這個大廈進行了獨一無二的內部精裝修，使之成爲新加坡萬千民衆的幸福居所。用低稅收以及國家組屋的形式解決全民“居者有其屋”的問題，縱觀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做到像新加坡那樣,讓每一戶家庭都擁有一份價值如此寶貴的資産。而始設于1955年的公積金制度，經過多年的演變，成爲了政府的強制儲蓄計劃，無論購房、保險、子女教育費用或者醫療費用，都包含在內。這也讓長年被住房、教育、醫療“三座大山”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多少國人豔羨不已。新加坡國家案例，本身也是管理學上一個不斷創新、重組、突破、叠代進化的經典案例。對于李光耀的研究、繼承本身也在于對他探索與創造出來的這些寶貴遺産進一步的創新、甚至揚棄，這也是新加坡能夠長久發展和繁榮的根本所在。所以學習李光耀，本身也是對其管理體系的改良、改善甚至突破，斯人已逝，整個國家都在緬懷與感恩，但新加坡人民，或許也需要一個全新的新加坡，讓年輕一代在更加困難和複雜的局面下，帶領新加坡繼續前進，也將成爲對獅城民衆智慧的一個極大的考驗。
本文由作者毛大慶授權新加坡眼發布。作者簡介：毛大慶，1969年出生于北京，東南大學建築學學士，同濟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碩士、博士（在職）。曾任公司高級副總裁，兼任北京萬科企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凱德置地環渤海區總經理。凱德集團是目前東南亞最大的上市房地産企業，總資産超過190億新幣（約120億美元），目前已經在新加坡、中國、澳大利亞、日本、英國、馬來西亞、印尼、中國香港、中國台灣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超過50個城市開展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