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治理的向度》這本書中，我想分享自己對公共治理的思索，並探討新加坡與中國的比較與互鑒。說是一本新書，但如果按照目前的社會變換節奏，其實這本書也不算新了。這本書是在去年底敲定出版，今年3月正式出版的，而其中一些文章則早至2011年就發表了。明年是不是還有人讀，我自己都沒有把握。
不過，拖延到今天才發布，我覺得仍然是有意義的。我現在租住的組屋，有房東留下的許多舊書。有一次我翻箱倒櫃，居然找到一本英培安先生的書。他在1986年草根書舍出版了一本評論集，題爲《身不由己集》。
我拿出這本紙張泛黃的小書，擦拭書面落下的灰塵，翻閱其中的篇章。盡管時隔近30年，英培安先生在報紙上發表的評論，卻仍然有許多讓人體悟與産生共鳴的地方。我當然無法與英培安先生攀比，但我覺得某些議題即便過去幾十年，可能仍然有它繼續存在的價值，有它讓我們重新發現的意義，也有它讓我們“身不由己”地去反思的空間。
(作者馬亮博士在新加坡草根書室做了一場活動，院長劉宏教授點評。徐國沖博士攝影，30余位書友捧場切磋。)
爲什麽會有這本書？
我是三年前的8月來新加坡的，到今天已經三年多了。來之前我在網上搜索各種有關新加坡的資料，權卻是爲了掃盲。當時覺得什麽都新鮮，拿著現在看來很破舊的手機，到處拍照記錄。在第一年的時間裏，我基本上沒有寫任何東西，只是去聽課、觀察和訪談。
有人說，你到中國的第一天，可以寫一本書；到中國一個月，可以寫一篇文章；到中國一年以後，可能就什麽也寫不出來了。實際上，我們到任何一個新地方，可能都會有類似的結果。出于這種擔心，我開始記錄自己的觀察和思考。
後來，我的同事于文軒提醒我，說你可以試著寫一些小文章去發表，表達一些觀點去爭鳴。我聽從了他的建議，不斷地投稿和發表。沒想到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每周不寫一寫就覺得好像少了一點什麽似的。不出兩年，居然就積攢下了一本集子。
我本來覺得太薄，擔心體量不足，無法成爲大部頭。出版社的編輯善意地說，太厚的話定價會貴，也比較沉重，拿來拿去不方便，就更沒有人看了。後來我仔細想一想，薄一點也好，輕一點也不錯。
古人惜紙如鉑，惜墨如金，其精神讓我們汗顔。老子的《道德經》不過五千字，孔子的《論語》也不過萬言書。當時缺紙少墨，文人不可能像現在這麽“任性”地揮霍筆墨紙張。但是，恰恰是這種稀缺，才讓人愛惜筆墨，咬文嚼字而留下千古奇文。
我們現在使用計算機，加上隨時隨地使用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一天就能夠寫下《道德經》和《論語》那樣的篇幅。我用搜狗輸入法記錄，每天可以輕松輸入幾千字。大家都在談論信息大爆炸，熱議大數據技術。但是，我們每天這樣産生的許多信息和數據，可能都是垃圾。我們每天樂此不疲地創造這些無形的精神垃圾，並爲之癡迷。因爲使用鍵盤和鼠標，我們被叫做“鍵人”和“鼠輩”，或許有一定道理。
言歸正傳，這本書實際上不是一本完整意義上的著作，因爲我並沒有講一個獨立的故事。我是將自己在過去兩年的文章整理起來，根據主題進行編排而成的。我期望每隔一兩年就出版一本隨筆集和評論集。下一本計劃在明年出版，希望能夠同時在新加坡和大陸出版，這樣受衆面會更大一些。書名我都想好了，叫《公說公有理》，當然“婆說婆有理”。我在家聽太太的話，不過我有發言權，公婆各有理。再接下來的書名，可能是《習以爲常》或者《學而時習之》。這不完全是追“習”熱，而是我覺得這些題目比較有趣，也朗朗上口罷了。
很多人和我說書名有些怪異，“向度”到底是什麽意思？向度既有方向和走向的意涵，也有尺度和維度的意思，我覺得一語雙關，所以拿來作爲書名。公共治理是一個比較熱的詞，南大接下來在11月底會召開一個國際會議，並和《聯合早報》合辦一個公衆論壇，都是圍繞公共治理和良好的治理展開的。
我想用幾個關鍵詞，穿起來去組織一個公共治理的拼圖。我們每個人都會對這個世界和社會産生屬于自己的拼圖，拼圖無所謂對錯，而只是我們觀察這個世界和社會的窗口和角度。我想談的四個關鍵詞是：細節、比較、證據和自信。
細節是魔鬼，細節決定成敗。
第一個關鍵詞，是細節。與許多人關注的宏大議題相比，我更注重對細節的觀察與解讀。在我的視野裏，沒有小事，因爲細節是魔鬼，細節決定成敗。從細節出發，也讓我可以更從容地把握觀察的對象和現象，而不至于“盲人摸象”，以至于迷失了方向。
小到有蓋走廊的布置、銀行ATM取款機的操作界面、燈柱上的小廣告，大到環境衛生、交通狀況、政民溝通乃至城市規劃，都是我觀察的視野。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微小部分，實則是體現公共治理的大智慧之處。它們的背後，可能掩藏著利益相關者的互動乃至博弈，可能有許多不可告人的秘密與訣竅。
對我而言，許多宏大議題和重大事件，同樣需要“以小見大”。因爲去中國出差和探親，我在9月錯過了兩個重大事件。一個是9月3日在北京舉行的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儀式，另一個是9月11日新加坡的大選。我到了中國北京，卻沒能現場觀看閱兵。我回到新加坡，又沒能現場觀摩大選。但是，我恰好趕上了第三件大事，那就是煙霾的侵擾，真是躲也躲不及的大事。
這次北京閱兵，我是在家看的電視直播，並在閱兵前後感受了它的影響。戰亂頻仍讓我們想到當今和平的來之不易。與過去相比，現在的人類社會可以說是最太平的時代了。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應該感到幸運和知足。與此同時，中國作爲一個世界大國在崛起，有能力展示自己的軍事成就和綜合國力，這讓我們充滿自豪。
毫不誇張地說，爲了這個時長不足半天的閱兵能夠順利和安全地執行，北京可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中國所付出的社會成本也難以估量。各地進京火車都要通過特別通道，以便二次安檢，驗明正身。長安街沿線的所有商鋪關閉，所有地鐵出口關閉，並有大批官兵進駐。在所有超市，你都買不到刀具。進出地鐵站，你要喝水以確認液體安全。全民放假三天，各級學校都延遲開學，而北京及周邊地區的機場統統管制。
我們有沒有人對政府閱兵提出質詢，去問個爲什麽？比如，政府有必要如此興師動衆嗎？閱兵花了多少納稅人的錢？閱兵産生的社會成本又有多高？這些問題自然無法登上官方主導的主流媒體，但日益崛起的社交媒體空間，卻足以容納越來越多的不同聲音。
這讓我想起一位新加坡朋友的抱怨，他說政府每年國慶期間都大放煙花，純粹是浪費公帑，還不如給窮人多發一些花紅來得好。那麽，我們有多少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甚至行動起來去集體討論和解決這些問題？這或許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公共治理問題。
我錯過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新加坡五年一次的大選。上一次是在2011年，在我來新加坡的前一年，我無法觀察。本來以爲可以趕上這一次，但又錯過了。政府選了一個工作日，將其定爲公共假日，所有人都放假一天，以便參與投票選舉。有意思的是，選舉日恰好與911事件同期。15年前發生的911事件，以及日趨緊張的區域恐怖主義，又讓我們認識到，安全威脅其實離我們並不遙遠。
這兩個事件，看似宏大，卻又不過是滄海一粟，在人類曆史的長河中甚至無足挂齒。這也讓我想起恐龍的盛極一時，以及他們的昙花一現。我兒子很喜歡恐龍，dinosaur的英文單詞，也是他認識最早的一個。我和他一起看了恐龍的曆史書，才發現人類在恐龍的面前真是“小巫見大巫”。當然，人類比恐龍更厲害，恐龍在世可能只會成爲人類的家畜、寵物或主要肉類來源。但是，人類的曆史太短，人類能走多遠也很難說。我們引以爲傲的事情，或許不要太過張揚。
國家治理是目前中國很熱的一個詞彙，上上下下都在熱議國家治理，好像每個人都是“吃地溝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爲國家大事而憂國憂民。但是，如果每個人都是這樣去思考，或者被引導著這樣去考慮問題，可能就會出問題，或者至少不會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即便是這些宏大事件，當我們從小處著眼，從一個個普通老百姓的視角去觀察，可能就會得出意想不到的認識。所以，無論是評論“APEC藍”，還是跨境煙霾侵襲，抑或是地鐵癱瘓，我都期望“以小見大”，“見微知著”。當然，有人可能會說，你這是抓不到重點，不懂得國家治理的深遠意義。但是，如果我們談論的國家治理只是虛無缥缈地懸在空中，讓你看不見、摸不著、體會不到，這種空談又有多大的意義呢？
比較見分曉，有比較才有認識。
第二個關鍵詞，是比較。有比較，就有高低，就有異同。比較本身不是目的，通過比較發現相同與不同，藉此爲比較的雙方乃至多方提供參照物，互爲鏡鑒，才是最重要的目的。中國應不應該向新加坡學習？新加坡可不可以從中國取經？其他國家從新加坡和中國的合作與交流中可以學到什麽？我覺得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許多觀察和研究比較政治的人，常常會把牙買加和新加坡拿來比較。兩個國家都地處熱帶，都是撮爾島國，也都曾是殖民地，連獨立的時間也差不多。1960年時，許多觀察家都看好牙買加，畢竟新加坡的狀況不甚理想。但是，現在新加坡把牙買加“甩出去幾條街”，很少有人再看好牙買加了。這種比較我覺得是合適的，因爲新加坡和牙買加有許多相似之處和共同起點，而這恰恰能夠凸顯它們的不同軌迹和命運啓示。
但是，將國家進行比較，常常會犯將蘋果和梨比較的錯誤。蘋果和梨都是水果，但又分屬于不同的種類，兩相比較可能未必合適。比如，許多人會把新加坡和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比較，因爲都屬于華人占主體的社會。但是，新加坡的奇迹卻很難被解碼和複制。
今年是新加坡建國50周年，也是新中兩國建交25周年。當我們比較這兩個國家時，會發現未必合適。這也是許多前來新加坡訪問和考察的中國官員感到困惑的地方，他們認爲兩國差異太大，以至于不知道該如何借鑒和學習。
新加坡既是一個國家，也是一個海島，還是一個城市。我認爲，城市可能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分析單元和比較單位。2011年，中國的城鎮人口就超過了農村人口。與此同時，歸功于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全球人口的城鄉比例也發生了逆轉，“地球村”變爲“地球城”。新加坡沒有農業，也幾乎沒有“甘榜”式的農村了，就更談不上農民了。在這種情況下，去比較新加坡與中國，從城市的角度出發是最爲適切的。
最近，出席首屆新加坡科學峰會的副總理張志賢指出，新加坡未來五年的“科研、創新和企業”計劃，將重點關注四個領域，分別是先進制造、生物醫藥、數碼科技和城市方案[2]。張志賢提出的四個領域，其實前三個都要服務于第四個領域，即開發、應用和出口新加坡的城市解決方案。我覺得這項提議是非常合理的，也說明新加坡打造和出口城市模式的必要性。
新加坡和中國在體量上相差甚遠，但是，如果我們鎖定在城市層面，將城市作爲比較單位，那麽就會發現，兩個國家之間有許多可以比較和互鑒的地方。新加坡的城市治理對中國城市有哪些啓示？新加坡可以從中國借鑒哪些公共治理經驗？如何進一步提升新加坡的公共治理水平？通過一系列的“雙城記”，這些問題就會得到非常接地氣和富有啓發的回答。
比如，大家如果比較北京和新加坡，就會發現兩個城市的交通管理邏輯完全是相反的。在北京，車牌是一種資産；在新加坡，車牌是一種資格。大家都知道新加坡通過擁車證、購車關稅、電子道路收費、強制“殺車”等政策，非常有效地控制了機動車保有量，不至于出現其他許多發達國家的汽車噩夢。與此同時，上述政策爲政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巨額財政收入，可以用于改善和提升公共交通，普惠普通老百姓。
北京現在有600多萬輛車，實行限號政策，每個工作日會有兩個號碼無法上路。這樣一來，逼著一個家庭去購買兩輛車，以備不時之用，等于進一步增加了機動車保有量。與此同時，北京每年新增12萬輛，通過“搖號”的方式分配。許多人都是“幸運大抽獎”，因爲抽中的概率實在太低，差不多千分之一的水平。今年推行的新能源車系列也是杯水車薪，很快就會使抽中概率降低到令人無法接受的地步。北京的車牌是免費和永久的，等于可以通過繼承而子子孫孫一直用下去。這樣一來，北京沒有從大量汽車上得到任何財政收入，而龐大的公共交通卻不得不依靠財政補貼度日，政府壓力很大。
北京這種看似追求公平的政策，實際上到頭來卻損害了公平。北京的交通政策沒有給人足夠的選擇權，限號的車無法上路，上路就被罰款。對于企業和個人而言，這是罰款，不能列爲正常開支去報銷或抵稅。但是，如果不去限號，而是對道路使用權收費，設定車牌的有效期和拍賣制，則可以達到市場供求平衡。與此同時，通過這些舉措獲得財政收入，可以反哺和改善公共交通，並鼓勵人們去乘用公共交通。
再比如，如果我們籠統地去看中國的汽車文明，會認爲很糟糕。行人闖紅燈，出現“中國式過馬路”的奇葩現象。駕駛員不給行人讓路，斑馬線形同虛設，行人過馬路需要“一步三回頭”。但是，如果我們去看看具體的城市，就會發現杭州和深圳的駕駛員就會給行人讓路，雖然不能確保人人如此。那麽，這兩個城市怎麽做到的呢？這就是值得思考的公共治理問題。
還有北京的霧霾治理，可以同新加坡的煙霾應對，進行比較有趣的比較。北京的“奧運藍”、“APEC藍”和“閱兵藍”，說明霧霾不是不可以治理，而是願不願意治理的問題。新加坡的煙霾，也不是不可以治理，而是想象力有多大的問題。
此外，新加坡和中國許多城市的住房政策，也是可以有意思的比較。新加坡的組屋是政府建設的公共住房，一般是先做配套設施，再做住房建築。中國的很多城市是相反的，清一色的商品房，住房建成幾年後才會有所配套。爲什麽會有這種差異？中國城市可不可以轉變過來？
所以，我覺得從城市層面去比較新加坡和中國，可能是一個值得推崇的方向。但是，小環境畢竟逃脫不了大環境。這些城市層面的調適。可能仍然無法讓我們完全理解現象背後的根本邏輯。所以，當我們去比較新加坡和中國的城市時，仍然要時刻記住城市上層的國家政治框架和官員行爲邏輯，否則就會得出不恰當的結論。
循證管理與決策，讓證據去說話。
第三個關鍵詞，是證據。我的學術研究主要關注公共管理，特別是政府改革創新與績效管理。我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基于統計模型的量化研究，並以證據作爲結論的支撐。在邏輯推理的同時，我更側重于突出證據。這樣做不是抹殺邏輯，而是爲邏輯提供依據。
我受到的社會科學訓練，使我在認識和理解公共治理現象時，總是會探究其背後隱藏的理論意涵，以及目前已有的實證證據。這些通過實證研究獲得的證據，雖然永遠無法做到完美，但卻有很強的解釋力和穿透力，讓我們能夠實事求是地觀察和解讀我們身邊發生的許多現象。
循證（evidence-based）的思想源自循證醫學，並在公共管理和政策的許多領域應用。醫生經過五到七年的專業訓練，就可以上崗操刀。但是自此以後，他們就很少再接觸新知識了，原來的知識也趨于老化，開始不適應新的醫學發展需要。比如，原來你用阿司匹林，是醫學院教授的標准操作程序，而且可以很有效。但是，最新研究發現它的副作用可能很強，並有替代性的藥物可以使用。如果你不閱讀最新的醫學研究成果，那麽就跟不上節奏。所以，現在的醫生必須做到基于證據的診療。即以最新發展的醫學證據，而不是過去的陳舊知識和個人經驗，來指導其診療決策。
公共治理也一樣，需要有理有據。政府所制定的每項政策，都應該有其科學證據。否則，就很難達到預期效果，甚至導致適得其反的負面影響。換句話說，只有認識了人的行爲邏輯，才能改變人的行爲。公允地說，改變人的行爲很難，但有時候卻只是分分鍾的事情，只要你抓住了人的行爲邏輯。比如，各位住家收到的水電費單據上，不僅有你自己的用量，而且還有與你住房相似的其他人的平均用量。這樣一來，你就害怕自己拖了後腿，就會注意節約水電。
再比如公務員首長王文輝所舉的例子，新加坡人力部向沒有按時繳付外籍女傭稅的雇主發出粉紅色的通知單，並在文中注明：“96％的雇主會按時繳款”。結果，雇主按時繳款的比率，比原來的一般白色通知單上升了三到五個百分點[3]。
此外，還有目前新加坡在推動的地鐵“早鳥”免費計劃、巴士准點率、提高生育率等計劃。這些基于行爲科學的研究，爲“輕推”（nudge）式的公共政策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持。在許多情況下，政府不需要“費力不討好”地去強迫公衆，通過這些成本低廉且幹擾性小的方式，就可以達到政策目的。所以，我始終秉持實證研究和循證思想，去開展學術研究，去撰寫文章，去擲地有聲。
自信者他信，自信才能立國利民。
第四個關鍵詞，是自信。我認爲，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和一個人的自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兩年前，兩岸四地組織了一次公衆調查，就顯示了這種有意思的差別。調查人員詢問四地的老百姓，讓他們評價哪個地區的老百姓最幸福。結果很有意思，新加坡人認爲自己最幸福，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等其他三地的老百姓，卻無一例外地都認爲新加坡人最幸福。“月是故鄉明”？還是“外國的月亮更圓更亮”？這是非常值得玩味的地方，它反映了大家的自信心到底足不足。
新加坡的確是一黨獨大，新加坡的民主也往往不被外人認可。但是，新加坡的確是民選的政府。你很少在新加坡看到像台灣立法會那樣的掐架場面，也沒有西方國家議會上常見的多黨激烈辯論。但是，新加坡在執政黨一黨獨大的同時，卻敢于邀請“刺兒頭”的反對黨挑戰，甚至多次更改選舉制度以讓反對黨代表進入議會。比如，引入集選區制度，推動非民選議員，都是這方面的代表。
有人說，新加坡就像一個大公司或國企，議會還設有獨立議員，就像公司董事會裏的獨立董事一樣。與此同時，新加坡沒有君主立憲制，但李光耀卻創設了民選的總統，雖然總統人選的門檻很高。李光耀認爲，應該爲這個國家提供雙保險，在總理之上設置總統，讓總統把好最後一關，以免國家陷入危局。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執政黨這種坦蕩的胸襟，旨在刻意制造“鲶魚效應”，卻是許多政黨想都不敢想的。這是多大的自信！
李光耀在多個場合都談到過，新加坡不像中國等許多主權國家那樣，通過浴血奮戰而去爭取自己的獨立。新加坡比較特殊，它是被馬來西亞“踢出去的”。爲此李光耀很懊惱，又很無助。對于這個被稱爲“綠色海洋上的小紅點”，他始終懷疑新加坡作爲一個獨立國家生存下去的能力。上天沒有給新加坡任何資源，說新加坡是四面楚歌一點兒也不誇張。但是，恰恰是在這樣的情勢下，新加坡卻奇迹般地生存、增長、發展和繁榮起來了，並在各個領域不斷創造和刷新奇迹，令世人驚異。
新加坡人和新加坡政府有這種自信，但新加坡也懂得自己的脆弱性，有強烈的危機感和憂患意識，並時刻都在前瞻性地謀篇布局。我們會看到，在多個領域的新加坡模式正在逐漸趨于成形和成熟，並對西方主導的治理理論發起挑戰。那麽，新加坡的成功取決于哪些因素？不同人有不同解讀，李光耀有自己的解釋，馬凱碩、柯受田、梁文松、吳元華、鄭永年等專家也都有各自的一套理論。比如，殖民地的法治遺産、選賢任能與優秀的習慣、政府清廉與高效、前瞻性與動態性、實用主義與拿來主義、多種族和多宗教的和諧，等等。
1960年代，當中國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新加坡在經濟起飛和推動改革。直到10年後改革開放，中國才開始轉換過來。李光耀說，當年下南洋的中國人是社會最底層的一批人，但是他們的後代卻打造了一個世界級國家。這句話肯定觸動了鄧小平，因爲他的言下之意是，我們這些人都可以做到，你們這些當年社會精英的後代當然也可以做到。如果你們到現在還做不到，那就真的是不行。所以，鄧小平訪問新加坡後，馬上指派中國各級政府官員向新加坡學習。
其實李光耀對中國推崇有加，比如他認爲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幹部接班人制度和密切聯系群衆的傳統，是非常值得發揚光大的，並在新加坡政治中予以貫徹。吊詭的是，現在反而是中國政府自己要到新加坡來學習如何管理公務員，如何密切聯系群衆。更加有趣的是，中國從過去的單向學習新加坡，到現在的兩國雙向交流，恰恰反映一種有意思的文化轉換現象。
中國共産黨強調理論自信，但是黨的理論創新卻裹足不前，“五毛黨”也找不到一個可以說服自己的理論。中國期望走出一條自己的政治道路，但是目前來看這條道路並沒有超越西方民主道路，“北京共識”也仍然值得去完善。
更爲重要的是，自信不意味著自大、自滿、自負、自誇，以至于“目空一切”而“忘乎所以”。中國在這方面犯過許多錯誤，有很多沉痛的教訓。比如“大躍進”，比如通過“人海戰術”去搞各種吉尼斯世界紀錄。中國人注重“面子”，特別期望別人看得上自己，看到起自己，好像永遠活在別人的眼裏，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中國媒體希望援引外國專家的觀點，來佐證自己的政策。我常常也被媒體“出口轉內銷”，作爲外國專家去評功擺好。無論是閱兵還是抗日遊行，都是這種缺乏自信油然而生的表現。所以，找到正確的自信心坐標系，可能是中國完善治理的過程中非常關鍵的一個環節。
善治仰賴善政，善政走向善治。
政府是公共治理的主要參與者，但並非唯一權威來源。圍繞政府，許多學者提出了富有啓發的理論，比如貝淡甯的賢能政治理論，姚洋的中性政府理論，福山的能力—自主性理論。我通過自己的研究，逐漸形成了一套理解政府行爲的理論框架。總體來說，政府的行爲受到兩大因素的影響。首先是行爲的動機，即政府願不願意去做，政府有沒有真正感受到改變的壓力。其次是行爲的能力，即政府有沒有足夠的資源、技巧和能力去改變，政府能不能克服其所面臨的環境約束和利益阻撓去創新。我們可以將二者統稱爲“動能”，即政府行爲的動機與能力。只有激發政府的動能，才能真正實現善政和善治。
動機和能力都很強的政府，變革和創新都不在話下，並能夠有效提升政府績效。當政府沒有動機也缺乏能力時，就很難産生真正的變革和創新，政府績效也會很低。有些情況下，政府有動機而缺乏能力（即“有心無力”），可以通過資源供給和能力提升而推動政府改善。更爲常見的是，政府有能力但缺乏動機，需要“刺激一下”才會變革創新。相對來說，最後一種情形可能是最值得關注的問題，即如何激發動機的問題。爲什麽有那麽多短期行爲？爲什麽領導幹部這麽浮躁？爲什麽他們不積極關心民生？爲什麽他們傾向于采取鎮壓和堵的思路去解決維穩問題？
概言之，上級壓力、轄區競爭和政府自身的因素，以及媒體監督、公衆參與和社會支持，是最值得關注的幾個方面。首先，上級政府的行政命令，下級不得不聽，往往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不過，上級政府固然可以通過命令強迫下級政府執行政策，但是卻未必總是有效，有時候還可能導致陽奉陰違、弄虛作假等結果。
其次，政府之間的競爭推動了許多地區的快速發展，因爲他們都有很強的競爭壓力。但是，橫向競爭也不是沒有問題。例如，它可能催生以鄰爲壑、畫地爲牢、逐底競爭、重複建設、環境汙染等問題。另一方面，政府之間的相互學習和模仿，也是解釋政府行爲的關鍵因素。
從官員自身的行爲動機與激勵角度來看，目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任期制，可以解釋許多現象。中國古代講“改土歸流”，如果你是此地人，不能做此地官，而要到其他地方去做官，這樣才能避免盤根錯節的宗族姻親關系，影響到你的清正廉潔。但是這樣一來，人生地不熟的官員，往往被本地的胥吏所“挾持”，導致“胥吏政治”。現在中國仍然執行這種幹部輪換制，並導致類似于古代的結果。比如，政府官員亂作爲，然後“拍屁股走人”，繼續到其他地方和部門升官發財。
從老百姓的角度，目前的政治恐懼不複存在，但是如何更積極地參與公共治理，卻仍然是值得關注的問題。媒體的批判精神還有待強化，而媒體監督異地政府的能力，卻可以加強並發揮其作用。政府在有步驟地推動社會組織的發育，但政府期望剝離社會組織的政治屬性。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技術的帶動下，公衆監督和參政議政的渠道日益暢通。但是，如果老百姓的喜怒哀樂不影響政府官員的仕途，那麽就很難指望以民爲本的執政理念真正落地。
如果各位去讀我的文章，基本上我是沿著上述幾條線索去組織的。這是我的“看家本領”，但我也在思考如何進一步提煉和豐富它，而不至于每次都是這樣老生常談。
小結：公共治理的未來在你我手中
政府績效反映了政府幹得好不好，它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所以，幸福感是政府行爲與表現的自然延伸。我們是不是幸福，也同政府息息相關。大家不要以爲政府幹什麽、不幹什麽和怎麽去幹，和我們沒有多大關系。實際上，我們從生到死，都離不開政府。今年8月天津濱海新區發生大爆炸，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周邊的居民以前看廈門PX項目、青島石化爆炸的熱鬧，根本不會想到這種事情會降臨到自己頭上，自己有一天也會爲此而流離失所。但是，這種震撼所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我們不能等到事情發生了才去反思，那樣就爲時已晚了。
學者需要啓發民智，才能動員民衆來監督和改善政府，繼而推動政府改善和社會進步。對政府的監督與鞭策，離不開一個活躍的、有知識的和掌握信息的公民群體。新加坡人被認爲是世界上最挑剔和最愛抱怨的群體，我覺得這種批評是優點，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人對新加坡人的羨慕嫉妒恨。所以，對于批評李光耀和新加坡的16歲少年余澎杉，我是感到惋惜的。當然，我不是說要鼓勵公民去同政府對抗，去和官員掐架，而是說公民應該有不同的認識和觀點，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無論用手還是用腳，去投出自己的選票。
除了學術研究的主業，我還在“政見”擔任觀察員。“政見”是一個年輕的松散組織，旨在靠譜地評論中國研究。大量高水平的中國研究論文，都是以英文發表在頂級學術期刊上的，而其中絕大多數都不爲中國人所知悉。我們作爲觀察員，每月都要至少完成一篇“作業”，將長達二三十頁的英文論文，凝練成兩千字的淺白文字，通過微信、微博和網站等渠道介紹給中國讀者。目前，我們已經吸引了14萬活躍粉絲，並仍在不斷遞增。觀察員都在世界各地從事學術研究，做這件事多數屬于義務勞動。但是，這樣做可以讓人們換個角度去認識政府和社會，而不是“隨大流”或“人雲亦雲”，我覺得是有助于公共治理的完善與提升的。
[1]本文是在2015年9月18日由八方文化創作室、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與草根書室聯辦的《公共治理的向度》新書發布會上發表的專題講座基礎上整理而成的，原題爲《公共治理：新加坡與中國的比較和互鑒》。恰好9月19日新中友好協會主辦慶祝新加坡中國建交25周年紀念活動，其所發布的紀念文集題名爲《互學互鑒》，筆者因此而將本文改爲現在的標題。[2]《聯合早報》2015年9月17日第3版。[3]沈越：《公務員首長王文輝：“輕推”方式可加強公共服務效率》，《聯合早報》2015年06月26日。
作者簡介：
馬亮，江蘇徐州人，2006年、2008年和2012年先後畢業于西安交通大學並獲管理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2012年迄今擔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研究員，參與”連氏中國城市公共服務指數”研究項目。出版英文專著一部，發表期刊論文50余篇，並爲《聯合早報》等報刊和”政見”（CNPolitics.org）撰寫評論。
《公共治理的向度》售價S$1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