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宣布了兩岸領導人將于11月7日在新加坡會面的消息，引起了兩岸人民的廣泛關注。這一即將舉行的兩岸領導人會面將開啓兩岸領導人直接交流溝通的先河，在兩岸關系發展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
關于兩岸關系問題，從大陸的角度來考量，可以分成多個層面。在規範層面，我們可以討論應當用什麽樣的方法和應當什麽時候解決台灣問題。在經驗層面，分析則是注重大陸和台灣關系的實際進程，兩岸問題實際上會得到怎樣的解決。
我在《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一書中聚焦于經驗層面分析了台灣和大陸的關系問題，現在和大家分享。
在這裏，我把兩岸關系問題置于常用的三個層面，即短期、中期和長期。
1、短期目標：如何應付各種可能出現的危機？
危機管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台獨”力量主導台灣政治以來，危機一直不斷。遠的如1996年的台海導彈危機。導彈危機貌似由大陸引發，但根源則在于”台獨”力量制造的危機。
大陸當時也缺乏如何應對這種由”台獨”力量引發的危機的經驗。1996年導彈危機之後，大陸在危機管理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當時對由陳水扁廢除”國統綱領”引發的危機的管理就相當有效。使其主導台灣的實際能力和影響力大幅下降。
但是，隨著國民黨領袖馬英九的任職即將到期，台灣2016年領導人選舉的開始，一直以來支持”台灣獨立”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民調中勝出。其始終避談”九二共識”，認爲台灣經濟問題是由于大陸崛起帶來的沖擊，在經濟上向美”討好”，在軍事上欲與美結盟，對兩岸關系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因此，如何應付各種可能出現的危機形式，還是有關部門必須面對的要務。
2、現狀管理：大陸政策如何影響台灣政治走向？
與之相關的是第二層面的現狀管理。
台海局勢的現狀就是台灣法理上仍然屬于”一個中國”，就是說不管台灣的實際情況如何，無論在內部法律還是國際法意義上，台灣並沒有法理上的獨立性（即獨立于”一個中國”）。但這並不在任何意義上說兩岸是個統一的政治體。
近年來，大陸把管理台海局勢的目標定位在反對台灣的”法理獨立”上面，這是很現實的做法。因爲種種曆史原因，台灣作爲一個政治實體的存在是一個事實，看不到這個事實，任何決策會是自欺欺人，犯大錯誤。即使將來統一了，也並不見得兩岸屬于同一個政治實體。
香港模式的”一國兩制”已經是一個主權政治體下的兩個行政實體。而台灣政治上的統一指的是政治主權上的統一，而非行政上的統一。如何達成主權上的統一和行政權上的獨立既是一個規範問題，也是未來兩岸關系如何客觀發展的問題。
現狀管理的兩個最主要因素就是中美關系和台灣島內主流政治力量的變遷。
這裏先強調大陸的政策能夠如何影響台灣島內的政治走向。大陸《反分裂國家法》的出台有效地改變了過去大陸並不具有實質性的途徑來影響台灣當局的內政的被動局面。
大陸比較有效地利用了兩個因素：一是島內的政治鬥爭，二是經濟的區域化，也就是台灣和大陸兩個經濟體的高度整合。
在後李登輝時代，因爲島內權力鬥爭的加劇，給大陸創造了一個使用較爲傳統的統戰方法的機會。
從前，島內各派政治力量，無論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都想從向”台獨”滑行獲得政治利益。以民進黨爲中心的”台獨”力量把持了”台獨”這個道德制高點，牽著各派政治力量的鼻子走。
在大陸《反分裂國家法》出台以前，盡管島內也有權力之爭，但爭端的焦點就是大家互相比試著誰更能勇敢地向”台獨”滑行。在2004年的選舉中，親民黨和國民黨曾經表現出比民進黨更爲”激進”。島內的這種政治競爭置大陸于一個非常被動的局面。
《反分裂國家法》當然是對島內每況愈下趨勢的反應。但《反分裂國家法》一旦出台，就完全改變了大陸的被動情況。
《反分裂國家法》，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于2005年3月14日通過。該法首次明確提出了在三種情況下中國大陸可用“非和平手段”處理台灣問題的底線
《反分裂國家法》把”台獨”和戰爭之間畫上了等號，民進黨的”台獨”不再具有道德制高點，國民黨和親民黨也因此可以和民進黨在兩岸關系問題上區分開來。
在另一個層面，《反分裂國家法》也使得美國的一些政治力量意識到”台獨”的嚴重後果。如果美國不想就”台獨”和中國大陸公開對抗，那麽就要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約”台獨”行爲。
就是說，《反分裂國家法》加速了台灣島內政治力量的分化，從而對島內的政治走向産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台灣內部政治力量的分化表明大陸傳統統戰方法又可以起作用了。在《反分裂國家法》之前，島內任何政治力量都不敢和大陸發生具有實質性的關系，因爲這樣做很容易被妖魔化，被認爲是”中 共的同路人”。
《反分裂國家法》以後，爲了台灣的整體利益，也是爲了本身的未來發展，台灣主要反對黨親民黨和國民黨先後訪問大陸，和大陸展開了具有實質性的兩岸問題對話。
中國共産黨和台灣這兩個反對黨就一系列問題達成了諸多的共識。很顯然，這些共識都是有利于台灣社會的。這樣，不僅兩岸的局勢穩定下來，國民黨和親民黨開始改變他們在島內本來很不利的局面。
另一個因素是經濟的區域化，或者說大陸和台灣兩個經濟體的高度整合。
經濟的整合裏面可以分解出主要兩個因素。一是所謂的台商。台商的因素很複雜。他們往往是機會主義者。在很多年裏，一些台商甚至爲”台獨”提供經濟上的支持。
更多的台商是執政黨和反對黨兩邊都”押寶”。現在在大陸有那麽多的台商，但是他們有多少回去支持擁護維持現狀的政治力量，即國民黨和親民黨，又有多少支持了”台獨”？這種複雜情況以後還會存在下去。
比台商更爲重要的政治力量實際上是普通台灣人民，尤其是南部農民。經濟的整合有可能使得大陸直接地影響台灣農民的利益，從而間接地影響他們的投票意向。
近年來，通過和台灣反對黨的互動，大陸直接向台灣開放農産品市場。台南農民是”台獨”基本教義派的基礎。不過，很難假定所有的台南農民都是傾向于”台獨”的，他們中的很多人是爲了自己的生計。
台南傳統上是民進黨的基地，這些農民很容易被”台獨”基本教義派所動員。如果大陸的市場和他們的生計能夠發生直接的聯系，那麽情況就會改變。
正因爲意識到這一點，民進黨對大陸的這一政策拼命抵抗。不過，從長遠來看，這種抵抗對民進黨的負面意義大于其積極意義。或者說，一旦當台南農民體味到進入大陸農業市場的好處後，民進黨就很難再抵抗下去。
有了這些可以影響島內政治動態的途徑，台海局勢的穩定就有個基本的保障。當然，這對短期的危機管理也有正面的意義。對大陸來說，有了這樣的基礎，對危機處理就可以更加理性。
3、追求統一：“深經濟、淺政治”可解決台灣問題
追求統一是大陸的長遠目標。要追求這個目標，我們不得不把台灣問題置于國際關系之中。
不管我們意願與否，台灣問題已經被高度國際化，並且這種國際化已經相當制度化了，要改變它並不容易。如前面所述，兩岸本身的交流對中期的現狀管理很重要。但要真正解決台灣問題，國際勢力必須考量在內。
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裏，中國要使美國在台灣問題上中立化，沒有什麽可能性。美國方面所能變化的就是台灣問題在美國戰略上的優先位置。中國能做什麽來改變中國台灣在美國戰略上的優先位置呢？
最主要的要算是繼續和平發展（崛起）的國際戰略。
中國既定的國際戰略是和平發展或者和平崛起。從經驗層面看，到目前爲止，這一戰略非常有效。最主要的是因爲經濟的全球化和區域化爲中國提供了可以和平崛起的機會和途徑。這一戰略在保障中國內部發展的外部環境的同時提高了中國的外在影響力。
但這一戰略的實施並非沒有阻力。在”請進來”和”接軌”的階段，中國的利益和西方的利益相當一致，但在近年，中國開始”走出去”的時候，在外面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不過，除此之外，中國並沒有更好的選擇。
很多人對經濟主義抱有懷疑。這裏首先說明的是，經濟主義並不是說不要軍事建設。中國正常的軍事現代化隨著經濟的崛起不可避免，以對付”台灣獨立”的軍事准備也屬必須。但如果爲了解決台灣問題，而放棄經濟主義而轉向軍事主義爲主，必然會付出高昂的代價。
在西方世界，中國的經濟主義路線遇到阻力。但在台灣問題上，經濟主義路線一直在發生正面作用。
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不可避免，而中國勢必是這個經濟整合的中心。台灣可以說是已經成爲中國經濟圈的重要一個因素。不管島內會如何調整其經濟政策，政府主導台灣經濟的時代已經過去。台灣經濟不可能失去大陸市場而健康發展。
再者，一旦當台灣的農業整合進大陸的農業市場，台南農民的選舉意向必然受到影響。只要兩岸的經濟進一步整合，就可以爲未來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一個基礎。
實際上，未來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法也可以在經濟整合中尋找。我的理解是，大陸對台灣只追求主權上的”統一”，而非行政上的統一。而經濟上的整合對主權整合意義非凡。”深經濟、淺政治”可能是未來解決台灣問題的特征。
“深經濟”表明經濟的一體化，而“淺政治”表明大陸和台灣的主權共享和治權的分享，即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而台灣則享有高度的自治權。
（本文原刊于共識網。感謝作者鄭永年教授授權新加坡眼刊發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