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眼按：香港目前成爲全球（不僅僅是全球華人圈）的關注。這篇文章從細微處道大趨勢。我們轉發這篇文章，因爲新加坡的同學對文中現象依稀有熟悉感。發現把文章中香港二字換成新加坡三字，居然也相當說得通。無論大陸、香港、新加坡，希望大家都好。
香港的階層已經非常清晰，之所以逐漸對內地失去溫度，實際上源自香港社會的裂變。
誰都知道，發生在香港的小童便溺事件，只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件。雖然視頻尚不完整，但從中多少可看到港人折射的“敵意”。
事件是一次內地香港矛盾的升級：從地鐵進食風波到蝗蟲事件，從導遊耍潑風波到沖擊駐港部隊事件，某些香港人一再表現出與內地決裂的一面。
（一）
由于學業、家庭的緣故，我從上世紀80年代起，就不時往返于粵港之間。打過交道的香港人，也有百人之多。以往，香港人給我的印象就是效率高、講實際、口語中不時蹦出幾句英文。對于內地人，雖不算特別友好，但也不至于粗鄙。
局勢是從最近幾年開始改變的。有些香港人突然對內地人好了起來，原來不屑說普通話的金融界精英，現在竟練成了“京腔”。有些香港人突然對內地人壞了起來，原來笑容滿面的阿姐阿叔，突然變得極不友好，甚至怒氣沖沖。
香港人爲什麽會發生這種變化？其背後是割裂的香港社會。
2008年經濟危機對香港經濟影響很多，導致了香港社會的急劇分化。作爲香港主要出口市場的美國、歐洲和日本需求嚴重萎縮，依賴出口的香港中小企業，包括在珠三角的生産型企業經營困難。
雖然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聯手推出經濟刺激對策，讓香港渡過難關，但深層次的經濟結構調整，對香港市民還是造成了長期的沖擊。至少，香港可以提供的就業機會就比以往大幅減少。
這種情況下，香港的精英分子想得最多的，就是“北上”。這裏面固然有些金融大鳄如李嘉誠者到內地淘金，但更多的是香港的精英階層到內地謀求發展的機會。
在香港導演彭浩翔的電影《春嬌與志明》（《志明與春嬌》的續集）中，我們可以看到香港有爲青年北上的群像。與其受困于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不如遠赴內地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
從2008年開始，“北上”成爲港人們找尋機會與財富的時髦路徑。某財經媒體一篇文章稱：
“內地澎湃的經濟圖景，爲已經在一個相對成熟的商業社會裏獲取豐富經驗的香港人提供了廣闊的創富空間，而內地企業對香港專才的需求量逐漸增加，因爲這些香港經理人能夠最快速度地爲內地企業帶來先進的管理經驗、國際知識以及企業文化。此外，另一個最直接觸發港人北上的原因是香港公司內地業務的大量開展。”
我認識的W先生，就是北上的港人中一個代表。他畢業于香港大學，在一家港資企業做高管，曾在北京、廣州、深圳都生活過，不時冒出兩句“京罵”，在港人中算是“內地通”。他打字用拼音輸入法，使用的都是簡體版的Windows版本。
有一次，我開玩笑地問他：“是否嫌棄我們內地的窮親戚？”他大笑說：“怎麽可能！內地人是我們的金主，沒有內地，我們哪有這麽多的機會啊。我們很實際的，誰讓我們發財，誰就對我們有恩。”
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經濟格局的洗牌，讓香港的精英意識到不能再重複當年的路徑，唯有及時調整心態，積極地融入內地社會，才有發展做強的機會。
當下最著名的北上港人，非在湖南衛視節目中一炮而紅的鄧紫棋莫屬。誰說內地不是夢工廠？鄧紫棋在香港娛樂圈據說混得很差，“說話得罪人，大佬不喜歡她”。
但當她鼓起勇氣來到內地，並到湖南衛視參加節目，卻一下子紅遍全國！作爲新生代的香港人，鄧紫棋就能贏得內地觀衆的喜愛——貨真價實的實力，敢打敢拼的勇氣。哪怕國語不怎麽標准，不妨礙她成爲億萬內地人眼中的“90後女神”。她的成就，是香港本地“大佬”所料不及的。
雖然如今的兩地矛盾越發尖銳，但作爲香港的精英卻更加向往內地。這些精英不懼怕走到內地的平台中與各路高材生一決高下。輸了，也不會沒有面子，贏了，整個舞台都是你的。難怪有評論說“兩地富人聯手賺錢，兩地窮人互相謾罵”。
（二）
我認識的B女士，在香港一個超市當收銀員。她四十多歲，離異，孩子10歲。她就像香港著名本土影片《麥兜故事》中的“麥太”，一個人帶著幼子艱苦地爲生活打拼。很多年前，她曾在一間大公司任文員，算是一個“小中産”，但後來，公司倒閉，她從原來的階層跌落。
B女士只去過一次內地。她在18年前去過一次上海，因爲“廁所太髒”“秩序太亂”，而且聽不懂國語，就再也沒有去了。
她非常重視手頭這份工作，因爲這是她生活的全部依靠。按她的話來說，“生活已經沒有太多可能性”。她不會離開香港，也永遠不會離開香港。
我最初認識B女士時，還是一個中學生。她對我非常友善，跟我買了過很多零食。她會說，這個餅幹內地沒有，你試試，很好吃。這話完全發自內心，沒有任何的“秀優越”。那個年代，大部分香港人還非常簡單，希望讓內地客嘗試最好的食物、遊覽最好玩的樂園，以及對香港留下好印象。
但現在，隨著社會分化的加劇，很多像B女士這個年齡段的人成爲人生的輸家。他們在香港社會中艱難生活，承受著高房價、高物價的煎熬。
他們一再試圖回歸中産階級，但絕望地發現，很多工作崗位已經被內地優才所擠占。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內地高材生，除了粵語水平有所欠缺外，無論是綜合素質還是工作熱情，遠勝于這些上了年紀的香港人。而目睹來港消費一擲千金的內地土豪，又會讓他們感慨萬分：自己反而成爲了被同情的對象。
有學者總結，這叫結構性失業。這是外部環境變化和産業偏食的後果，香港只鼓吹金融和高端服務業，不能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
香港作家陳冠中說，“失業打擊了我們這代部分人，而將繼續打擊下一代”。目前，香港的失業率之所以還保持在3%的偏低水平，原因在于特區政府開發“低價值、高就業”的機會，比如快餐店職員、清潔工、收銀員等。B女士就成爲其中之一。雖然工作是有，但重新回到中産階級變得遙不可及。
這個群體的香港人，變成了超級大都市中的貧民。其實每個城市都一樣，最排外的，往往是社會底層之人。他們太過脆弱，沒有生存技能，沒有競爭優勢，甚至腦子也沒有跟上這個時代。經濟一體化的大潮沖垮了他們小富即安的香港夢，他們必須接受挑戰，哪怕他們完全不具備應對能力。
他們未必真的會侵略內地客，但他們會成爲視頻中冷漠圍觀的路人。當內地客遭到欺負、攻擊的時候，他們不再挺身而出。
有一次在街頭，一位講國語的漂亮姑娘向B女士問路。B女士愛理不理，態度並不友好。聽說B女士的前夫，娶了一位年輕的內地女子。
（三）
一個城市，總有精英和窮人，雙方觀點不一致也是尋常的事。但第三股勢力的出現，打破了這種平衡。這就是一群喊著“港獨”口號的青年。他們大多是80後、90後的青年，他們沖動、偏激，任務是“捍衛民主”“捍衛本土價值觀”，會唱“蝗蟲歌”，在網絡上發帖，參與各種社會活動。
ID號是“熱血公民”的阿K，就是這樣一個人。他28歲，開了一間玩具模型店，但生意並不理想。他沒有考上大學，中七之後就出來工作（香港本地生源大學錄取比例只有30%左右），在社會上打混10年尚無成就，只能接受平凡一生。可他考上大學的書友，也沒有誰特別優秀，雖然不少人進了500強公司，但也被生活反複折磨，每天加班，累而無所獲。
阿K陷入了一種“殖民懷舊”的情緒中，總認爲是“97回歸”破壞了香港的繁榮。據說，他每晚會聽上世紀80、90年代的歌，比如《一人有一個夢想》，也會看無線的老劇集，比如《笑看風雲》，常淚流滿面。
這一代香港年輕人，很多人都加入了各種社團。社團生活是他們尋求自我坐標的一部分，在網絡空間上，“港獨”這個詞如野火一樣蔓延。阿K等人將自身的挫折，視爲中央政府的管制。正好碰上“國民教育”的推廣，一些港人“揭竿而起”，阿K也趁機在網站上發表宏論，甚至連玩具的測評，他都要噴噴內地人，將玩具論壇弄得烏煙瘴氣，似乎只有如此方才解恨。
巧合的是，與內地夫婦發生沖突、攔著嬰兒車的兩個年輕人，正好與阿K同一歲數——這種年富力強、血氣方剛但前途渺茫的年輕人，既脆弱又蠻橫，容不下一泡內地兒童的童子尿，又在錯誤時機中顯示強硬。香港本地的批評者將他們形容爲“廢青”（廢掉的青年），恐怕並不過分。
最近，台灣的反服貿運動上演得轟轟烈烈，在強調捍衛本土價值觀的同時，也提出了針對內地的口號。台灣學生“行動宣言”中說：“我們不是不願意接受挑戰、不是不願意面對競爭的青年……我們要掌握我們自己的未來，我們要的是一個給年輕人公平發展和競爭的環境和機會。”
“港獨”運動與其在本質上也極其相似，就是在全球化時代中的“本土覺醒運動”。全球化浪潮將重新引導國際分工，造成各國、各經濟體的巨大變化，傳統的方式受到沖擊。從1999年西雅圖反全球化運動開始，每年總有弱勢群體——農民、工人、邊緣人沖入主流視野，提出反對這個“新自由主義全球體制”，甚至要求某一區域進行自治。這只是弱者一次呼號，反對的是全球化的“暴戾一面”。
香港以國際城市自居，但在東亞，中國已經成爲經濟一極，香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內地經濟體系之中。所以，香港青年成爲弱勢群體，成爲了反體制的呼號者。
雖然張牙舞爪、強詞奪理，實際上，他們已經被時代所抛離。他們在這個時代，找不到自己的坐標，還活在《笑看風雲》的時代中。當他們試圖取笑一個2歲的內地兒童時，他們已經“廢”了。
（四）
香港的發展，必然是機遇與挑戰並存。
有人能在中國的發展中尋到機會，並獲得巨大舞台，從而成爲新貴；
有人卻受制于內地人才的沖擊，自己的生存空間不斷受到擠壓，生活在無休止的抱怨中；
有人成爲了偏激的愛港者，不願努力，不求上進，懷念往日的榮光，在網絡上與內地人謾罵……
香港的階層已經非常清晰，之所以逐漸對內地失去溫度，實際上是香港社會的裂變。
在內地兒童便溺一事上，內地人也需反思。的確，作爲長期基礎文明不過關的內地人，要補的課還很多，包括過馬路、排隊、上廁所等等。但在這件事上，港人無疑是暴露了最脆弱的一面：在急劇的經濟形勢變化下，優越感蕩然無存，自我迷失，逃避現實、怯于接受挑戰……
陳冠中曾經在作品《我這一代香港人》中總結：“香港人有了這樣的全民共識：明天一定會比今天好，因爲今天的確比昨天好；樓價是不會跌只會升的，打一生工賺的錢不如買一套房。我的前半生就是這種情況下過來的。至此我們整代的精英都強化了本來已有的投機習性，一心想發容易財。”
但香港經曆了十年的徘徊，“發容易財”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
已經2014年了，香港人應當重新回到原點。這片土地上曾經創造過經濟奇迹，這裏的人曾經援助過經曆天災人禍的同胞。不要再被民粹主義所劫持，不要沉寂于30年前的回憶而不能自拔。
《麥兜故事之菠蘿油王子》有一句經典台詞：“爸爸活在過去，媽媽活在將來。只有我，留在現在。”這反映了當代港人的迷惘：過去的不可追，將來的怎能如願，能把握的就是當下——追尋“現在”吧。
（文/馬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