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到底是不是民主國家衆說紛纭。一方面，人民行動黨的執政成果顯著，使得大選時幾乎牢牢占據所有議席，另一方面，新加坡的反對黨上升速度也非常快，甚至拿下了阿裕尼集選區。本文節選自鄭永年教授的《新加坡是亞洲第二個優質民主》。
新加坡是亞洲第二個優質民主
《南風窗》：人們通常認爲新加坡是威權主義，或者介于威權主義與民主政治之間，您的看法呢？
鄭永年：我認爲，新加坡民主是亞洲第二個優質民主，日本是第一個。亞洲實行選舉民主的國家和地區很多，台灣地區、韓國雖然是四小龍中發展較好的民主政治，但民主形式過于西化，也有不少問題。菲律賓、泰國的民主就更不用說了。討論民主不能光看北美、歐洲的優質民主，也要看到北非、中東和亞洲某些地方的劣質民主。
民主産生于西方，一開始很暴力，經過幾百年才發展成爲較爲成熟的民主。新加坡建立民主制度才短短45年，但已經做得很不錯了，民主選舉很清廉、和平、理性，無論執政黨還是反對黨都認同國家的基本制度，討論更側重于政策層面。從這次選舉的結果來看，新加坡民主化的程度越來越高。
鄭永年教授
《南風窗》：這超出了一些人的認知，很多人認爲新加坡沒有民主，甚至不知道反對黨的存在，或者即使有民主，也是一種僞民主。
鄭永年：很多人誤認爲新加坡是一黨制。但實際上，新加坡是多黨制國家，只是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一黨獨大。在新加坡，政黨登記是自由的，反對黨也出來參加國會大選，參與選舉的門檻並不高。一黨獨大與一黨制是兩回事。中國某些學者批評新加坡是僞民主，與西方批評新加坡是一樣的。西方的教科書認爲，民主就是輪流執政，否則就不是民主。西方以前也批評日本自民黨長期執政。如果民主是以政黨數量來衡量的，那麽美國是兩黨制，歐洲的政黨往往遠較美國多，那歐洲比美國民主化程度更高？這顯然是錯的。民主的本質不是多黨，而是競爭，是否競爭出高素質的政治治國人才，是否給人們帶來好的生活。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一些地方，各種西方式民主並沒有産生一個有效的政治秩序，有些地方差不多是無政府狀態。缺乏有效的政治秩序，難以推動經濟發展，往往陷入惡性循環。
今天，發達國家的民主著重的不是做蛋糕，而是分蛋糕；到了發展中國家，蛋糕還沒做大，各個黨派就忙著搶蛋糕去了，這産生了無窮的沖突；新加坡的民主，是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分好蛋糕。發達國家的優質民主，是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建立起來的，夢想一夜之間建立這樣的民主制度，是一種烏托邦。民主不是老百姓一人一票這麽簡單的事，投票背後是有很多文化含義的。有些國家有西方式民主，但沒有秩序，也沒有發展，比如菲律賓；有些國家沒有西方式民主，但有發展，比如中國；有些國家沒有民主，也沒有發展，比如朝鮮；有些國家有民主、有秩序，也有發展，比如新加坡。評價民主優劣，要結合這幾個因素，不能光從價值觀來做判斷。我們應該發展出一套能解釋非西方民主化的理論。
優質民主需要有意識的制度創新
《南風窗》：新加坡的優質民主是怎麽發展起來的？
鄭永年：新加坡的優質民主，包含幾個基本條件：
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新加坡的民主選舉很清廉，沒有出現北非、亞洲等地普遍存在的賄選現象，甚至比美國、歐洲的選舉都要幹淨，這當然有很多因素，但與經濟水平肯定相關。在一些經濟落後的地方，往往一包香煙、一頓飯就能把選民搞定，這種選舉可能更糟糕。
二、經濟發展帶來教育擴展，公民素質提高。新加坡的選民是比較理性的，尤其是年青一代，這與幾十年前不一樣。現在老一輩可能還有恐懼心理，但年輕人的恐懼更少，這與教育程度的提高也有關系。
三、法治健全。對于後發展中國家來說，更重要的不是選擇哪一個政府，而是維護政治秩序的穩定。沒有秩序，就沒有經濟發展，更沒有民主。新加坡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穩定，與健全的法治有很大關系。
新加坡沒有照搬照抄西方民主，而是根據國情設計出適合自己的政治制度。很多人批評新加坡，認爲新加坡民主與西方民主的形式不一樣，但恰恰因爲不一樣，才是新加坡的成功。“不一樣”內涵是豐富的，其實質是制度創新。新加坡的經驗說明了，民主制度創新不僅很重要，而且是可能的。
《南風窗》：具體有哪些制度創新？
鄭永年：比如集選區制度。這曾引來很多批評，認爲對反對黨不利。實際上，集選區制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制度設計，它有效地解決了直至今天西方仍沒有解決的種族沖突問題。在集選區制度之前，只有兩種機制能夠使得少數族群可能當選，一是少數族群集中居住，二是少數族群組織自己的政黨，但這些方式都容易導致沖突。集選區制度照顧了少數族群的利益，雖然可能造成一些不公平，但不能忘記新加坡多種族多元文化的基本現實。
比如強制性投票。西方認爲強制投票本身就是不民主的，但今天，在西方一些國家投票率只有30%多，這意味著領導人是30%多的公民決定的，這是民主嗎？所有西方民主理論都認爲，公民素質是民主運行良好的前提條件。不過，公民素質不是天生具備的，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要經過長時間的訓練。新加坡過去幾十年的強制性投票，就在慢慢培養起人們的公民精神。
這些制度創新保證新加坡很快地向優質民主發展。李光耀先生建立了一整套制度，西方稱之爲權威主義政府，這也沒錯，制度建設也需要強勢政府。關鍵在于這套制度在不斷發展完善，現在領導風格和方式也變得更開放。在很多國家，民主選舉是零和博弈，我贏了，你必然輸，在新加坡，選舉是雙贏的。比如工人黨贏得阿裕尼集選區，當然是贏了；對于人民行動黨，雖然失去一個選區，但也得到很多選民釋放的信息，知道以後往哪個方向走。所以這是一種優質民主。
《南風窗》：日本和新加坡民主政治發展初期，也不具備很好的社會經濟條件，爲什麽日本和新加坡最後發育成優質民主，而菲律賓和泰國卻發育成劣質民主呢？
鄭永年：實行民主很簡單，但建立優質民主很難。所有國家最終都會走向民主，這是世界發展的趨勢。所有國家任何時候都能實行民主化，關鍵在于如何避免劣質民主，走向優質民主。新加坡的早期政府，對一些可能導致劣質民主的因素，比如經濟落後，素質低下等，都是有意識地通過制度建設去避免的。而菲律賓、泰國沒有這個制度建設的過程，民主來了就來了。所以出現了優質民主和劣質民主的分化。
新加坡雖然是後發民主國家，但從民主演變路徑來看，與發達國家的優質民主沒有大的差別，均以中産階層、公民社會和健全法治爲支撐，只是時間縮短了。而怎樣縮短時間，取決于政府作爲。中國的地方民主選舉也實行了20多年，但做得不是很好，就是因爲沒有意識去做這些事，缺乏制度創新。
後發民主國家的最大好處是能夠通過有意識的制度設計，避免其他國家民主化過程中犯過的錯誤。民主的良好運轉取決于一整套國家制度的建設。
新加坡國會一覽，圖源：百度百科
《南風窗》：有意識的制度設計和建設，必然要求有一個主體，那新加坡國家建設的主體是誰？
鄭永年：一般人們把功勞歸于李光耀一個人。當然，李光耀的作用很重要。但把功勞歸于李光耀先生一人並不公平。這是新加坡建國之後整整幾代領導層的努力。李光耀先生的最大功勞就是制度建設。新加坡的權力集中並不是爲個人，也不是爲黨派，而是爲整個國家服務的。李光耀一代最大的貢獻是把手中的權力轉化成制度，而不是讓制度爲權力服務。
新加坡建立的制度，執政黨會接受，即使將來反對黨有機會上來了，也會接受，這是國家社會制度穩定的保證。一些國家執政黨建立一套制度，反對黨上來要建立另一套制度，最終肯定導致混亂。西方的優質民主，同樣在于所有政黨和人們都認同國家的基本制度，無論哪一個黨上台，都按照這一套去做，這就使得一個社會是不斷進步和發展的。
中國向新加坡學什麽？
《南風窗》：在新加坡，這種政府與民衆的溝通是通過什麽渠道來實現的？
鄭永年：部長議員每個星期都要定期跟選民見面，這是高度制度化的，如果部長因事不能出來，就要委托另一個部長，而不能讓自己的秘書或下級出來。對部長和議員來說，保持與民衆的關系非常重要，因爲你要面臨5年一次的考試——國會大選，你不爲選民服務，選民就不投你的票。如果沒有這個機制，跟選民見面，就很容易變成一種做秀。執政黨切斷與社會的聯系，也是切斷了自我改進的機會，與社會失去聯系，肯定導致危機。
《南風窗》：中國政府也很注重新加坡經驗，您認爲現在最迫切的要向新加坡學習什麽？
鄭永年：中國學習新加坡，不能照抄照搬，真正要學習的是新加坡的精神。觀察新加坡，不能光看大的方面，還要看一些細小的制度。看不到細節，就看不到真正的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黨獨大，這是很多人關心的。但在新加坡，沒有人阻止你去參加反對黨，也沒有人阻止你投反對黨的票。爲什麽人民行動黨一直能夠保持一黨獨大？這才是關鍵的問題。當然，這有很多因素，但很重要的是，人民行動黨是向社會開放的，所有的社會精英，無論在哪個領域，只要做得出色，都有可能被人民行動黨吸納進入政府。新加坡是真正的精英制度，人民行動黨選拔人才也是很嚴格的，光會說好話，或者光會罵的人都是不行的，只會用提出建設性批評的人。任何政黨都希望自己是一黨獨大，但關鍵是怎麽在合法的框架內做得到。人民行動黨是開放的一黨獨大。
新加坡大選前群衆集會，圖源：BBC
高薪養廉也是被很多人誤讀的新加坡經驗。新加坡的官員廉潔是靠很多機制保障的，高薪不過是近10幾年的事。新加坡實行官員高薪，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官員工資貨幣化，部長除了薪水，沒有其他特殊福利，自己開車，自己買房子。第二是以高薪從企業界吸引人才。但就像美國社會難以接受企業高管過高的薪水一樣，近年來新加坡的部長高薪也引起新加坡人的一些批評。
新加坡的優質民主，與執政黨向社會開放的機制有關，也與理性的反對黨和社會有關。優質民主並非某一個社會、某一個政黨或某一個人等單一因素決定，而是由很多因素決定，但這些因素又是可以塑造的。新加坡通過制度創新把西方制度和華人文化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創造出適合自己的政治制度，這是值得學習的。
鄭永年是新加坡天府會顧問，8月4日，他將與另外兩位顧問舉辦講座，向聽衆分享“天府人的故事”。同時在講座上，鄭永年教授將爲其限量版新書《大趨勢 中國的下一步》簽名。
（原文來源于2011年5月16日《南風窗》對鄭永年的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