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加坡的執政黨如何鞏固執政地位，反對黨如何發展、如何影響新加坡的政治進程，一直是不少中國學者關注的話題。本文爲在新加坡留學的兩位中國學者與新加坡最大的反對黨工人黨秘書長劉程強的對話錄，爲讀者更進一步地了解新加坡的政治發展提供觀照。對話于2013年4月24日深夜，劉程強在他的選區完成接待選民之後進行。）
對話人：
劉程強（新加坡國會議員、工人黨秘書長）
周虎城（中國非官方智庫察哈爾學會副秘書長，南洋理工大學“市長班”學員，中國時事評論員）
範 磊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山東大學國際政治博士生）
人物背景介紹
劉程強：1956年生，是新加坡工人黨 （新加坡第一大反對黨）的秘書長（黨首），祖籍廣東潮州。他自1991年以來便是新加坡國會後港單選區的國會議員，此後連選連任。在2001年，劉程強成爲工人黨的秘書長，領導工人黨不斷發展壯大。在2011年新加坡大選中，劉程強轉戰鄰近後港區的阿裕尼集選區，擊敗時任外交部長楊榮文的團隊，成功奪取了新加坡史上第一個由反對黨獲得的集選區，逐漸帶領新加坡工人黨在國會擁有了9個議席。
一. 提問劉程強議員：新加坡工人黨的發展與挑戰
範磊：新加坡的政治語境對反對黨的發展有什麽影響，反對黨是如何生存、發展與壯大的？
劉程強：新加坡的政治在幾十年的發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方面它借鑒了西方議會民主的制度色彩，堅持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另一方面又吸收了東方政治傳統的部分原則，注重政府權威對于社會發展的宏觀調控。在這樣的環境中，執政黨之外的反對黨要想發展並不容易，因爲政府幾乎掌握了國家所有的資源和信息， 反對黨處于劣勢。
此外，建國以來政府的治理成績有目共睹，可以說基本上實現了“善治”，在這種情況下，民衆即便在個別領域對政府有不滿，也會通過合理的渠道向政府尋求幫助，而不會尋求推翻政府，這是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發展優勢。
新加坡幾十年來一黨獨大的政治體制在2011年大選中有所改變，反對黨的發展也取得了新的進步。但是，整體來看，我們畢竟還是處于起步的初級階段，用你們國家鄧小平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摸著石頭過河”，隨著新加坡政治生態的新發展，我想不論是執政黨還是反對黨都會適時的調整發展方略，以適應新的發展要求。
周虎城：目前工人黨所管理的三個選區將來會否成爲工人黨的“基本盤”、“鐵票倉”，工人黨是如何在這三大選區做實、坐穩的？
劉程強：我們目前還沒有考慮“基本盤”的說法，目前阿裕尼、後港和榜鵝東三個選區雖然爲工人黨所管理，但是未來的發展不僅僅要看工人黨的發展，也要看整個新加坡的發展大局。目前工人黨所競選的選區主要集中在東北部，我們還不能說我們的“基本盤”如何，會有多少“鐵票”。榜鵝東補選後，我就說過，結果超出我們的意料之外，對于該選區的遊離票的走向我們當時沒有把握，所以現在來討論未來選舉中工人黨選區的基本盤或者支持率多少還爲時過早。
周虎城：社會在變化，選民結構也在變化，面對新的發展趨勢工人黨是如何加強黨員隊伍建設的，有沒有特別關注精英群體和青年人群體？
劉程強：我們吸收黨員的基本原則，一方面是希望你是有才幹、有能力和真才實學的人，學識是一個人能否具備政治視野和管理能力的基本條件，但是另一方面我們還必須注重黨員的綜合素質，誠信與品德修養是重要的考察方面。
任人唯賢的精英政治在過去的幾十年爲新加坡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是並不等于說這個制度就沒有問題，精英並不一定是全能的，他們聰明，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但是精英並不一定能代表所有的領域，也不一定能做好所有的事情，也不能說有草根背景的非精英就無法發揮作用，隔行如隔山，精英也有自己不擅長的領域。不同的發展領域和發展環境都有自己的特點，我們不能一概而論，要根據不同的發展要求和特點進行探討和制定相應的發展方略。
範磊：工人黨有沒有想過在未來的發展中要有更大作爲？有沒有明確的指導思想？
劉程強：目前新加坡的選民對工人黨的期望較大，但我個人沒有當總理的野心。我們目前就是要堅持務實，踏踏實實地爲選民爲民衆服務，通過政治訴求幫助他們解決他們所遇到的諸多難題。如果說到工人黨的政治理念，我想我們還是堅持在2011年大選提出的“邁向第一世界國會”的理念，讓我們的國家更加民主公平，讓我們的國會有能力監督政府，也有不同的聲音代表各個階層的選民。從政治的發展來看，民主是一個不壞的制度，但是民主也並非就是完美，發展中有問題我們就要共同努力去彌補，去解決。
最近印尼總統尤多約諾（中國譯爲蘇西洛）在接受南洋理工大學頒發榮譽博士時發表演講說經濟發展和民主政治之間不一定要有權衡，也不一定需要犧牲民主來發展經濟。他以印尼的政治轉型做的好，如今經濟也欣欣向榮而感到自豪。雖然在政治轉型的過程中出現過動蕩不安的一段時期，但任何一個國家都會經曆這樣的階段，印尼的發展雖然也存在一定的問題，但是整體來看是成功的。不過，印尼是大國，對于新加坡這樣的小國來說，我們的發展要更加謹慎，因爲我們沒有條件犯錯誤，一旦犯錯可能就無法挽回，這是小國的劣勢。
範磊：那麽作爲小國的新加坡在未來將面臨什麽挑戰，應該如何應對這些挑戰？
劉程強：我們就以人口發展來說吧。新加坡政府此前推出的《人口白皮書》提出全國人口要在2030年達到690萬的目標才可以保證國民經濟3%的增長率，這個是值得推敲的。我在國會辯論時就指出，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發展要體現出可持續性，要看到整個社會的發展大局。新加坡是小國，如果我們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一直依賴人口的增長的話，2030年我們達到690萬，那麽要繼續保持增長是不是接下來就要達到1000萬，甚至更多呢？在發展中，要注重宏觀與微觀的結合，要看細節，也要有戰略眼光。某一領域的發展固然重要，但是要注意整體的協調，小國尤其如此。
周虎城：中國多次提出要向新加坡學習，最近又提要重學新加坡。您認爲中國應該向新加坡學什麽？
劉程強：你們說向我們學習，其實我覺得我們也有向你們學習。比如，新加坡的居民委員會，大概就是當年吳作棟先生訪問中國歸來以後，向你們學來的。
不同的國家發展都會有自己的經驗，學習不是單向線性的，它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新加坡有成績，如果適合中國的，你們可以學，你們中國適合新加坡的，我們也會學。當然，什麽是適合，見仁見智。
周虎城：我認爲您今天在此接待選民的制度安排，也就是新加坡的議員聯系選民制度就值得中國人大管理體制改革借鑒學習。中國可以嘗試試點推動和完善代表定期聯系選民制度，讓人大代表落地，幫助選民協調和解決很多問題。這對化解民間矛盾、推動韌性維穩都有好處。
中國改革就應當一步一步、一點一滴地進步。
二. 劉程強議員提問：“中國威脅論”及中國改革開放前景
劉程強：中國新領導人上任以後，是否會動搖鄧小平先生所確立的改革路線？
周虎城：習近平總書記上任以後，出京視察的第一件事就是基本參照1992年鄧小平先生視察南方的路線重走南巡路，這一舉動本身就表明新一屆中央領導將繼續奉行鄧小平確定下來的改革開放路線，中國已經向世界昭示：中國將沿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前進。
而且，在今年3月份的中國全國兩會閉幕式上，新任委員長張德江也表示，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這說明，改革開放的路線不會因爲領導人的更叠而發生偏移，不僅不會發生偏移，還會加速前進。
劉程強：東南亞有一些人擔心中國威脅論，理由是你們的決策程序是不公開的，你們幾個政治局常委就可以決定發動戰爭。
周虎城：我明白您想說的是什麽。經過中國30余年改革開放的發展，中國的民主政治已經並仍然在向前發展。毛主席在任時是終身制，他和周總理一直幹到離世，但鄧小平先生在任時終結了領導幹部終身制，建立了解決曆史遺留問題的顧問委員會制度和退休制度，這是一大進步。到了江澤民主席在任時，又終止了顧問委員會制度，並建立了任期制，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只能連任兩屆，使領導人更叠制度化、規範化。而胡錦濤主席在本次全國兩會換屆時，實現了“裸退”，這又是一次了不起的進步。曆史總是要向前的。
至于決策程序，清華大學胡鞍鋼教授提出了一個頗具爭議性的看法，那就是中國建立了有中國特色的“集體總統制”。他認爲中國當下決策程序的最重要特征就是“集體”二字。其實際運行體現在五大機制：集體交班、接班機制；集體分工協作機制；集體學習機制；集體調研機制；集體決策機制。
無論是否有爭議，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國是一個曆經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改革國家，已經不再是 “一個人說了算”的國家，更早已告別“家天下”。伴隨著改革的發展，中國共産黨已逐步從革命黨轉型爲執政黨，而任何執政黨都會謀求長期執政，要想實現長期執政，就必須促進人民群衆的幸福，推動民主政治的發展，並爲這種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
因此，伴隨著中國改革事業的不斷進步，即便按照嚴格的定義，“中國威脅”的成分也一天比一天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包括貴國在內的東南亞各國應當對中國改革事業的進步樂見其成。因爲，你們可以多了一個願意對話、願意合作的朋友。
劉程強：那麽，中國的發展還是否需要一個核心靈魂人物的領導和支撐？比如類似毛澤東、鄧小平這樣的偉人或者英雄人物？
周虎城：毛澤東是無産階級革命家，是在腥風血雨中過來的人物，他的魅力建立在戰爭基礎上，鄧小平既是革命戰爭的重要領導，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的魅力既建立在革命基礎上也建立在改革開放開拓者的基礎上，當然，他們都有他們的個人精神魅力。
他們都是從腥風血雨中走出來的，是從革命長征中走出來的，他們是建國者、開拓者，因此他們的時代常被稱爲“偉人時代”。伴隨著戰爭的消弭，新一代的領導人沒有參與過戰爭，基本是在和平年代成長起來的。在一個從革命黨轉型爲執政黨的過程中，從偉人政治、英雄時代走向常人政治、凡人時代是正常的，也是進步的。關鍵是要建立起好的制度，確保無論任何人上台執政，政治都是穩定的、向前發展的。
但是，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不會排斥偉大人物的出現。美國的幸運在于美國曾經出現了偉人華盛頓，完成曆史使命挂冠而去，爲美國留下一套適應美國國情的體制；新加坡的幸運在于新加坡擁有了李光耀、吳慶瑞等偉大的開創者。如果有偉大人物也出現在當今中國發展的進程中，促使中國實現並加快向上、向善的發展，使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升級取得根本性成功，使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早日呈現，必然善莫大焉。
劉程強：爲什麽？
周虎城：中國改革開放走到今天，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陷阱，如何跨越這些陷阱，需要大智慧、大勇氣。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不僅給中國帶來了輝煌成績，也相伴相生了很多問題。我們不回避這些問題，但也必須解決這些問題。
解決這些問題並不容易，仍然需要像1980年代的中國改革一樣，要“殺出一條血路”。因爲在30多年的改革中，業已形成諸多既得利益集團，甚至有些昔日的改革者成爲了今日的保守者。這都是改革往前走的阻力所在。
有阻力是正常的，只要是改革都會進行利益格局調整，也就一定會遭遇阻力。我們不害怕阻力，但解決阻力肯定需要勇氣與智慧。如果出現偉大人物來推動中國改革進程，並遵循中國業已規範下來的領導幹部任期制，這當然是好事。我們不排斥偉人的出現，但中國曆史的進程到了今天，無論是偉人還是常人，在其位謀其政，都會推動中國改革向前走，都會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改善與完善做工作。
劉程強：你是中共黨員嗎？
周虎城：是。
劉程強：你們黨內對改革開放路線只有一種聲音嗎？
周虎城：我只是一個基層的普通黨員，對很多爭議對詳細情況掌握得還不夠完整。但我想，毛澤東主席說過，“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作爲一個擁有7000多萬名黨員的世界第一大黨，黨內有一些意見上的分歧很正常。我們不可能像文革時期一樣，只允許有一種思想。改革開放不可能盡善盡美，一定會出點問題，那麽有一些批評改革的聲音沒有什麽大不了，兼聽則明。
但爲什麽近年來我們又要講凝聚改革共識？正是因爲社會上對改革有不同的聲音，甚至有不少否定改革的聲音，導致改革一度徘徊不前，所以才要凝聚共識。這主要在于黨內也好、社會上也罷都對如何推動改革有許多看法，有看法是正常的，關鍵是搭建一個好的溝通平台，讓思想多碰撞，真理需要辯論，也需要試點、試錯。
現在的一個主流共識是：改革開放開弓沒有回頭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著力向前。
劉程強：有了市場經濟就有一切嗎？市場經濟也會出現很多問題。
周虎城：市場經濟當然不是萬能的。市場經濟從來都有這樣或那樣的弊病，但我們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大的概念，是一個系統的配套工程。因爲市場經濟的發展就要求限制權力、推行法治、促進民主，不能讓市場一條腿走路。一條腿走路的市場如果和不受約束的權力相結合，就會造成權力資本主義，既傷害市場，也讓權力墜入深淵。所以，我們要推動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與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地走路。
新加坡實際上也在搞改革，包括政治改革。
劉程強：你除了民間智庫的副秘書長身份，是否還有其他職務？
周虎城：我還是一名中國的時事評論員。
劉程強：那麽，朝鮮局勢最近比較緊張，您如何看待這一局勢？有人說朝鮮之所以如此，是因爲中國是朝鮮的幕後靠山。中國還是朝鮮的靠山嗎？
周虎城：我不是國際關系研究的專業人士，只能談一點淺見。我認爲對朝鮮局勢沒有必要過分擔憂。
朝鮮的金正恩政權雖然屢次擡高戰爭腔調，但畢竟沒有真正發動戰爭。朝鮮不可能完全喪失理性。至于中國對于朝鮮的態度，我相信中國外交部的多次聲明和在聯合國安理會上的投票已經昭示得很清楚了：中國致力于追求朝鮮半島的無核化，致力于推動東北亞和平。
劉程強：那你認爲朝鮮未來應當如何走？如果朝鮮崩潰，恐怕不是什麽好事。
周虎城：朝鮮崩潰當然不是好事，一個崩潰的朝鮮對于六方會談的其他國家和地區來講都會造成很多問題與困擾。我個人認爲，解決朝鮮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在保證朝鮮基本穩定的情況下推動朝鮮的改革開放，讓朝鮮逐漸釋放對于朝鮮國民的善意和對于國際社會的誠意。我相信，六方會談的其他國家都會對朝鮮改革開放樂見其成。
我的觀點不一定正確，也不代表我所在機構的意見，僅僅是我個人的一點看法，權供您參考。
劉程強：非常高興與你聊這麽深入。很多中國來的人不願意與我談這麽深入。作爲一名新加坡人和一名華族，我們都願意看到中國發展壯大，文明崛起。
周虎城：希望我們互相增加了解，促進中新交流與合作。
（文章來源于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