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新加坡大學擔任中文系主任的國際著名國學大師饒宗頤，今天淩晨于香港逝世，享年101歲。
饒先生學貫古今，無論是在學術或藝術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在國際上影響深遠，可說是當代罕有人能比肩的國學宗匠。
他長期潛心致力于學術研究，學問遍及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學、宗教學、楚辭學、史學、敦煌學、目錄學、古典文學及中國藝術史等門類，上至夏商下至明清，時間跨度很寬。他的著作甚多，專著超過80種；論文1000多篇。
其中，《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共14卷20大冊，涉及儒學、道學、佛學，詩、詞、文、史，目錄、考古、敦煌學，音律、書法、繪畫、甲骨文等，由饒先生親自校訂，集其主要著作之大成，幾乎涵蓋國學研究的所有領域。
饒先生在藝術方面的造詣也很深，繪畫、書法方面尤其出色。他的山水畫寫生和人物白描獨具一格，曾得到張大千的贊賞。
書法方面，行草書融入明末諸家豪縱韻趣，隸書兼采殼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長，自成一格，真草隸篆都得心應手。
不過許多人可能不知道，原來饒先生與新加坡也有一段不淺的因緣。1968年至1973年，他曾應新加坡大學之聘，出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長期研究饒先生與新加坡關系的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教授楊斌指出，饒先生執掌新加坡大學中文系的時間雖短，卻是盛年時期的饒宗頤的一段非常重要的經曆；也是他研究、創作、國際交流的爆發期之一。
根據楊教授的研究。饒先生在新加坡的三五年內，其研究在原有領域如敦煌學、甲骨學、詞學、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金石學、書畫繼續高歌猛進，完成了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星馬華文碑刻系年（紀略）》、《清詞年表》、《新加坡古事記》、《歐美亞所見甲骨錄存》、《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與南海地理》、《冰炭集》、《南征集》等。
精通甲骨文的饒先生，在新加坡期間還研究了印度河谷圖形文字，比較鮮爲人知。他從印度河谷發現的印章入手研究，發現印度河谷圖形文字和和中國的甲骨文不但頗有相似，而且相互輝映，在比較文化的視野下研究這兩種文字的異同，是華人世界首先關注印度河谷文明圖形文字的學者。
饒先生在新加坡三年期間廣結地緣，遊曆星洲、馬六甲、槟城等地，搜集整理星馬碑刻，完成了重要著作《星馬華文碑刻系年（紀略）》。他對星馬碑刻的研究，不僅在于金石的賞玩，更在于史料的價值。
隨後他又出版了《新加坡古事記》一書，將民國以前有關新加坡各項史料，作一總結。此兩書爲後人研究星馬碑刻金石及新加坡“遠古”史迹大有裨益。
此外，饒先生也發表了多篇與東南亞有關的論文：《新加坡古地名辨正》、《蘇門答臘北部發現漢錢古物》、《蒲甘國史零拾》、《論述中緬文化關系》、《論述中越文化關系》等，爲華僑史研究增添了珍貴的資料。
饒宗頤在新加坡還有一件事不可不提。1970年，他就《新加坡古代名稱的檢討——蒲羅中問題商議》與許雲樵教授、陳育崧先生展開了一場論戰，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在論爭期間，饒宗頤舉證論辯許雲樵錯讀《太平禦覽》，以致將人名梁祚和書名的魏國統連在一起。許雲樵即刻複文承認錯誤。
在《新加坡古事記引》一書中，饒先生稱贊了新加坡的成就：“自古華人于海外立國，而能側身于強國之林，不以幅員之小而降其聲威，不以人口之少而減其盛美，孰有如今日之新加坡國乎？”
不過，他對新加坡也不是沒有微詞。在《饒宗頤學述》一書裏，他回憶起在新加坡期間的生活：“在新加坡生活待遇雖好，但是我呆不下去，只因我是以中國文化作主體的人。那裏壓制中國文化，我覺得很壓抑。”
接著，他進一步指出， 新加坡雖然以華裔華人爲主，但其文化氛圍不如日本和法國。 “我在日本那麽久，在法國時間也很長， 但並沒有寄居海外淪落天涯的感覺， 因爲那裏有中國文化的血脈在。像我在日本， 與日本友人寫詩唱和， 研究敦煌文獻、甲骨拓片；在法國時， 和戴老合作研究敦煌曲、研究敦煌白畫， 我都覺得心理很安穩。”
饒宗頤1917年8月出生于廣東潮州，1949年前往香港，曾在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任校。饒宗頤來新加坡之前，在香港潛心學術近30年，1962年獲得儒蓮獎，已經在國際漢學界享有盛名。1973年，他回到香港，40余年又再創輝煌，奠定一代宗師的曆史地位。
他生前曾獲多個殊榮，包括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嶺南大學、香港公開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樹仁大學的榮譽博士銜；成爲香港大學首位“桂冠學人”榮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大紫荊勳章、香港藝術發展局的終身成就獎等。而在2014年9月，更獲首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終身成就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