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亞洲價值觀”的提倡者討論“亞洲價值觀”時，盡管有不同定義，他們都從正面來論述。
曆史地看，“亞洲價值觀”是其它各種否定亞洲價值觀存在，或者否定其正面道德意義的論題的反論題。
當中最著名的，乃是流行于西方的“東方專制主義”。這概念自從古希臘時代産生至今，其內核從沒發生過大的變化。
從經驗層面，它假定“東方專制主義”是存在的。在這個概念的引導下，西方不同時代的學者和作家，都會去尋求經驗證據論證其存在。
從規範層面，它假定“東方專制主義”是東方區別于西方的根本，也是東方落後于西方的根源，因此它需要被改變甚至抛棄。
“亞洲價值觀”並非亞洲人本身去和西方價值觀比較的産物，而是西方人“發現”了亞洲，也是西方人首先界定了他們所謂的“亞洲價值”。
由亞洲人自己提出的“亞洲價值觀”，則只是1980年代後的事情，而且是回應西方所界定的“亞洲價值”的被動産物。
在宏觀文化層面，今天亞洲人所討論的“亞洲價值觀”，就是對西方固有的亞洲概念即“東方專制主義”的反應。
西方文藝複興之後，走向強大，到了近代西方諸國成爲世界強權。所以，近代以來，世界力量格局的基本事實，就是西方在物質和精神生活的各個方面占據主導地位。
隨著西方的文化宗教、經濟、地緣政治等利益向非西方世界擴張，對非西方世界所有一切的定義權，也牢牢掌握在西方世界。
非西方世界一直處于被動局面，要不沉默，要不只是少數人發發牢騷而已。
對非西方世界更多的人來說，他們接受的唯一觀念就是：西方的就是先進的。因此，學習西方文明，改造甚至抛棄自己的文明，就成爲非西方世界的“目的”。
對東方認知的三個階段
從西方對東方的認知而言，如果從文藝複興時代算起，西方對亞洲（尤其是中國）價值的認知（定義），經過了三個大的曆史階段。
漫長的文藝複興（公元13至17世紀）是第一個階段。當時歐洲開始走出漫長的中世紀宗教時代。爲了“複興”，歐洲人不僅從他們的文明源頭古希臘尋找思想和精神的源泉，也到東方（包括波斯、印度和中國等）尋找。
文藝複興的核心，就是強調與宗教相對的科學和人本身的價值。西方在東方尋找到了科學（阿拉伯的數學），也尋找到了理性精神（中國的世俗文化），並把東方因素和古希臘因素融合在一起，造就了一種新的文化。
西方在東方的尋找，主要是通過東方的古典文獻，並且是通過傳教士這一群體。
在這段時期，西方人關切的東方，其聚焦點在于宗教、文化和信仰層面的東西。同時，傳教士這一群體和一些商人，也開始對亞洲社會有了一些親身的體驗。
歐洲的啓蒙運動（17至18世紀），是歐洲人對東方和中國認知變化的轉折點。啓蒙時代一方面承繼了文藝複興時代的精神，另一方面對傳統文化，包括東方文化，更具有批評精神。
如果文藝複興的主題是掙脫宗教時代的愚昧文化，建立新的理性文化，啓蒙運動所關切的不僅是繼續這樣一種理性文化，而更是要進一步確立理性的制度體系。
啓蒙時代是批判的時代。啓蒙運動者一方面看到了中國文化中所包含的理性精神等因素，另一方面也竭力批評中國傳統的專制主義。
“東方專制主義”的概念盡管在古希臘就已經存在，但只有到了啓蒙時代，人們才開始對這個概念作比較系統的思考。
對東方和中國價值比較系統的認識，是19世紀之後的事情。西方的資本主義有了長足的發展，推動了傳統社會政治制度的轉型。
對19世紀的歐洲作家來說，有關東方和中國的核心問題，就是爲什麽東方和中國沒有發展出像歐洲那樣的資本主義。
德國經濟學家馬克思（KarlMarx）提出“亞細亞生産方式”的概念和理論，從唯物主義的方法來探討這個問題。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Weber）則從文化的角度，也就是用“唯心主義”的方法，來探討同一問題。
綜合兩位大家的觀點，結論都非常明確：東方和中國，無論是物質層面的生産方式還是宗教文化層面的精神要素，都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缺失，是亞洲社會經濟落後的主要根源。
20世紀仍然是西方的世紀，無論是蘇聯模式還是二戰之後紛紛獨立的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都沒有能力形成自身的話語。西方因此得以繼續主導亞洲和中國的論述。
中國在1949年結束內戰，但同樣沒有任何條件建立自己的話語。當時的亞洲處于冷戰狀態，中國屬于前蘇聯陣營，而其他很多國家屬于西方陣營。防止共産主義的擴張，成爲西方的要務。西方的知識界開始轉對中國政治的研究。
德國社會學家魏特夫（KarlWittfogel）在馬克思論述的基礎上，提出了東方“水利社會”的概念，對西方世界早已形成的“東方專制主義”概念，做了系統的探討。
冷戰結束後，民主政治成爲西方話語的主流。在1980年代之後，西方式民主擴展到東亞社會，包括韓國和台灣地區。
1990年代初蘇聯共産主義集團的解體，表明西方民主政治在競爭中贏得了勝利。
西方一片樂觀情緒，産生了當時美籍日裔作家福山所說的“曆史的終結”理論。隨著經濟的全球化，西方成功地把以民主爲核心的西方話語，擴展到亞洲社會。
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裏，盡管西方對東方和中國價值的界定，經曆了從宗教文化到經濟到政治的演變，但其背後的邏輯高度一致，那就是亞洲價值是其社會經濟落後的根本原因。
西方從亞洲社會經濟的落後，尋找亞洲被西方打敗的原因，再從文化、宗教、政治、社會等方面，去尋找亞洲經濟落後的原因。
這樣，關聯點被建立起來，即亞洲價值促成亞洲的落後性。要走出落後和亞洲價值兩者之間的惡性循環，就要抛棄亞洲價值，接受西方價值及其建立在西方價值之上的各種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
自近代以來，亞洲社會也在苦苦追求自己的話語權，只不過並不像西方那樣表現在知識層面，而是表現在行爲層面，例如在戰場上贏得勝利，或者在經濟上獲得成功。
亞洲價值觀的圍剿與反圍剿
就東亞社會來說，西方完全主導亞洲的情況，直到日本明治維新之後，躍升成爲第一個現代化國家，才開始得到改變。
在日俄戰爭中，日本打敗俄國，這是亞洲國家第一次打敗西方國家，表明亞洲人也是可以成功的。然而，日本很快就誤入歧途，學習西方，走上了帝國主義的道路，不僅沒有幫助亞洲國家“共榮”起來，反而侵略亞洲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戰爭災難。
二戰之後，日本被美國占領，更多的亞洲國家落到了西方的勢力範圍內，它們只能接受西方的話語。
盡管很多國家的政治體制例如日本的民主體制，和西方的不一樣，但爲了和西方保持“認同”，它們都拼命地假裝成西方民主。面對強大的西方，亞洲國家的共同策略，是強調和西方的一致性而隱藏不一致性。
亞洲價值觀的真正突破口，在于東亞社會在經濟發展上的成功。到1980年代，東亞經濟體，主要是日本和“四小龍”（即韓國、新加坡、台灣和香港）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從原來貧窮落後的“第三世界”躍升爲富有的“第一世界”（李光耀語）。
經濟上的成功促成了這些社會文化自信的複蘇，使得人們相信自己所擁有的價值觀，也能創造西方曾經創造過的奇迹。
不過，19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後，有關“亞洲價值觀”的討論很快就中斷了。
2008年自西方開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再一次給人們機會來反思西方價值和亞洲價值。不過，這次的戰場轉移到了中國，亞洲價值變成了中國模式。
如果說1980年代的有關“亞洲價值觀”的爭論沒有能夠持續下去，圍繞著中國崛起的亞洲價值則會長期持續下去。
在日本和“四小龍”經濟體中，日本、韓國、台灣和香港被視爲是西方化的産物，只有新加坡的模式被西方視爲是偏離了西方價值。
李光耀既是“亞洲價值觀”的提倡者，更是這場爭論的焦點人物。中國則很不一樣，不僅其領土面積、人口數量、經濟規模等極其龐大，是所有東亞經濟體所不可比擬，更重要的是中國是一個不曾完全西方化的文明大國，其文明的主體性不曾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這産生了非常嚴肅的學術和政策問題：中國的崛起會使亞洲價值成爲西方價值的另一個選擇嗎？這涉及1990年代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所提出的“文明沖突”的命題。
西方並不認爲亞洲價值會取代西方價值，因爲作爲文明的西方價值根深蒂固，沒有任何其他價值可以取代。西方所擔憂的是，會出現西方之外的價值選擇嗎？
西方文化是一種使命性文化，其使命是要全世界的人都接受西方文化（“一神教”），經濟體系都成爲西方那樣的市場經濟，政體都成爲西方那樣的民主。
因此，當1980年代出現“亞洲價值觀”時，西方群起而攻之，圍剿“亞洲價值觀”，參與圍剿的更是亞洲社會那些接受西方教育或西方價值觀的社會群體。
同樣的道理，如果崛起的中國複興了亞洲價值，並且成爲另一種選擇，西方也會再次圍剿。
實際上，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這種圍剿與反圍剿的互動已經開始。
圍剿者當然要絞殺中國所體現的亞洲價值觀，而反圍剿者則力爭這種價值觀的正當性，存在的合理性，有些甚至開始誇大這種價值的優越性。因爲爭論的戰場在中國，亞洲其它地方的感覺並不是那麽直接。
不過，隨著中國的繼續崛起及其地緣政治影響力的擴張，這一戰場遲早會延伸到其它亞洲社會，尤其是東亞社會。
（感謝鄭永年教授授權分享）
鄭永年教授發起的隆道智庫，充分利用新加坡在東西方之間的獨特地位和開放自由的輿論學術環境，關注中國和平崛起和亞太地區發展帶來的地緣政治和社會經濟的變化，針對相關問題及世界熱點、難點問題進行獨立的學術研究和交流，從東方視角提出相關政策建議和戰略構想，以形成政策影響力，幫助國家和地方政府實現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和諧，造福普羅大衆，惠及人類福祉。在獨立研究的基礎之上，智庫對外提供高端培訓和咨詢顧問服務。
關鍵詞：鄭永年，亞洲的崛起，亞洲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