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共和國成立 圖爲1972年9月3日，李光耀在新加坡唐人街向大選的支持者致意 李光耀先生在生前大概也能想到，他去世後會有輿論浪潮大舉撲來，但無非就是褒揚、惡評、持中之論、就事論事之論這幾類。
晚年，李光耀已從兒孫輩那裏了解到社交媒體的威力，以至于感歎儒家價值觀過時了。在信息時代，父親、爺爺必須向兒孫輩學習，聽取他們對新事物的看法。他也知道，對社交媒體的控制，遠不如他執政時對新加坡報章的控制那麽方便，因此在社交媒體中大家談論起他時，想必會更加直訴胸臆。
但他已不必在乎這些，因爲從從政之初起，他的所做所言就充滿爭議。不過就以下事實而言，應該爭議不多：
首先，他是最晚辭世的二戰後亞洲民族解放運動領袖，是亞洲現代史中的傳奇人物之一。在他和他的同事的領導下，新加坡從英國的殖民地成爲了自治邦，在加入馬來西亞又被逐出之後，新加坡共和國于1965年正式成立。李光耀被普遍認爲是新加坡的國父，盡管與他交惡的一批早年激進派戰友並不這麽看。
他是新加坡經濟奇迹的主要締造者之一，也是新加坡政治模式的主要創立者和主要诠釋者。
無論從東方風範還是西方風範來看，他都是一位好丈夫。他和妻子、劍橋才女柯玉芝之間的伉俪情深已成佳話。在自己的家庭內，他也是一位嚴厲的父親。新加坡現任總理李顯龍在某種程度上是李光耀的一件重要“作品”，本來在劍橋大學攻讀數學專業的李顯龍是奔著當世界一流數學家去的，但在李光耀的教誨和引導下，李顯龍決定放棄數學從政。
意志堅定也好，冥頑不靈也好，總之李光耀是根據自己的人生信條強硬地度過了他的政治人生。他不相信人性本善，他相信馬基雅維利主義，他相信只有“管用”的東西才是好東西。
“新加坡模式”中的李光耀印記
把一個國家打造成爲一個具有強烈的個人印記的國家，把民衆的生活細節都用一些“完美尺度”規範起來，能做到這種程度的國家領導人曆史和現實中還是有一些的，但其中多半是被一邊倒的惡評和嘲諷所包圍的負面案例。
李光耀的個案有所不同，他在新加坡留下的強烈個人印記與好大喜功無關、與腦殘治國無關，他有缜密的理性計算，有科學主義加傳統倫理作爲合法性依據，有他對新加坡這個國家的忠誠和責任感。
李光耀的政治信念，就是要把新加坡打造成爲一個安全、團結、富裕、有序的社會，這大概就是他希望新加坡人擁有的核心價值觀。他的繼任者吳作棟提出還要把新加坡打造成爲一個優雅社會，這個提法李光耀也是支持的，因爲他本人被英國人視爲紳士。不過他喜歡的還是那種一絲不苟、一絲不亂的優雅。
他領導下的新加坡無疑有很多成功之處。新加坡在1970年代末成爲亞洲“四小龍”，目前已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經濟活力的國家之一，國際評估機構也屢屢把新加坡評爲“最佳商業城市”，對新加坡的經濟自由度給予肯定。
新加坡的經濟成功自然引起了對其成功因素的探究，新加坡貿工部就曾經總結出一整套新加坡過去“成功、恰當的”戰略，包括：一、好政府；二、大舉投資于基礎設施；三、大力發展教育與職業培訓；四、把自由市場機制和私營企業視爲經濟增長的動力；五、靈活可變的具體政策；六、強迫儲蓄帶來的高儲蓄率；七、歡迎跨國公司。
在上述“成功戰略”中，明顯具有東方特色或“亞洲價值觀”特色的只有第一條中的“好政府”（強大、威嚴但廉潔的政府），其他大多是從西方經濟學中搬來的。可以說新加坡的成功戰略就是威權政府加自由市場，是一種“共同體資本主義”，或者說是一種“非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東方式的資本主義”。
新加坡模式是以“效率”和“實用”來作爲衡量標准的。新加坡並不排斥西方的市場、制度、語言、資金和技術，因爲這些都是“有用”的。但有一條，只有“好政府”才能讓這些東西真正有用。李光耀曾明確提出：“好政府”比民主人權更重要。
“好政府”自然要由“好人”來領導。如果說“好政府”強調的是政府的優良素質，那麽“好人政府”則直接強調政府必須由既賢且能的“好人”來治理。在儒家文化話語系統中，它還可以叫作“君子政府”、“賢王政府”。這個“好人”統治者既是謙謙君子，又是鐵腕人物，是既“賢”且“王”，“內聖外王”。這便是“儒式政治”，它有兩大特點：一是“君子施仁政”；二是“什麽都要管”，管是因爲關心你，怕你學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管出來的好秩序。
當然，新加坡的威權體制主要是通過領袖人物和統治集團成員的個人品格與能力來獲得權力的合法性，是以“威”立“權”，而不是以“權”立“威”。爲了管好新加坡的官員，李光耀想盡辦法，包括嚴刑峻法、包括高薪養廉，但他並不認爲自由言論、政黨競爭對培養出一個廉能政府、“君子政府”有太大的幫助，它們的消極作用大于它們的積極作用。
“君子”之上便是“賢王”，按儒家的說法，這位“賢王”“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李光耀在新加坡的地位如同一位“賢王”，他威嚴、廉潔、勤奮、好學博識；爲了和不同語文的群衆打交道，他刻苦學習馬來語、淡米爾語和多種華語方言；他是新加坡發展的設計師，亦試圖充當“新加坡人”的設計師，可以說事無巨細都要管。
李光耀認爲他與新加坡之間有著特殊的關系，他不曾說過“我是新加坡人民的兒子”這樣的話（也許他更樂意把自己看作是新加坡人的“嚴父”），但他曾經對新加坡選民說過，無論誰來統治新加坡，他要麽全力以赴，要麽幹脆放棄。他說：“新加坡是你們的生命所系，也是我的生命所系，我用了畢生精力來建設它，只要我還執政，任何人休想破壞它。”
除了力圖建設“好人政府”，李光耀也非常關注新加坡公民的工作能力和價值觀念，因爲新加坡唯一的資源優勢是人。李光耀一直鼓勵人民做“好公民”，即獻身國家，勤奮，苦幹，不要無事生非、空談政治和權利。他把新加坡人只分爲兩種：“努力工作者”和“懶惰者”。
因此，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新加坡官方自認爲的“新加坡模式”就是“好政府”+“好公民”+“好政策（靈活的、“管用”的政策）”。
爲了國家能夠生存下來並走向富裕，李光耀希望新加坡人民成爲工作狂，他本人就是一個工作狂，沒有浪漫的愛好，只保留極少量理性的“對工作有益的”業余愛好。李光耀對自己孩子的教育也是走這種路線，他曾說自己的兩子一女（李顯龍、李顯揚、李玮玲）的學業成績很相似：“科學和數學成績優異，華文中等，畫畫、歌唱、音樂和手工都不好。”李光耀的子女們繼承了父親的不苟言笑，也像父親一樣經曆了新加坡典型的精英教育模式：在新加坡讀最好的中學，然後到西方學習除“畫畫、歌唱、音樂和手工”之外的經世致用學科。
李光耀把他的個人修養哲學與“育兒”思路也貫徹到他對新加坡人民的要求上和對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建設”上。有中國領導曾說要學習新加坡的“社會秩序”，因爲“他們管得嚴”。而新加坡的“精神文明”也主要就是體現在“管得嚴”，以至于社會環境整齊有序但單調沉悶，以至于西方人創造了一個新詞“Singaboring”，它由“新加坡（Singapore）”和“煩悶的、無聊的（boring）”組合而成。
新加坡還以嚴刑峻法規範國民的幾乎所有行爲，從垃圾的置放，到泊車的位置，到商店招牌的挂法，到房屋每5年的粉刷，到水泥牆上的爬藤，一點一滴的生活細節都有規則，所有的植物和鳥類，都是按照政府的訓令栽種或棲居在規定地點的。新加坡公共場合的整齊有序主要靠一系列的罰款規定來維護，新加坡被外人稱爲“A Fine Society”，它有兩重含義，即：是一個好（Fine）社會，也是一個充滿罰款（Fine）的社會。當然，能把受刑者屁股打得血肉模糊的鞭刑，也是一個從前現代穿越而來的威懾力量，讓所有酒後想在公共草坪上撒尿的人在拉開拉鏈時會突然不寒而栗。
這個社會是由李光耀一手打造的，並且有著鮮明的李光耀個人印記，因爲李光耀真誠地、熱誠地希望新加坡公民的個性和觀念最好都能和他一樣。
“亞細亞形態”下李光耀的選擇
《新不列顛百科全書》指出亞洲傳統社會具有以下共性：社會動員程度低，強調集體主義，血緣關系比政府更爲重要，是一個“內向性”社會。馬克思在分析“亞細亞社會”時也談到它的主要特點之一是個人對社會不是獨立的。
在這種“社會先于個人”或“個人對社會不是獨立的”的社會形態下，其政治特色是什麽？克拉克·內爾教授認爲有以下幾方面：恩庇─侍從關系下的社群主義；人格主義，即統治者權力的合法性主要來自其賢明正直；尊重權威；一黨獨大；國家相對于社會更爲強勢。
在亞洲傳統的鄉村社會，權威實際上是建立在家庭、家族關系的基礎上的，鄉民最常見的權威，便是家長和族長（或酋長）。在東南亞的馬來鄉村，一個地域性的族群往往是由一個或多個血親集團主要靠互相通婚而形成，族群的最高權力由酋長掌握，但酋長本人也必須符合一些特定資格，除擁有能力外，他還必須道德高尚，對集體事務非常負責。顯然，整個族群、社會的命運都系于統治者是否賢明，但在子民無權監督統治者的體制下能否有一個賢明的統治者，這就要靠神或“天道循環”來安排了。
盡管新加坡早已成爲新興工業化國家並進而成爲發達國家，但其國民的傳統文化仍具有上述“亞細亞社會”特征，這是李光耀提倡威權政府和集體主義價值觀的現實基礎。
這位“新加坡之父”論證說，傳統社會華人害怕卷入政治，習慣于生活在單一的權威之下，只求立業、齊家、安享天倫之樂而已。新加坡也有許多馬來裔國民，李光耀認爲，“無論馬來人還是華人都沒有數人頭（即投票）的習慣，他們習慣于聽從長者的意見，……我認爲這種現象要持續一段時間”。
李光耀還認爲，一人一票制度在欠發達地區和欠教育地區有嚴重弊端。他說，在多數人是半文盲的地區，人們對胡蘿蔔的反應比對大棒的反應更爲強烈，因此政治家在選舉期間自然不會用大棒來贏取選票，這就導致誰出價高誰就當選；當一個清醒的政治家要求以較低報酬努力工作時，一人一票制度便要出來反對，而少工作卻得高報酬帶來的必然是破産。李光耀政府反對濫發福利，甚至認爲福利過濫是英國經濟衰退的原因之一；雖然新加坡人的福利已具有一定水准，但許多項福利都是從個人的國家強迫儲蓄──公積金中定時取出的，等于沒有完全免費，每個人還得努力工作才能享受得起這份福利。
李光耀關于一人一票水土不服的觀點是針對一個“半文盲社會”說的，但新加坡自建國起教育就已逐漸普及，現在也不是“欠發達”地區，那麽他的觀點是不是要修改？當然我們也看到即便是像法國、希臘、意大利這樣的教育發達國家，選民們還是更喜歡承諾高福利的候選人。那麽這究竟是教育程度問題還是基本人性問題？
與同樣采取威權體制的蘇哈托統治下的印尼相比，新加坡的經驗顯示了它的價值。在蘇哈托時期，印尼權錢交易嚴重、朋黨橫行、收入嚴重不均，新加坡通過威權政府鼓勵私人資本，印尼則通過威權政府庇護官僚資本和總統子女把持的壟斷企業。現已停刊的《遠東經濟評論》曾評論說：印尼的排華騷亂含有“階級沖突”的意味，印尼學者也承認，暴亂指向華人，是因爲在華人身上看到了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以及印尼的政治體制問題，這表明“政府與社會的關系脫節了”。
威權統治在新加坡和印尼有著不同的表現和成效，新加坡的成功之處可能正是在于“政府與社會的緊密結合”（盡管是一種父子型的結合），政府的普遍惠民政策使得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比較融洽，公衆因此也就大致默認了政府的威權統治。李光耀否認新加坡政府實行的是極權統治，他認爲在華人的傳統中，統治者必須賢明，但他們是世襲的，而“每5年我都必須面對一次選民”。
李光耀的政治─社會理念被新加坡官媒和西方媒體表述爲是一種“亞洲價值觀”，但他本人極少使用這一概念。新加坡的“亞洲價值觀”是一套具有“亞細亞社會”底蘊的官方政治─社會理念，至少包括以下內容：
（一）國家與社會先于個人，強調個人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堅持集體主義的人際倫理；
（二）強有力的施行仁政的“好政府”，這是政府對人民安分守己、尊重權威的回報；
（三）維持有秩序的社會，有了秩序才有效率和安定的生活；
（四）家庭是整個社會的基礎，也是人們工作的動力和目標；
（五）崇尚和諧與協商，沒有非黑即白的強烈對抗意識，重視通過協商取得共識。
以上理念很難說是李光耀爲首的新加坡統治層的異想天開、自作主張，這些理念確實深深植根于新加坡所處的亞洲社會的傳統，它們和新加坡多數國民的價值觀也是比較匹配的。
也要看到，李光耀和新加坡領導層並沒有把“亞洲價值觀”作爲惟一的治國哲學，西方的法治精神、市場經濟理念、歐洲的社會主義理念在李光耀執政時代都有體現。
“亞洲價值觀”這套話語是在與西方的價值觀論戰過程中才放大到衆所周知，是在特定場合下的一套東西方對話用語，甚至也可以認爲，對話的另一方——西方社會也參與了“亞洲價值觀”話語的建構，這套話語是它們在批判、懷疑某種非西方發展模式時所樹立的一個靶子。
與其說李光耀領導的新加坡是以“亞洲價值觀”來治國，不如說是以一套東西文明交融的、以實用主義爲指導的雜交型理念來治國。
新加坡與西方關于價值觀和治國理念的辯論早在1970年代就已開始。當時新加坡遭到西方民權派和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指責，他們認爲新加坡領導人的經濟戰略是“親資本主義的和討好跨國公司的”，對工人的工資則實行嚴厲的控制，並且認爲新加坡的精英統治違背了民主社會主義理想（新加坡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是社會黨國際的成員）；而更不能爲批評者所接受的是在新加坡的《內部安全法令》下，當局不經法院審判就可以對公民實行長期關押。
1976年，在英國工黨和荷蘭工黨的鼓動下，社會黨國際革除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成員資格。人民行動黨的反應也很強硬，爲了解釋其意識形態立場，人民行動黨出版了《管用的社會主義：新加坡道路》一書，重申了它獨立的、實用主義的治國理念。
當時李光耀、人民行動黨與西方辯論的焦點是“何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歐洲人的發明，但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雖然也自稱信奉社會主義，但頗有自己的主見。1977年李光耀在接受外國記者訪問時說他贊成那些老式社會主義者，他們是把社會主義與共産主義嚴格分開的，他們認爲社會主義的根本前提是人人機會平等而無論其出身如何，這就是老式的社會主義；而現代歐洲的社會主義的主調卻是多黨制、高福利、人權至上。
在冷戰結束後的上世紀90年代，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與西方社會就“亞洲價值觀”展開交鋒的最激烈的年代，“亞洲價值觀”成爲國際熱詞。這種情況到了馬來西亞1998年發生反體制的“烈火莫熄”運動和印尼發生蘇哈托下台事件之後才有所降溫。
“亞洲價值觀”指導下的高壓嚴苛治國模式是特定曆史時期的産物，隨著東亞社會的轉型它受到許多質疑和挑戰。
在上世紀90年代，有論者感歎威權體制下新加坡人的生活樂趣似乎也只剩下了購物，遇上高興的事用購物來慶祝，遇上郁悶的事用購物來排譴。當時我說“說不定哪天我們也這樣”。
旅居新加坡的西方人士對新加坡懷有這樣的矛盾心理：“讓孩子在這裏成長，我會感到放心，但作爲成年人要長年生活在這裏，我承認有點猶豫。”
李光耀按他心目中的“完美社會”藍圖來打造新加坡並希望新加坡人接受和感恩，但新加坡近三十年來的國會選舉中，反對黨都能獲得約1/3或1/4的選票，說明有相當一部分新加坡人對此並不接受和感恩。
當然筆者從新加坡人那裏也聽到了一種解釋，那就是新加坡人投票給反對黨是爲了警告執政黨不要太驕傲從而怠慢了對人民的服務，新加坡人並不希望換反對黨來執政，因爲前景可能更加不好。那麽難道新加坡人連試一試的想法都沒有嗎？新加坡人笑答不可能有，因爲新加坡人有“怕輸”的文化。這也許不一定是真實的答案，新加坡人也許不是害怕反對黨上台國家會輸，而是真的從未設想過反對黨有可能上台執政，那麽輸不輸都是額外的問題了。
李光耀似乎布置下了一個人民行動黨的鐵桶江山。但外界仍然會問：新加坡今後仍將長期是人民行動黨執政、將長期奉行李光耀的政治理念嗎？
李光耀之後的新加坡
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在爲威權體制辯護時還談到一個理由，就是新加坡在自治、建國之初曾經經曆了動蕩的內部和周邊環境，新加坡隨時可能發生內亂、被吞並，存在重大的國家生存危機和安全隱患，這種風險在新加坡經濟騰飛之後依然存在，新加坡“不是建在石塊上的堅實堡壘，而是美麗但脆弱的玻璃屋”，因此要“小心照顧它”，不能爭吵不休導致“家無甯日”，這種爭執將摧毀“我們美麗但脆弱的家園”。
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還備有一套論辯邏輯，那就是文化決定論。1994年李光耀與《外交事務》主編對話時提出“文化就是命運”的觀點，換言之，就是文化是存在本質差異的，不同的文化之下政治體制也可以是不同的。如前所述，李光耀的治國理念（或“亞洲價值觀”）是“亞細亞社會”形態下的産物，不過這個判斷是面向過去而言的，但面向未來時也許並不一定如此。
同樣是東亞有代表性的政治家，韓國的金大中對李光耀的“文化決定論”進行了質疑。金大中在《文化是命運嗎？》一文中批評以李光耀。金大中說：“我也相信文化的重要性，但我不相信它能夠決定一個社會的命運，也不相信它是不可改變的。”
長期觀察、研究非西方國家政治的美國學者亨廷頓曾說過，李光耀治理新加坡是“在沙灘上作畫”，將會“人亡政息”。而美國《新聞周刊》1996年的一篇文章發問說：李光耀這位“亞洲價值觀”的年邁戰士如果離世，他的繼承人能否照舊行事？
2015年3月，李光耀這位現代亞洲的傳奇人物真的走了，《新聞周刊》的這個問題成了許多媒體紛紛提出的問題。我的回答是：在李光耀生前，在吳作棟和李顯龍時代，新加坡已經在緩慢改變；但是在李光耀身後，新加坡的改變仍然將是緩慢的。固然是李光耀選擇了威權體制作爲他的治國綱領，但新加坡人不是也選擇了李光耀嗎？
說李光耀是在“沙灘上作畫”的亨廷頓已在2008年去世，無法活得更長一點來見證他關于李光耀“人亡政息”的預言。假設亨廷頓足夠長壽，關于新加坡他將會看到什麽？無疑，新加坡政治不會因爲李光耀的去世或李顯龍的退休而突然有什麽改變，但新加坡無疑也一直在改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