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行模式”是解釋亞洲經濟發展的一個概念，由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在1932年提出，用來解釋日本國內的産業變遷。根據他的研究，日本的産業經曆了進口、當地生産、開拓出口、出口增長四個階段並呈現循環狀態。這位經濟學家向人們展示了後進國家如何通過國際貿易，利用和消化先進國家的資本和技術，同時利用本國的低工資優勢打回先進國市場，使先進國家受到國外競爭壓力。
這個概念後來被擴展來解釋整個東亞經濟的發展模式。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以來，東亞經濟發展一直呈現雁行模式。作爲東亞第一個現代化國家，日本先是從歐美等技術先進國家引進技術生産的商品，進一步向最周邊不發達國家轉移，形成了日本到“四小龍”，再到中國大陸與亞細安國家的産業轉移。這個模式也說明了開放經濟體和自由貿易的重要性，因爲只有開放和自由貿易，才能形成和強化區域內的市場競爭，實現雁行模式的産業轉移。
西方技術向日本擴散，再從日本向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擴散，是曆史事實。雁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亞洲工業擴散路徑。在這個過程中，能總結出幾點經驗。其一，工業並非平衡地擴散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國際形勢（例如冷戰）之外和各種內部要素都影響到擴散，而最主要的因素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其二，對最成功的國家和地區而言，擴散也是一個接受、創新、趕上、趕超的過程。首先是主動開放，接受工業的擴散，但並非簡單接受，需要內部創新，把本地優勢和外來技術結合，才能趕上先進國家。也只有通過創新，才能超越先進國家。其三，“領頭雁”如果不當心，就會被後來的雁所超越。
在很大程度上，亞洲民主的擴散及所面臨的問題，也可以用雁行模式來解釋。這裏指的民主包括兩方面，第一是民主化的雁行模式，第二是民主化之後社會福利化的雁行模式。
如雁行經濟發展模式所顯示的，亞洲的經濟發展和西方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正是在和西方的經濟關聯中，日本與“四小龍”才形成了出口導向的經濟體。美日同盟和冷戰等條件，促成了日本和“四小龍”作爲西方經濟體的一部分。以美國爲首的資本主義社會，當時爲了抵抗共産主義勢力的擴張，沒有任何理由來拒絕這些經濟體。
內部因素決定民主質量
亞洲民主的産生和發展，同西方地緣政治擴展到亞洲也有很大的關聯。西方民主是通過幾種方式擴散到亞洲社會的。第一是占領的方式，例如戰後日本民主是在被美國占領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第二是殖民地模式，例如美國對菲律賓的殖民，英國對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的殖民。盡管殖民者本身並沒有爲被殖民國帶來民主，但這些國家後來的民主，多少受殖民地制度模式的影響，主要是選舉和法治。第三是受地緣政治壓力影響的民主化，主要是韓國和台灣；只有通過民主化，這些社會才能繼續得到西方的支持，並保證自己的地緣政治安全。
從內部因素看，民主在亞洲的擴散也存在雁行模式。探討民主的雁行模式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在外力影響下，一個社會能夠開始實踐民主，但民主的質量如何，主要取決于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程度。如果民主是一個社會經濟起飛、中産階級壯大後的産物，那麽往往是質量民主。這包括日本和“四小龍”。日本先民主化，然後擴展到韓國和台灣。新加坡一直保留選舉制度，但政治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得越來越開放。香港仍然處于民主化過程中，到現在爲止還沒有出現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會的情況。其它亞洲國家盡管在殖民地之後保留了民主形式，尤其是定期選舉，但民主質量的高低，則取決于日後的經濟社會發展。馬來西亞、菲律賓、緬甸等長期陷入中等收入國家的民主，往往出現暴力狀況。從來沒有成爲殖民地的泰國也是類似的情況。
如同西方，亞洲社會民主化之後往往出現社會的福利化，社會成員所擁有的政治權利，即選票，就是他們獲取福利的最有效工具。在亞洲，社會的福利化也呈現出雁行模式。本欄上周討論了西方社會民主和社會福利化之間的深刻矛盾。今天，亞洲社會也面臨同樣的情況。
理論上說，由于福利制度是公共服務，這裏就有“搭便車”的問題，即人人都可以享受，但不需要貢獻。這往往使得福利制度難以爲繼。這也是歐洲社會今天所面臨的困境。“一人一票”的福利邏輯也會延伸到亞洲。和民主化的雁行模式一樣，福利邏輯早就從最先民主化的日本開始，向其他亞洲社會延伸。台灣民主化之後，福利制度急劇擴張。健保制度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民主化之後短短幾年裏，這個制度很快發展到世界上少數幾個最慷慨的體系，但同時沒過幾年，就出現赤字，難以爲繼。香港盡管還不是完全民主的社會，但也俨然成爲福利社會。
新加坡在李光耀時代有效地改造了西方的福利制度，避免了西方福利社會所産生的弊端，也有效保護了社會，使得經濟和社會發展維持在均衡狀態。不過，新加坡的體制也在變化，因爲政府也面臨來自社會的福利要求。新加坡制度如何應變，需要觀察。“四小龍”中間，韓國比較特殊。其社會政策也搞得很好，但福利主義並沒有那麽嚴重地影響到經濟。其中一個原因是韓國大部分經濟爲大財團所壟斷，“選票”政治還不能直接影響到整個經濟體系的運作。
如何逃避“福利陷阱”？即使在西方，福利陷阱的形成也有一個過程。在精英民主時代，盡管政府也提供保守主義的社會福利，家庭、社會團體（包括教會）和地方社區（包括企業），在保護社會過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甚至比政府更爲重要的作用。但後來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使得原來的家庭、社會團體和地方社區的作用減弱。真正沖垮家庭、社會團體和地方社區的，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及其關聯的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市場沖垮了家庭和地方社區的功能，但本身又不能承擔社會福利功能，因此就把所有家庭和地方社區的功能移交給了國家。誠如馬克思所言，市場把一切社會關系貨幣化。社會和國家的關系也變成了一種貨幣關系。“一人一票”的制度又使得社會個體擁有政治權利，向國家要求社會福利。這樣，市場所産生的貨幣關系，和“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互相強化，不僅使得國家的福利功能越來越得到強化，而且也使得國家這一制度設置不可重負，難以持續。
價值觀化解政治弊端
亞洲社會本來並無西方那樣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更強調家庭、社會團體和地方社區的作用。在價值層面，亞洲社會並不認爲政府和自己有什麽實質性的關聯，也沒有覺得政府要提供任何福利。傳統上，亞洲社會的個人福利是和家庭、地方社團聯系在一起的。強調家庭和地方社團的作用，能有效緩解甚至解決“搭便車”的問題，因爲只有在較小的集體裏，“搭便車”問題不會擴展到不可控的程度。
家庭和社團甚至在東亞社會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家庭鼓勵其成員在經濟商業上去創新和冒險，即使個人失敗了，仍然會得到家庭的支持。戰後日本的成功具有非常的日本特色，即強調社團和社區的作用。人們可以把日本的企業視爲是一個社團或者社區，終身雇傭制度培養員工對企業的忠誠，使得他們超越個體利益，爲企業努力勞動。同時，日本的家庭、社會和企業承擔了很大的社會福利功能。
日本今天的“福利陷阱”是照搬西方的産物，即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和政治上的基于“一人一票”的民粹主義。在1980年代經濟泡沫破滅後，日本開始了經濟改革。小泉首相開始，日本引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這與日本的傳統背道而馳，原來促成日本成功的那些因素，例如終身雇傭制度、員工忠誠等很快消失，而臨時工和對企業沒有依賴感等並不適合日本文化。近年來的安倍經濟學也同樣不適合日本文化，同樣不會有效。日本今天社會福利負擔日益加重。和西方一樣，日本也通過向中産階級征稅、搞赤字財政和消費未來等方法來應付福利陷阱。但正如西方所經曆的，這些都難以解決日本的問題。
日本式的“福利陷阱”正在很快向亞洲其他社會雁行。盡管亞洲不同社會的福利制度都有其特點，但“一人一票”制度則在有力地推進著趨同化（convergence），最終都會促成這些社會陷入“福利陷阱”。
亞洲要避免歐洲社會那樣的福利陷阱，取決于兩個要素。第一，是否能夠通過創新，把社會福利和選票脫鈎。第二，是否能夠重新有選擇性地回歸亞洲價值觀，強調家庭、社團和地方共同體在提供個體福利方面的作用。第二方面比較容易，因爲亞洲社會比較認同這些價值。第一方面具有非常的挑戰性，尤其是多黨制國家。政黨競爭很容易演變成爲“福利拍賣會”。多黨競爭也是人們抛棄亞洲價值觀的根源，因爲競爭的機制把家庭和集體的功能轉移到了國家。
二戰以來，在雁行模式下，東亞一些經濟體的成功在于政治，而另一些經濟體的不成功也在于政治。今天，如果東亞社會不能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創新，簡單地搬用西方式的“一人一票”機制，破壞亞洲社會固有的家庭和集體價值觀，就很難避免“福利陷阱”，遲早也必然會步今天歐洲福利社會後塵。
關鍵詞：亞洲民主，雁行模式，福利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