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眼按：學貫中西的大作家林語堂當年遠赴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學校長，度過最初的“蜜月期”後，與校方的恩怨糾葛不僅成爲東南亞，而且是整個華人圈的一段撲朔迷離的公案……其後幾十年，許多學者、曆史愛好者、文學愛好者孜孜不倦地搜集資料，試圖通過推理還原當時的是非黑白……現選取三篇文章，既可作曆史探佚，也可作飯後茶余談資。誰是誰非，看官們自行議論。
林語堂與南洋大學，究竟有怎樣的故事？
（文/東東槍）
2013年6月29日，我在這裏說，南洋大學的事情比較複雜，可惜手邊缺少很多資料，先占個坑，晚些來答。
如今已又過去近兩個月。這近兩個月的時間裏，我又四處搜集購買了一批與林語堂生平有關的各種舊書、資料，翻查了大約上百萬字資料，並仔細閱讀了其中與此事有關的約近10萬字。其中最有價值的當屬1956年南洋大學官方編訂出版的《南洋大學創校史》。其中包括很多林語堂赴新加坡之後，當事雙方的講話原文及詳細的會議實錄，有些已經詳細到會議上是誰先說了什麽，誰又說了什麽，誰是用國語說的，誰是用粵語說的，誰是坐著說的，誰是站起來說的。其中還有林語堂公布的預算方案全文、林語堂等人被遣散時領取的補償金詳單等。此外還有很多資料，都是第一次見到。
在做完以上這些功課之後，我覺得大概有資格來認真答答這個問題了——
A. 此事基本事實:
南洋大學的事情說來頭緒繁多而複雜，但基本事實很簡單，我們先來理一理——
起初，是新加坡僑商領袖陳六使牽頭，聯合各界人士一起捐款湊錢，要爲本地華人辦一所大學，並決定聘請身在美國的林語堂來做校長。
之後，陳六使委派專人赴美商談，並與林語堂多次通信。通信過程中，二人商討的主要問題是錢的問題：林語堂立志要辦“第一流大學”，並提出，辦大學處處需要錢，否則捉襟見肘，就很難辦好，據他看來，必須要有兩千萬元基金（叻元）才爲穩妥，否則，甯可不願赴任。原話是“此二千萬基金必須籌足，此爲弟接受校長職條件。”
而陳六使在回信中多次斬釘截鐵地承諾，兩千萬不成問題，你快來。原話爲“基金二千萬元本非大事。南洋華裔慷慨好義，實繁有徒，而必要時弟仍當繼續貢其棉薄。”
除此之外，林語堂還提出過一些要求，但如果總結一下，林反複說的無非是：我要辦就要辦第一流大學，二流三流的我不辦，錢不夠的話，恐怕難以辦成這件事，你們有實力咱們就做，沒有的話我去了恐怕也會出亂子。此外，既然讓我當校長，我說話就要算數，不能讓我無法施展我的抱負。而陳六使對此的回複也一直是：我們也要辦一流大學，咱們慢慢努力。錢的事你萬萬不必擔心，這都不叫事兒。只要你來，都聽你的。快來。
溝通數月後，林語堂攜一隊人馬抵達新加坡赴任。陳六使對林語堂歡迎備至。林語堂提出了自己的辦學方案及預算，但這份預算遭到了南洋大學執委會的質疑及抵制，認爲林語堂好高骛遠浪費我們的錢。林語堂認爲我是校長，你們早答應我來了就聽我的，現在爲何又說話不算話。
于是，雙方開始就預算開始談判、幾番爭執後終于無法調和，林語堂宣布帶領自己的一隊人馬集體辭職。
最後，根據事先的協議，林語堂及相關人員得到了校方給予的一筆補償費，離開新加坡。
簡而言之，雙方基本分歧，無非四個字：互爭財權。
其余矛盾，皆因此而起。
B. 雙方基本立場：
a.
在林語堂一方看來，關于財權的問題，赴任前的幾番通信已經說的足夠清楚（其實看過那些信件原文的人自然會理解這一點。林幾乎是一種生怕自己說的不夠清楚的狀態，每次通信都是開門見山，先說一定要有兩千萬、讓我說話算數我才赴任，甚至看出對方信中或言談中有一絲含糊都要再寫一封信去詢問確實）。而到了新加坡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境況——不被信任、遭人掣肘。當初言之鑿鑿，如今全都作廢。自己滿懷著要辦第一流大學的理想，如今看到的只是一群精打細算處處挑刺兒的生意人。既然如此，何必當時滿口答應，騙我前來？幾番爭取，都無結果，只好敗興而歸。而既然自己受了這樣一遭诓騙，連累自己的一堆親友遭受這樣的委屈，最後接受對方的賠償金也是理所當然。
b.
在陳六使一方看來，我們大家湊錢辦學都是無私奉獻，爲當地華人謀福利，你林某人受聘于我們，當然要爲我們辦事。這些錢來之不易，當然要精打細算地花。你這樣大手大腳，讓我們實在不放心。對你提出意見，你還毫不服氣，態度強硬，一副公事公辦的嘴臉，毫無商量余地。剛一上任即是如此，以後還怎麽得了？甯可賠錢，也要把你請走了。可你這樣耽誤我們的創校進程，竟然也毫不內疚，最後竟然還真的接受了大筆的賠償金。我們那錢可都是大家出自熱心，無償捐獻的，你就這樣毫無愧疚地拿走了，也實在太不夠意思，簡直像是只爲了騙錢而來的。
c.
不得不提的是，關于此事中雙方的真實立場，還有另一種解讀——
盡管雙方在事前的溝通中以及日後的辦學方針中都多次提到興辦大學只爲振興華人教育，不涉政治，但林語堂女兒林太乙寫的《林語堂傳》裏說，是林語堂一貫的反共立場得罪了新加坡的某些勢力，尤以南大校董之一李光前爲最。李光前是陳嘉庚的女婿，其時陳嘉庚已在北京的共産黨政權任職。其時李光前接到陳嘉庚的來信，說南洋大學萬不可由林語堂把持，要將其趕走。于是才有預算風波等事。林太乙也是南洋大學事件當事人，此種說法應是出自林語堂當時的認識，而南洋大學方面對此矢口否認，認爲是林語堂信口胡說栽贓陷害。但據《紀念南洋大學》一書（胡興榮著）記載，1954年陳嘉庚確曾致信自己的新加坡摯友林崇鶴，對南洋大學的創建提出很多建議，並明確反對林語堂擔任校長，認爲林“不但反動，品格亦不佳”。至于陳是否曾致信給自己的女婿李光前，則尚未發現明證。而南洋大學的創建人陳六使本人確實也與林語堂的政治觀點相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陳六使曾在新加坡舉辦了一個千人大宴以示慶祝。而且，陳六使早年間就讀于陳嘉庚創建的小學，後在陳嘉庚手下工作，受陳嘉庚影響頗深。（以上提及的林太乙觀點出自台灣聯經版《林語堂傳》，大陸出版的此書中無此章節。）
C.各自的錯誤：
a. 林語堂的錯誤
1. 最根本的錯誤在于林語堂不該應聘擔任此職。林語堂在赴任南洋大學之前並無辦學經驗，亦無此類行政管理經驗。唯有1926年代，曾在廈門大學任文科主任，但那段任職也鬧得不歡而散，還連累了魯迅等人。1927年曾在武漢國民政府任外交部外文秘書，但也不久即請辭，宣稱自己不適合擔任此類職務。這南洋大學校長一職，並非教職，而是管家，林語堂只是個作家，並不稱職，但他自己卻並未意識到這一點。
2. 辦學計劃好高骛遠，脫離實際。”辦一流大學”的理想固然沒錯，但陳六使等創辦大學的目的只是要讓新加坡等處的華人子弟能有自己的大學可讀，也爲南洋華僑爭一口氣。高端學府和大衆學堂，本不是一碼事。“一流大學”的口號喊出來，自然人人鼓舞，無人不響應。但陳六使等人都是貧民出身，並沒讀過什麽大學。“一流大學”到底如何辦法，未必清楚。林語堂固然也曾在信中同意說此事不可一蹴而就，但其完美主義、充滿文人理想的高標准，以及實現此理想所必須的物質支持，則注定與凡事務實的生意人們無法調和——林語堂自己顯然對此也有擔心，否則不會在與陳六使通信時對2000萬基金一事千叮咛萬囑咐。林語堂對學子們自由徜徉于知識園地的情境所作的暢想，如“抽煙”、“熏火腿”等論，最後淪爲新加坡人口中的笑柄，也可證明並沒幾個人真正聽懂了林語堂的辦學理念。
3. 人事班底中信用大批親屬，授人以柄。任命女婿黎明爲行政秘書(等同副校長)，女兒林太乙爲校長室秘書，侄兒林國榮爲爲會計長。或是圖其穩妥可信，但畢竟太過敏感。不出變故時亦無所謂，一旦反目，則必然成爲對方攻擊的要點。
4. 凡事苛求、計較，務求完美的態度，得罪了不少相關人士。從林語堂對那些未經他同意便已開工建造的學校建築的苛求態度，以及對預算中各類明細事項的認真程度，可見一斑。林語堂對于各類建築的樣式形態，都有設想、都有要求。而據林太乙《林語堂傳》記載，雙方在談判中連桌椅樣式都曾爭執過。換做旁人，恐怕未必會因此類事宜與對方發生爭執。不過不得不提的是：林語堂並未下令或提議將已在建的校舍拆除，而只是要求“已動土者固無論矣，尚未動土者……俾得修改圖樣，以求合用”。
5. 林在發現自己與陳六使一方的分歧後，所采取的應對措施不夠恰當，且態度直率粗暴，甚至不乏輕慢。林當時的做法包括向媒體公布自己與陳六使一方的爭執細節、向海外英文媒體宣示自己的立場指責陳六使一方、試圖聘請律師起訴對方（並未成真）、在談判時不顧及對方尊嚴面斥對方咄咄逼人、態度一直強硬毫無示弱之意……這些方法，都未免天真幼稚，非行事老練狡猾者所爲。不但激化矛盾，讓對方不得不擺出更強硬的姿態來（否則何以面對手下及群衆？），更授對方以口實，也在公衆面前盡失風度。
6. 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指責對方。如指責對方控制報章媒體、指責校董中某人將建築項目只爲包攬求利、以及之前提到的指責對方是受親共勢力指使等。也許有些是確有證據不好明言，但恐怕仍有一些是出于猜測並無實據，一旦脫口而出並向海外媒體宣布，看來則頗似栽贓，尤其是他所指責的是在當地頗有威望，爲人贊頌的僑界領袖，則這種指責不只得罪了領袖本人，亦得罪了其所有支持者。而且，其中一些是關乎政治立場的指責，都是大是大非，極有可能在國際舞台上造成惡劣影響，讓對方不得不傾盡全力加以反駁批判。
7. 領取遣散費離開之時，未曾顧忌新加坡民衆感受。離開新加坡之時，林語堂等人全額收取了議定的遣散費用。林語堂好友徐訏後來在文章裏評價此事，認爲此事是“無法使情、理貫通融合”，或可理解爲，徐訏認爲此舉“合理，而不近情”。徐訏還說——以語堂文章之飄逸，而拘泥于意氣微利之爭，不知是否所謂“做事須認真”這句話害了他。我想當時如有一個高明的“師爺”予以指點，或仍可使其頓然返悟。甚至把已爭得之錢，于臨行時捐贈南洋大學，也正可使陳六使之六愕然自殘的。（林語堂領取遣散費是否該算作“錯誤”，似乎頗有討論余地，徐訏的說法似乎比較公允，“合理，而不近情”，雖然未必算得錯誤，但終歸不妥。至于臨行之時將遣散費奉還，只是徐訏個人的想法，處在林語堂當時的境地，恐怕滿腹冤屈憤懑，是無法扮此潇灑的。）
b. 陳六使一方的錯誤
1. 失察——林語堂是否適合擔任南洋大學校長，本應是事前做好充分調查論證的。無數僑胞協力齊心興辦的大事，不該如此不慎重。林語堂缺無辦學經驗，亦無行政管理的才能，爲人也是天真自由，更對南洋情況缺乏了解，辦學理想也與陳六使等人不同，選擇林來做南洋大學校長，本身就是失察、失職。讓林語堂誤以爲雙方辦學理念已溝通清楚，可以調和，也不應當。後來的矛盾，都根源于此。
2. 輕諾——陳六使在與林語堂通信時，對林語堂提出的所有條件一概答應。其中明確包括須籌足基金二千萬叻元，校董不得幹涉大學行政等。而且陳六使還詳細解釋，爲何自己一定有辦法如期籌夠所有經費，口氣十分豪邁。但矛盾發生之後，陳六使自己也承認當時的信“寫得太過太好”，是言過其實了，並且還解釋說“猶如吾人經營，聘請經理，當然要說好話，不但賦予全權且年終有花紅，但經理既經營不得法，資本日減，吾人豈可再賦以全權，及獎以花紅乎？”其時林語堂完全談不到“經營不得法”雲雲。而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南大執委會籌錢也確有困難(承諾的二千萬基金實收僅四百萬元)。
3. 寡信——輕諾必然寡信。林語堂抵達新加坡後遭遇的就是一群“寡信”的校董。之前的承諾全不作數，籌款不足、財權不放。毫無“用人不疑”的氣派。
4. 不以說理服人，而以道德要挾——在于林語堂談判的過程中，當地媒體即大肆對林語堂的道德進行指摘，當年的報道如今還在，看一看，幾乎全是下作偏激的小報文風。而當時林語堂氣憤的也是這一點，因爲當地主流媒體的東家亦正是與林爭論的陳六使等人。而這樣的文風，在後來幾十年間一直綿延未決，從1950年代南洋大學官方對此事的總結文章，到後來一些南洋大學校友對此事的描摹，行文頗多無聊指摘，亦不乏捏造誣蔑。比如高曉松老師曾經引用過的說法——林語堂是毛遂自薦並在達成協議前單方面宣稱自己已經被聘任爲校長，強行將生米煮成熟飯，就頗爲可疑。消息的源頭來自于1976年某刊一篇文章，除此文外，目前我見到的所有當事人的回憶文章裏都未提及林語堂單方面宣布即將上任一事。連南洋大學的官方出版物裏都只稱相關人士抵達美國後與林語堂商談，“一拍即合”。此外，無論事發當時，還是後來歲月，對林語堂的譴責大都脫不了“拿走了南洋民衆捐獻的血汗錢”一事，並時常舉出當時新加坡三輪車夫聯合捐款一事。這張感情牌打了數十年（查閱當時的捐款明細——《各界捐贈南洋大學基金名錄》，三輪車工友同業會的捐贈金額僅有21660.51元，于基金總額中所占比例實在微乎其微），動不動就拿三輪車工友的捐贈來說事，並在報章上大篇幅刊載無從了解具體真相的勞工民衆對于林語堂辦校理念的指摘，也實在是比較無聊。
D. 何以如此？
談完雙方各自的錯誤不妥之處，我們來試著揣測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
a. 林語堂方面——
林語堂崇尚自由閑適的人生，卻也過著積極認真的生活。他常用來自況的那副對聯“文章可幽默，做事須認真”，是一個大略的總結。之前所引徐訏的話，說的就是此事。
“做事須認真”，導致林語堂做事經常過于“講理”，而不“近情”。尤其是林語堂自幼接受基督教教育，對中國傳統文化反倒涉獵不多，雖然後來曾努力補課，但其人生觀之根基，終究是比較西化的。後來留學歐美各國、40歲以後又長期在美國居住，更讓其作風十分“洋派”。其著作《吾國吾民》、《生活的藝術》等，雖然說的是中國文化，但卻幾乎是以一個旁觀者視角來評判欣賞的——也正是如此，才更符合西方讀者的閱讀習慣和審美品位。相比之下，他遠不如生在中國鄉村，長在南洋商界的陳六使等人“中國”。再加上陳六使等人都是商人出身，林語堂卻一身的文人脾氣，雙方溝通完全是雞同鴨講。林語堂認爲一言既出自然應當照辦，陳六使卻覺得客套而已何必較真。林語堂認爲既然受辱受氣，拿你的賠償金是天經地義，對方卻覺得合作未成拿走遣散費未免太不仗義。一邊是承諾契約，一邊是面子人情，溝通必然無效。
這種認真，表現在處事細節上，則經常是苛求完美，不肯容忍、不留情面。之前談到的一些事迹，即屬此列。（順便提一句：林語堂是天秤座。）
同樣，林語堂的金錢觀也一直比較“認真”。一方面或許與以上所說的“人格西化”有關，另一方面，或許也與林娶了個銀行家的女兒，常有內助協理此類事宜有關。南洋大學一事上林語堂對金錢的認真讓很多人詫異，但據旁人回憶，林語堂1930年代赴美之前，在上海變賣家中已經無用的家具，無論親朋好友，挑選中某件，林家便照價收錢。連林語堂的同胞弟弟拿走某些家具，也照收不誤。此事已經讓當時的一些人咋舌不已。而林語堂卻視此爲合情合理，十分坦然。這樣的林語堂，怎麽會在領取遣散費的時候覺得愧不敢收？
另外，林語堂生性熱情、滿懷理想、勇于嘗試新鮮事物、自視聰明、有創作才華，但卻對現實生活缺乏深刻的洞察，一生作品大多淺薄，並非人情練達之輩。看他所作的那些小說即可明白。這導致他在處事爲人上也常顯出幾分幼稚來，絕不似魯迅的老辣深刻。年輕時，這可被理解爲勇猛淩厲，但一旦年老，則處處顯得捉襟見肘，對比其早年雜文與晚年的《無所不談》，應該可以看出來。
或可總結爲，與很多人一樣，林語堂是個有政治熱情，而無政治智慧的人。表現在南洋大學一事上，則是有創業之心，而無成事之才。
郁達夫生前曾評價林語堂“生性戆直,渾樸天真,假令生在美國,不但在文學上可以成功,就是從事事業,也可以睥睨一世,氣吞小羅斯福之流。”林語堂怕是將此話當真了。但即使是郁達夫的贊揚，也先埋了一個“憨直、天真”在前頭。林語堂對自己能力的錯誤判斷，導致他一時自信爆棚，
同時，在與人爭執時，行動毫無策略型，也是其本性幼稚的表現。“做事不隨東，累死也無功”這種世俗道理不知林語堂是沒有聽過，還是聽過了也不認同。反正從他的行爲上來看，他不只是“不隨東”，而是時時處處無視對方的立場與尊嚴。當面直斥對方領袖、證據不確鑿時公開指責、事後發表文章追加罪名……很多不必要的盲動、不理智的出擊，斷送了和解的可能，也讓對方不得不以全力反擊來自證清白。
談到具體的辦學理想上，林語堂一直認爲理想的大學應如一片叢林，將學生放入叢林讓他們自己覓食、自己成長，才是培養出上等人才的正途。“熏火腿”、“抽煙”之類說法即是根源于此。但這對陳六使等人來說，未免太過飄渺。與南陽僑商集資辦學的初衷更是不符。
而林語堂1926年在廈門大學的不快經曆，正是因爲財權、行政權都被架空，不僅是林語堂自己的事業理想無法實現，他辛辛苦苦邀請來的一班教授也陷入窘境——現在廈門大學仍有一間展室模擬魯迅當時在廈大用酒精燈煮青菜的窮困狀況，那便與林語堂那次經曆有關。這次來做南洋大學校長，先談錢、權歸屬問題，也是因爲曾有前車之鑒的緣故。
b. 陳六使陣營方面——
陳六使等人籌資辦學，是出自報答社會的公益之心。雖然都是商人出身，但這次卻是義舉。也正因爲是義舉、因爲包括自己在內，都無私捐出款項促成此事，才在心裏油然而生了一股神聖感——事實上，看之後幾十年相關當事人以及普通南洋大學相關人士對此事的回憶，無不被籠罩在這股悲壯的基調之下。（南洋大學後來命運多舛，最後無奈消亡，這也讓南洋大學校友們更多了一份憤懑不平。林語堂事件與南洋大學最後的歸宿，似乎正充當了南洋大學校友們緬懷母校抒發憤懑的出口。）
而心懷著這份正義神聖之情，自然容不得他人對此事的輕慢馬虎。林語堂應聘出任校長，是完全當做一項工作事業來做，雖有創業熱情，卻沒有這股敬畏之心。這對陳六使及相關當事人，甚至對當時普通的新加坡華人民衆來說，恐怕都是一種不可容忍的冒犯。連我們生意人都放棄贏利賺錢的心思了，你一個讀書人卻來跟我們斤斤計較，談的都是錢錢錢，未必有些過分。
這樣的心態加上既有的擔心，就變成了處處提防和各種揣測，後來發展成了徹底的不敢信任。
陳六使等人背後是否有親共勢力指使，目前尚無明證，但恐怕即使受了影響，也不會是主要原因。
但林語堂後來在國際社會上對陳六使等人（甚至是當時新加坡社會）政治傾向的指責，卻是十分危險的。其時新加坡華人夾在國共兩方勢力中間，明智的做法當然是兩不得罪。尤其陳六使等校董大多是商人，得罪任何一方都大不應該。此時林語堂抛出這樣的說法，扣在陳六使等人頭上，陳等能做的必然是動員一切媒體關系，反駁林語堂的說法、醜化林語堂的形象，告訴所有人，林語堂居心不良，其人所說全不可信。
而這樣的攻讦，直到如今，效果仍未消退。
E. 總結一下。
林語堂在南洋大學的這段經曆，矛盾核心在于互爭財權，起因是陳六使一方的輕諾寡信與林語堂的毫不相讓，根源在于雙方對于辦學理想及處事模式等方面的分歧。
但之後的這些年裏，林語堂對此事再不提及（林語堂晚年自傳《八十自敘》裏對這場風波一字未提，我以爲此事頗耐尋味），南洋大學的相關當事人及後來者卻出自捍衛母校及個人、族群尊嚴的目的，不斷對林語堂的作爲撰文貶斥，其中也不乏有失公允的偏激之詞。
而很多並不了解太多內情的觀衆、解讀者也根據片面的材料，得出一些過于簡單粗暴的觀點，如將此事的原因一股腦歸結爲林語堂人品惡劣等等。
以上這些固然也只是我個人對此事的梳理解讀，未必符合曆史真相，但希望能比那些簡單粗暴的結論，離真相更接近一些。
林語堂的這段經曆，我最早是十幾年前于一些林語堂傳記書籍中讀到，對于一個自認爲與林語堂有很多共同弱點的人，此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警示。我時常會在人生的某些時刻想起林語堂在那段時間所犯的錯誤，並以此自省，修正自己的蠢行。希望我的這些梳理和解讀，也爲同樣可能犯下此類錯誤的旁人，做一提醒。
林語堂虧欠南洋大學
（文/家在鄭和路）
朋友提及林語堂與南洋大學的恩怨，我才曉得這位素副盛名的幽默大師，在星馬的名聲如此之差。林語堂1954年10月接任南洋大學校長，1955年4月離開，待在新加坡剛好半年。不過，南大1956年正式才開課，林語堂算是影子校長吧。
上網搜尋林語堂與南大，果然如朋友所言，林語堂虧欠南大，虧欠陳六使和數不盡爲南大出錢出力的星馬華人。不過，我對林語堂醜惡的言行，另有一點小小意見。
往事如煙，也並不如煙。歲月淘洗了私人恩怨，林語堂引人非議的作爲主要是以下幾項：
1.矢志建立“反共”堡壘。林語堂自美國啓程前，初到新加坡，都曾表示南洋大學將成爲反共最堅強的堡壘。林氏曾向陳六使要求：“南洋大學應有一個非常單純而無政治性的目標……教授應享有絕對的思想自由 “。華人籌辦南洋大學的初衷是建立華文大學，使華人子弟無須遠赴中國深造，既不願涉入國共紛爭，且當時星馬左傾思潮風行一時，于是，林語堂初來乍到就踩到地雷。
2.南洋大學是林氏企業。林語堂任命女婿黎明爲行政秘書（等同副校長），女兒林太乙爲校長室秘書，姪兒林國榮爲爲會計長，南洋大學突然變成林氏企業。
3.獨攬建校基金。林語堂提出設立基金保管委員會，要求執委交出兩千萬建校基金，由林家班全權支配，執委不得過問。
4.重建校舍。校舍興建之前，圖測曾寄去美國讓林語堂過目。林語堂到南洋後，卻執意拆除正在興建的校舍，否則不幹。陳六使因經費考量，婉言勸林遷就已興建的部份，並承諾未動工的部份全依林語堂之意。惟林始終堅持己見，並擅自下令停建校舍。
5.第一流高薪大學。林語堂養尊處優慣了，其個人聘書條件令人傻眼，年薪星幣三萬六千，另有辦公費六千，另由學校提供住宅，汽車，且車夫，仆役各一，據說，住宅需有冷氣和靜音設備，客廳可容納數百人。當然，林語堂開出的教授薪資也高于美國大學標准，甚至有旅費，家具等繁複的補貼，遠遠超出南大的財力，林語堂所謂的“第一流大學”，被譏爲“第一流高薪大學”。
6.資遣費十萬美金。林語堂與其親屬離職的資遣費爲十萬美金，陳六使爲了“避免浪費公款”，個人回捐相同金額給南大，等于自己掏腰包送走林語堂。南大經費全由民間籌措，無一分一毫政府補助，甚至一半以上來自星 馬中下階層貧苦華人，林語堂知之甚詳，依然堅持索取高額資遣費。
林語堂離開新加坡後，在美國的“生活雜志”以“共黨恐 怖如何破壞我的大學”爲題，發表長文：呼籲英政府依據“殖民地緊急法令”，以“危險分子”的罪名，驅逐六十名共黨職業學生及李光前等僑領，並警告英政府，如容許一個供共産黨利用的南洋大學存在，則過去剿共所流的血所花的錢就等于投諸大海。
幽默大師在南洋醜態百出，相信林若有機會職掌美國，中國，台灣任何一地的大學，絕不會如此囂張。關鍵也許是林語堂自認來南洋“撫番”，既是撫番，當然一切惟他是從，誰知番不受教，害他铩羽而歸。林語堂來自首善之區的美國，他所謂的“第一流大學”，大抵是複制哈佛經驗。不過，南大不是哈佛，南洋也不是美國，林語堂即使是出發點良善，也無可避免失敗。何況很多人懷疑，林語堂來南洋另有政治目的，並非一心辦學。
歧視仍陰魂不散。幾年前某知名台灣作家，建議馬華作家走出雨林，相信言者自認善意而誠懇。
學者爲林語堂平反
（文/潘興華）
南洋大學首任校長林語堂在南洋大學校史中被形容爲千古罪人。但是他是否應永背著惡名？他在新加坡華人文化史和南大校史上，是否毫無曆史意義？
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研究員何啓良博士前天在南大中華語言文化中心舉辦的“國家疆界與文化圖像”國際會議南洋大學研究工作坊上，以“南洋大學史上的林語堂”爲題，爲林語堂平反。
作爲曆史學者，他說：“我每次讀南大史資料，總覺得輿論對林語堂很不公平。大家都認爲林語堂事件是新馬華人史的汙點。這個人是千夫所指的惡人，我覺得這是一面之詞，必須重新解釋。”
爲此，他翻閱上世紀50年代的報紙，爲林語堂摸索比較清晰的面貌。
何啓良說：“我看到當時林語堂在報章上的很多談話及文告，都沒被收集在南大史集內。”
根據他的研究，林語堂和南大倡議人陳六使因出身教養、時代背景、文化面貌、人事關系和思維行爲上有很大的不同，是兩個完全不同世界的人。
他說：“陳六使‘過番’不久（19歲），林語堂卻‘出洋’去了（24歲）。”
他也說，林語堂是“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作宇宙文章”的文字和文化工作者；陳六使則是“經濟則成大業，教育則立大本”的熱心母語教育的商界領袖。
何啓良說，陳六使開始時重複說林語堂不嫌棄南洋資源貧乏和放棄舒適的生活條件來南洋的，“林博士願犧牲在美國的優裕生活，爲此間華僑教育事業服務，吾人謹在此致其敬意”，說得很誠懇，看不出是反話。
他說：“如果林語堂到新加坡後的生活條件像一般論述裏所說的高人一等，那也是南大執委會對他的禮遇。就算林語堂最爲人诟病的全家式聘用，是否也是南大執委會爲聘請‘蜚聲國際領袖，士林之先知先覺，大哲大賢’而不惜一切的代價？”
何啓良表示，當時新馬儒商，多數是“陳六使類型”。林語堂面對的不是一個陳六使，而是一個陳六使團體。林語堂和這群社團領袖，在社會身份、自我認同、思想資源和奮發支點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在治校過程裏，雙方沒有共識，因此不能構成互補互動對話關系，而兩人的利益往往互相沖突，“發生摩擦，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
作爲曆史學者，何啓良感覺研究南大史還有很多顧忌。
他說：“前南大的真面貌會隨著時光流逝，限制解除，人爲因素的改變，變得越來越清晰。南大這段曆史是一部值得不斷爲它寫史的時代，它的璀璨和缤紛是別的大學所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