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馬關系存在唇齒相依的雙邊特殊情結。在兩地同屬一個國家的那幾年裏，無可否認，新加坡與吉隆坡之間有許多意見大爲不同的地方。即便是對當時匆匆湊合成立的馬來西亞的國體本質，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吉隆坡方面認爲應爲最大族群主導的馬國，而新加坡方面則認爲應是全體馬國人共同主導的馬國），爭執激烈。
但兩地分道揚镳時，卻是在極爲和平的，在某種程度上守望相助的情況下進行。馬國國會在一天之內一氣呵成通過新加坡獨立的法案，而新加坡也信守它在一些暫時仍切割不開的國事安排上的一些承諾（如馬國海軍的其中一個最大基地，在新加坡獨立多年後仍設在新加坡）等，雙方力求體面而又實在地完成大家求同存異的理念。
在馬國前首相馬哈迪當政時期，兩國關系曾急轉直下，即便如此，兩地經貿與人文交流仍然頻密。
近些年來，兩國關系突飛猛進有目共睹，也可作爲處理好一些區域熱點爭端課題的模範。如有關馬鐵路的丹戎巴葛車站課題，一度被提上主權層次的爭議，最後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迎刃而解。
雙方成立聯營的房地産開發公司，把正式估價而換取的黃金地段拿來發展，齊齊賺錢，不就符合所謂“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基本定義嗎？兩國之間有關領土領海等攸關主權的課題，當談判未能達至協議時，便果斷送交第三方仲裁；結果是各有輸贏，但重要的是大家都本著尊重國際法與法治的心態，認真執行這些結果，力求兩國關系不再陷入僵局。
在這國際局勢風起雲湧之際，新馬都面對許多相似的挑戰。最大的挑戰，當然還是這兩個經濟高度依賴國際貿易的國家，在世界經濟持續不振的大環境下，多少都會被沖擊。另一項越來越顯著的挑戰，即爲在各大國逐鹿本區域的宏觀戰略現實下，新馬如何繼續維持生存、發展的空間。
在如此嚴峻的考驗下，新馬應該繼續著重、發揮雙方在三方面的優勢來浴火重生。
其一是上述的法治傳統，或更廣義的治理系統，應努力維系。新馬都曾是英國的殖民地，當年也都有過可歌可泣的反殖民曆史。然而，難能可貴的是今日的新馬主流思潮，沒有過度仇視英國的情緒，以至把英國人留下的遺産悉數革除。
反之，兩地的精英都很注重把英國留在本地的各項傳統去蕪存菁，發揚光大，甚至做得比英國人更好。如英國人的文官制度，把制定整體國策、可來可去的政治人物，與默默耕耘、執行政策的公務員清楚區隔開來，即允許有不同政策的嘗試，又有認真實幹的文官團隊來執行，方可維持國家運作的持續活力。
再說，英國人所引進的法律制度，在經過因地制宜的修改後，也還是新馬得以繼續享譽國際的重要條件之一。我當年在美國的法學院上國際貿易法的課時，教授誤以爲我是新加坡人（這也凸顯新馬一家這概念在外國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微笑地對我說：“你們新加坡可是很不錯啊，許多國際上有關貿易的合同，締約各方通常會約定，如有糾紛，要在新加坡的法庭（或仲裁庭）以新加坡法律來訴訟（或仲裁）！”這也是爲什麽許多國際貿易事項，商家願意額外花費金錢、時間，刻意來新加坡處理。
更重要的是，新馬的法治精神都還是深厚的，絕大多數人奉公守法，遇有爭執，如未能妥協，也還是訴諸法律途徑解決。這種法治精神，值得其他許多地方借鑒。
其二是新馬的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多元信仰等方面的社會現實。多元是曆史遺留給兩地的現實，但它不但不是負累，反而是極爲珍貴的遺産。外國人，尤其是來自單元文化背景者，常會對新馬民衆在數種語言與方言之間遊刃自如而驚歎不已。
我們宴客時所捧出來的來自歐亞四面八方的家常（非刻意）菜式，更讓他們歎爲觀止。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小孩從小即在一個多元雜處的社會環境裏長大，將來也更能應對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模式，得心應手的工作。這是我們必須珍惜的寶貴資産。
其三才是優越的地理位置。但我們不應只強調“新馬位居東西交通要道”，甘心只當東西方貿易的中轉站。反之，在歐美經濟持續低迷、中國進入經濟“新常態”之際，新馬應主動善用其東南亞的中心位置，力求與其他東南亞國家攜手合作，更大程度上自食其力地帶動本區域的經濟發展，如此方能爲新馬一家産生更大的多贏效用。
作者介紹
胡逸山，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關系學院兼任高級研究員、馬國首相納吉前政治秘書。
本文原題于《新馬應發揮優勢再求多贏》刊發于《聯合早報》，感謝作者授權新加坡眼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