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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傭對于新加坡非常的重要，幾乎成爲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
而雇主和女傭間的恩怨情仇就像一部沒有結尾的肥皂劇…
一直陪著新加坡成長….
今天小圈兒故事中的主人公，被稱爲女傭代理業導師….
從她的視角中，或許我們能看到不一樣的女傭…
這些女傭中有教育碩士文憑…
還有選美賽亞軍…
你能想想你家中的女傭可能是散打冠軍嗎？
下面就一起看看我們不知道的女傭圈圈…
在新加坡有一個職業就是——女傭代理！
35年前，王楊贻荃放棄了中學教師的“鐵飯碗”，進入了女傭代理的圈圈，而且一做就35年，留下半輩子烙印，也成爲行業先驅，也從中窺視女傭代理業的變遷。
轉行當女傭代理時，親友非常驚訝，因爲她那個年代，教師是很讓人羨慕、受尊敬和薪水優厚的職業，其實連她自己都沒想到能勝任。
她在後港新民小學、中學和高中完成學業後，1968年到新加坡師訓學院（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主修體育與第二語文，畢業後在笃行中學（Rangoon Sec）當體育和華文老師。
1983年離職前，她先後轉到實仁中學（Serangoon Sec）和務能中學（Bedok North Sec)執教。
在師訓學院期間，王楊贻荃曾代表學院參加五大專運動會，身兼排球隊和籃球隊選手，也曾在師訓學院內部舉辦的麥裏芝蓄水池2.3公裏越野長跑比賽中，打破學院紀錄沖線奪冠。
在笃行中學執教期間，她是排球隊教練，1972年帶領學校以黑馬姿態打敗大熱門聖公會中學，奪下全國中學排球錦標賽女丙組冠軍。
她受訪時談起這些經曆仍如數家珍，也以此爲榮。
王楊贻荃當年曾代表師訓學院參加籃球和排球賽，轉行從事女傭代理後，仍不忘贊助本地排球隊參賽。
王楊贻荃35歲誕下排行第三的小兒子時，因産前要預先聘請女傭照顧兒子，而認識了一名菲傭中介。
在對方遊說下，她毅然轉換人生跑道，當起女傭代理，親自爲兒子尋找合適女傭當保姆。
八十年代初外國女傭都先飛抵新加坡，覓得雇主後，得在雇主家試工三五天，等雇主滿意女傭表現，才爲女傭申請准證。
“當年女傭來到新加坡後，都會被安排住旅店，幸運的遇到好中介當然沒問題，但還是有些女傭，不知最後落得什麽下場。”
她說，當年收留女傭和介紹她們工作的，不乏三教九流人物，菲傭中介認爲她形象正面，又有教師特質，既能開拓更多客源，也能循循善誘管好女傭，便努力說服她入行。
爲提升女傭代理形象，她與香港有多年代理經驗的中介，于1984年在新加坡設立女傭中介公司。
並投資四五千元購買錄像器材，再到外國女傭培訓中心，拍攝數百名待聘女傭的樣貌和談吐。
讓女傭對著錄像機自我介紹，再把彩色錄像片帶回新加坡，播放給雇主們慢慢挑、細細選。
當年爲了去那些國家拍女傭的視頻，一個月裏至少半個月不在家，情況至少維持10年。
“兒子小時候就曾問過他爸爸‘爲什麽媽媽常常不在家？別人的媽媽是不是也這樣？’我當然心酸，但我的性格就是這樣，決定要做好的事情，就不能放下。”
當體育教師和愛運動的經曆，賦予她強健的體魄、毅力和決心。
她曾扛著六七公斤重的錄像器材，五天內趕四個城市面試女傭，一個月裏一半時間當“空中飛人”，到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斯裏蘭卡、緬甸等國奔走…
甚至在外國經曆三次政變，在機關槍口下接受當地士兵檢查、下榻的酒店被叛軍占領、目睹城中一波波示威人潮。
外界曾對女傭代理充滿偏見，甚至指他們是“吸血鬼”和“過路財神”，王楊贻荃爲此一度覺得自己轉錯行。
1993年，王楊贻荃與香港合夥人分道揚镳，她和丈夫過後設立“六合發女傭中介公司”營業至今。
她說，六合發其實有許多拓展機會，但因當初認爲自己轉錯行，幹脆不開分行，沒想到這家公司一做數十年，她經手引進的女傭已超過萬名。
她說，35年前入行時，女傭無需扣款，還能承擔買機票往返新加坡的費用。
隨著同行惡性競爭，一些業者爲吸引雇主而開出更低的中介費，進而提高女傭需支付的費用。
“我看著市場對女傭的扣款從200元、400元、600元……到現在的兩三千元，讓女傭背負更大債務。
不懂情況的人還以爲這些扣款都是給本地代理的，說我們是吸血鬼、過路財神，其實大部分費用都是被外國女傭培訓公司拿去。”
雖然心有愧疚，但後來她看到更多女傭回頭感謝她，有人賺錢回鄉建房子、改善家人生活水平，也發短信來報喜，通知她孩子大學畢業或成家，讓她越來越感受到這行業的“樂”。
這些年，委托她聘請女傭的不乏商場大亨、政要甚至明星，她感激許多雇主數十年來對她不離不棄，信任她，把挑女傭的重擔交給她。
王楊贻荃的本名，其實是楊楚姿。
她坦言，一直不喜歡父母取的這個名字，認爲“楚姿”會被解讀成“楚楚可憐的姿態”，與她愛運動和外向的性格不符。
那個年代，改名是一件大事，但她在師訓學院的同學在一個偶然情況下寫了“楊贻荃”這個名字送她，她一看就喜歡，瞞著父母改掉原名。
要爲自己人生做主的她，在投入女傭代理業，獨自扛錄像器材四處飛的時候，就讓當年也是教師的丈夫留在家照顧小孩，讓她無後顧之憂。
這種女主外的情況，在三四十年前並不多見。
但她也表示，自己其實是很傳統的女性，嫁給丈夫王子銘後就從夫姓，大家都叫她“王太”，她也一律請外界稱她爲“王楊贻荃”。
她分享夫妻相處之道時說，爲人妻最重要的是包容，並打趣說，認爲自己是忍得比較多的一方，但丈夫想必不會認同。
爲提升女傭代理形象，她與香港有多年代理經驗的中介，于1984年在新加坡設立女傭中介公司，並投資四五千元購買錄像器材。
再到外國女傭培訓中心，拍攝數百名待聘女傭的樣貌和談吐，讓女傭對著錄像機自我介紹，再把彩色錄像片帶回新加坡，播放給雇主們慢慢挑、細細選。
當年爲了去那些國家拍女傭的視頻，一個月裏至少半個月不在家，情況至少維持10年。
“兒子小時候就曾問過他爸爸‘爲什麽媽媽常常不在家？別人的媽媽是不是也這樣？’我當然心酸，但我的性格就是這樣，決定要做好的事情，就不能放下。”
當體育教師和愛運動的經曆，賦予她強健的體魄、毅力和決心。
以前每逢飛去菲律賓，都得在五天內走遍四大城市，包括首站的馬尼拉、宿務（Cebu）、伊洛伊洛（Iloilo）和達沃（Davao），往往一個人扛數公斤重的錄像器材，到女傭培訓中心拍攝。
當“空中飛人”的10年裏，在外國經曆三次政變，最驚險的一次是在斯裏蘭卡。
當時斯裏蘭卡政府軍和鬧獨立的遊擊組織“淡米爾之虎”打內戰，遊擊組織占領了賈夫納半島，全國緊急戒嚴中。
王楊贻荃那年她飛到斯裏蘭卡，到處是軍隊設下的路障，她坐車出外，每到一個路障就有軍人用機關槍指著她，要她停車接受檢查，她至少四五次在槍口下被查。
“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人脈，雖然當地政變，但當時我難得找到朋友安排我去見旅遊部長，就冒險到官邸見對方，以便爲未來鋪路，在那裏設立女傭培訓中心。
過後回想，其實心裏很害怕，畢竟政變期間，政要官邸常被攻擊和放炸彈，幸好最後平安無事。”
另一次在菲律賓經曆政變，她已入住馬尼拉的五星級酒店，晚上和當地女傭培訓中心校長用餐後，就傳出酒店被叛軍占領，城市多處也遭叛軍縱火。
“記得女傭培訓中心女校長叫艾瑪，當時餐館職員都勸我別回去酒店，但我的行李和重要文件都在客房，最後還是決定回酒店看看。”
艾瑪陪著她從酒店後門進入，她看到酒店大廳有許多士兵和外國記者，幸好叛軍只占領10樓以上的房間休憩，也沒騷擾房客；
而她的房間在八樓，趕緊沖回房間鎖上門，收拾好行李並洗澡後，坐上酒店安排的巴士轉移到別處的酒店。
第三次經曆的政變在泰國，當時首都已被叛軍占領，還好她只是過境當地，有驚無險。
雖然數次曆經險境，但都沒讓她打退堂鼓，仍然持續四處奔波。她自嘲說：“因爲我一生勞碌命！”
女傭隨時代演變，從以前的高學曆女傭到如今的家庭女傭，未來專職女傭需求將激增。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新加坡工廠隨工業化腳步激增，造成新加坡婦女走出家庭，投入生産線打工賺錢。
當時以新加坡人爲主的女傭物以稀爲貴，薪酬不但節節高升，甚至“吊起來賣”。
上世紀七十年代後，外地女傭相繼湧入，先是馬來西亞，後有印度尼西亞、泰國和斯裏蘭卡女傭。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教育水平較高、英語較流利的菲律賓女傭異軍突起，成爲許多家庭爭相聘請的對象。
記得當年她聘請的第一個名菲律賓女傭米拉，就擁有教育碩士文憑；過後再聘請的另一女傭諾拉也大專院校畢業，還曾奪下選美賽亞軍。
她說，以前容易聘請到高學曆女傭，但過後隨著越來越多女傭湧入，素質開始參差不齊。
隨著新加坡人口老齡化，如今現在越來越多雇主願聘請具有護理文憑的專職女傭。
這類女傭的月薪比普通女傭高出約200元，相信擁有護理技能的女傭，在未來市場更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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