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島”求生
在今天的新加坡，不到3分鍾，就有一艘船抵達，或者啓航奔赴全球約120個國家和地區的逾600個港口。每100秒就有一架航班在樟宜機場降落或起飛。它們來往于全球220多個城市，隸屬100多家國際航空公司。評估李光耀的遺産，這些數字或許比令人咋舌的GDP增長更具解釋力。
然而回到50年前，這個彈丸小島的命運歸宿似乎將是孤獨中窒息。1965年8月9日上午10點，李光耀通過廣播電台宣布新加坡獨立。24年後，在接受美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他依然將此視爲自己最大的政治挫折。“我從來沒這樣悲傷過……”他回憶錄中說，“一些國家原本就獨立，一些國家爭取到獨立，新加坡的獨立卻是強加在頭上的。”
1945年，英國恢複對新加坡的殖民統治。1959年6月新加坡實行內部自治，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總理。在此後的幾年裏，他的首要工作都是說服當時的馬來亞總理東古·拉赫曼把新加坡、沙撈越、沙巴和馬來亞合並成一個新國家，即馬來西亞。新國家于1963年成立，僅一年後，新加坡兩次爆發華人和馬來人之間的種族騷亂。大馬來西亞的道路被堵死了。
李光耀的獨立宣言只有90個字，頗具悲壯色彩：“世界猶如大海，在大海中大魚可以生存，小蝦也可以生存。新加坡將以一條小蝦，生存于國際大海之中。”
如何“以一條小蝦”生存？與當時國際輿論一樣，李光耀和他的同侪們一度相當悲觀。前副總理吳慶瑞說，每當他駕車經過一所學校，看到數以百計的學生蜂擁而出，他總會感到灰心喪氣，因爲他不曉得在這些孩子離開學校後，如何給他們找工作。新經濟發展局前主席曾振木開始訪問美國公司的時候，美國人連新加坡在哪兒都搞不清楚，必須由他在地球儀上指出位于東南亞馬來半島末端的一個小點。“有時得拜訪四五十家公司，才找到一家有興趣訪問新加坡。”
事實上，早在1956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已經高于亞洲幾乎所有其他地方，超過英國人均收入的1/3；每30個人就有一輛私家車。但是，所有這一切都基于一個前提：大英帝國的統治。
1819年，英國人萊佛士第一次登上新加坡島時，島上只有一個馬來村落，大概有三五十座民房，住著約三四百人，以捕魚、采野果、當海盜爲生。人們告訴萊佛士：“沒人敢從新加坡海峽經過，就連神仙鬼怪也害怕，因爲這是海盜們用來夜宿的地點。在他們成功地襲擊船只和小木舟以後，便在這裏分贓，也在這裏殺害被擄掠的人。”
對于在亞洲進行貿易擴張的英國人來說，這一切都沒有新加坡的地理天賦重要。用今天的眼光看，這塊土地位于馬來半島南端、馬六甲海峽出入口，北隔柔佛海峽與馬來西亞相鄰，南隔新加坡海峽與印度尼西亞廖內群島相望；東臨中國海，與加裏曼丹島遙望，是東南亞的心髒地帶。從海路上，馬六甲海峽是貫穿亞洲、歐洲、大洋洲的交通橋梁。從陸上看，新加坡通過1056米的長堤與馬來西亞柔佛州的新山相通，是亞洲公路陸路交通的南端門戶，經過馬來西亞、泰國、緬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可直達西亞，並與歐洲的公路連接起來。
史丹福·萊佛士與柔佛蘇丹訂約，開始在新加坡設立貿易站。新加坡的最重要角色是馬來亞的海外貿易出口通道。20世紀上半期，國際市場對橡膠、錫和石油的需求激增。而馬來亞在1900年的錫産量占到世界産量的一半，1919年橡膠出口量占到了世界出口總量的一半。
當帝國的向心力消失後，1965年，李光耀所繼承的是缺少軀體的心髒。獨立的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開始爭奪東南亞的領導權。印尼總統蘇加諾說新加坡和馬來亞的結合是新殖民主義的産物，目的在于保護帝國主義的石油、錫和橡膠的利益。新加坡與印尼的貿易完全中斷。1964年，印尼切斷了新加坡來自柔佛的飲用水水源。當時，新加坡幾乎所有的飲用水都需要從這裏進口。
曾被帝國的權力捂住的民族矛盾的蓋子也被打開了。馬來西亞實行馬來人特權制，規定馬來語爲國語，伊斯蘭教爲國教，確認馬來人的保留地制度、服務公職的保留名額制度、高等教育優先、獨享某些特殊行業經營等特權。新馬分家的原因之一就是馬華種族平等與否的矛盾。放眼整個東南亞，菲律賓嚴厲限制華僑入籍和中國移民入境；越南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強迫華僑入籍，後來發展到大規模排華和驅趕華僑華人出境；柬埔寨和老撾一度追隨越南的政策。即使是泰國和緬甸也曾經采取過限制華僑華人的政策。
英國人曾經認爲：“新加坡遲早必須與馬來亞合並，除非我們准備看到它成爲一個獨立的、處于東南亞戰略核心區的海外中國。”作爲東南亞唯一的華人爲主的國家，在“冷戰”的氛圍下，1965年獨立的新加坡很自然地被懷疑爲“第三中國”，或是“第五縱隊”的集結地。在李光耀看來，新加坡是“馬來黑色穆斯林中的以色列”、“馬來海洋中的華人島嶼”。他感慨：“對國家來說，最奇怪的事情是：你最好的朋友不是你最近的鄰居。他們離得很近，你鄰居的樹籬長高侵害你花園的一部分，他的水果樹的樹枝遮住了你的草地，這樣你的玫瑰不能得到足夠的陽光，于是很多事情發生了！”“有些人要看我們被毀滅……我們的存在，我們的成功，他們把它解釋爲是對他們所要看到的事物的一種威脅。這是事實，我們必須面對。”
1965年獨立後幾個月，一位來協助新加坡的印度政府經濟策劃官員，交給李光耀一份厚厚的報告書。李光耀看了看摘要，確定該計劃是以新馬建立共同市場爲基礎之後，便向那位官員道謝，然後把報告書束之高閣，他說：“他不了解，當初新馬尚未分家時，馬來西亞尚且不願意跟我們建立共同市場，現在我們獨立了，機會更加渺茫。我們原本扮演英帝國在東南亞的行政、商業和軍事中心的角色，如今這個角色被剝奪了。”如何養活200萬人？這是李光耀直面的問題，他並沒有先例可循。“跟我們最相似的香港當時仍然受英國統治，而且有中國內地作爲腹地，在經濟上它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國跟資本主義世界非共産黨國家進行貿易的中介。”他判斷，“其他國家都不像新加坡，我們必須創造一種新的經濟模式，嘗試采用世界其他地區從未嘗試過的新方式。”
尋找腹地
“新方式”是什麽，李光耀當時的想法並不清晰，但他從曆史中學到了基本信條。殖民統治結束後，人們曾討論是否推翻新加坡河畔的萊佛士塑像。這個想法被李光耀否定了。在他看來：“要是萊佛士1819年沒有到這裏來建立貿易站的話，我的曾祖父就不會從中國東南部的廣東省大埔縣移民到新加坡來。英國人建立了一個商業中心，讓他和成千上萬個像他那樣的人，有機會過比國內好的生活。”
新加坡開埠後的頭30年，貿易並不是殖民當局的唯一取向。各種香料和熱帶水果種植園與商業場爭奪資源，直到病蟲害將它們摧毀。種植園主紛紛渡海去大陸另謀出路。從貿易條件上看，並不只有新加坡坐擁地利。荷蘭人控制著大片東印度群島。但爲了保衛在東方屬地的壟斷權，他們小心翼翼，甚至連航海記錄材料也秘不外宣。成就新加坡的根本原因在于萊佛士爲這座小島訂立的發展原則：“新加坡是個自由港，因而對每個國家的船只都一視同仁，免稅敞開貿易之門。”
李光耀從未想過把這扇門關上。早在1962年，他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專家討論交談，一個觀點讓他産生了濃厚的興趣：以色列在敵視環境中解決困難的辦法，那就是逾越抵制他們的阿拉伯鄰國，直接同歐美進行貿易。可是小小的新加坡拿什麽去做貿易呢？
1961年，新加坡撥出1億新元進行基礎建設，開拓沼澤和丘陵，建成了裕廊工業區。最初，政府從低端制造業入手，鼓勵本國商家開設小型工廠，制造植物油、化妝品、蚊香、發膏、金銀紙，甚至是樟腦丸，吸引了香港和台灣地區的投資者來開設玩具廠、紡織廠和制衣廠。經濟發展局建過再生紙廠，投資過陶瓷用品生産。這些嘗試在先天不足面前都失敗了：新加坡的國內市場太小，即使動用關稅保護，也沒有辦法使國內企業有效地成長起來。
裕廊工業區空空一片。這個小國既沒有人力，也沒有技術和資源獨立發展更高級的工業。政府期望與日本企業石川島播磨重工合作發展大型造船，但新加坡不生産鋼板，不制造引擎，這些東西都必須從日本進口。“在完成建造16艘自由型輪船和三艘油槽船之後，我們便停止了，最終只建造1萬噸以下的小船。造船無利可圖，不像修船，需要很多工人。”
到1968年，形勢似乎更加危急了。盡管李光耀赴倫敦百般遊說，但英國政府還是決定在未來幾年內將英軍從新加坡撤走。這支英軍的開支占新加坡國內生産總值的20%左右，直接提供了3萬多份工作，間接地在支援服務領域提供另外4萬份工作。
這年秋天，苦苦思索中的李光耀赴哈佛大學進行短期進修。這是一次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學習。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雷·弗農教授使我擯棄了過去的看法。我原先以爲工業是逐漸演變的，而且甚少從發達國家轉移到較不發達的國家。事實上，在海空運輸可靠又便宜的有利條件下，要把工業轉移到新的國家是可能的事——只要有關國家的人民遵守紀律，接受訓練學會操作機器，政府又能保持穩定和高度的辦事效率，方便外國企業家前來。”
從戰後初期到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通過實施“馬歇爾計劃”，參與歐洲和國際經濟重建，爲美國跨國公司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極好的條件。1956年世界最大的200家跨國公司中，美國有144家，占70%以上。
“經過幾年令人泄氣的反複摸索，我們斷定新加坡應該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美國跨國企業身上。”李光耀回憶，他並不受困于被外國資本剝削的普遍擔憂，“反正新加坡也沒有天然資源可供跨國公司剝削，有的只是勤勞的人民、良好的基礎設施和決心做到誠實稱職的政府。我們的責任是爲新加坡200萬人提供生計。如果跨國公司能讓我們的工人獲得有報酬的工作，並教授他們技能、工程技術和管理的技巧，我們就應該把它們爭取過來。”
當時，歐洲和日本是跨國資本的主要東道國。盡管亞洲市場極爲誘人，但東南亞的經濟基礎和勞動力水平普遍較差，而且正好位于“冷戰”爭奪的核心區域，絕大多數國家的政治環境都極不穩定。
李光耀爲新加坡指明了曆史角色：利用其獨特的地理位置給跨國公司提供一個生産平台。爲此，他“千方百計要找出引人注目的辦法，以向世人顯示新加坡跟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不一樣”。他選定了一個使新加坡成爲花園城市的計劃，要讓新加坡迅速達到第一世界的水平：“好好保養從機場到酒店和到總理公署的道路，在兩旁種滿灌木和喬木，使道路整潔美觀，這是說服他們進行投資的最佳辦法。他們駕車進入總統府的範圍，便會看到市區中心這一片占地數英畝、由起伏的草地組成的綠洲，其間是九洞高爾夫球場。我們一句話也不用說，他們便知道新加坡人民能力強、有紀律又可靠，很快就能把必要的技能學上手。”
李光耀在國家發展部設立了一個署專門負責植樹工作。同時，他決定迅速教化自己的人民。他有過這方面的經驗。1964年11月的某天早上，他從政府大廈的辦公室向窗外眺望，視線掃過大草場，看到幾頭牛在海濱公園的草地上吃草。幾天之後，一名律師驅車經過市區邊緣的一條主要公路時，撞到一頭牛，不幸身亡。李光耀召集公共衛生處的官員開會，立刻訂下解決這個問題的行動計劃。他給牛羊主人一個1965年1月31日的最終期限。此後，這類牲畜一律被送往屠宰場。令行禁止的效果是：“不久，所有牛羊都很快地回到棚裏去。”
政府的殷勤令前來考察的企業大吃一驚。惠普在建廠談判期間，決定先租用一棟六層樓建築的最高兩層。但大廈內的電梯必須安裝大型的變壓器才能使用。惠普公司老板體利特來訪的時候，爲免讓貴客爬六層樓梯，經濟發展局不惜從相鄰建築接駁了巨型電纜。惠普的決定在美國各家電子公司的會議室流傳開來，其他美國電子公司不久便接踵而來設廠。李光耀回憶：“這個時期，中國正處于瘋狂的動蕩時代。許多投資者認爲台灣和香港地區太靠近中國內地，紛紛轉到新加坡來。誰來我們都歡迎，但是一找到有增長潛能的大投資家就絕不放過，必定竭盡所能協助他開業。”1973年10月石油危機發生後幾天，新加坡向幾家石油公司發出明確的信息，對這些公司儲存在新加坡煉油廠的石油，不要求有任何特權。李光耀會見所有煉油公司——殼牌、無比、埃索、新加坡石油和英國石油的首席執行員或董事經理，公開向他們保證：基于有難同當的原則，如果它們對客戶削減石油供應量的話，新加坡也會跟其他客戶一樣，不會有例外。
跨國公司令新加坡搭上了世界貿易每年增長8%到10%的高速列車。70年代，《時代》周刊等美國最著名的媒體都開始討論新加坡，熱切贊揚它的輝煌成就。通用電氣公司在這裏開設六家不同的工廠，生産電氣與電子産品、電動機等，是70年代末新加坡雇用勞工最多的企業。美國跨國公司爲新加坡奠定了龐大的高科技電子工業的基礎，使新加坡在80年代轉變成一個電子産品主要出口國。海事工業主靠了日本跨國公司的資本和技術。日本造船工程公司、三菱重工等相繼在新加坡設廠從事造船事業。煉油工業得益于殼牌、無比、美孚、英國石油公司等的投資。70年代，新加坡已經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加工和出口中心。
“在石油危機爆發之前，新加坡的經濟能夠隨著蓬勃發展的世界貿易起步，真是幸運。”李光耀在自傳《經濟騰飛路》的一開始就如此感慨。新加坡全面接受了跨國公司的資本、技術、企業家、管理和市場的“套裝貨”。這種深刻的依賴最終使新加坡成爲國際生産鏈的重要一環。用李光耀的話說：“沒有跨國公司，我們就沒有工作，沒有住房，甚至沒有整個新加坡。”
新加坡有限公司
20世紀60年代，新加坡工人黨領袖在一次大選時指責李光耀被“利潤”所迷惑，李光耀直截了當地反擊：“如果把‘利潤’看成肮髒的字眼，新加坡就會滅亡。”
李光耀在自傳《經濟騰飛路》中詳細回憶了好些外交經曆。他觀察世界的視角頗值得玩味。1973年的英聯邦渥太華會議，孟加拉國總理拉赫曼的私人客機給李光耀留下深刻印象。他琢磨：“客機還留在原地，空置了八天，白白浪費，沒有一點收入……我不明白，爲什麽他們不以貧困的一面打動世人的心，讓大家看到他們迫切需要援助。我安于乘坐普通的商用客機，借此爲新加坡保住多年享有的第三世界國家才享有的條件。”1979年，在贊比亞，夫人柯玉芝只買到一顆孔雀石蛋做紀念。李光耀提醒自己：贊比亞是單一商品的經濟體，“卡翁達總統最關心的是政治——黑人對白人的政治，不是贊比亞取得增長的經濟因素”。1990年2月，蘇聯總理雷日科夫訪問新加坡，向新加坡副總理王鼎昌開口借一筆5000萬元的貸款來購買新加坡的消費品。李光耀要王鼎昌別答應他：“蘇聯總理搞到這等地步，要開口向小小的新加坡商借5000萬元貸款，可見必定已經耗盡了所有大國提供的信用貸款。蘇聯所負的國債是毫無價值的。”
西方嘲笑李光耀建立了一個保姆國家：政府幾乎粗暴地管理公衆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于規定男性不許留長發。“他們可以笑我們，可我深信最後開懷大笑的人會是我們。”李光耀有自己的理由，“新加坡過去算不上是個有教養的文明社會。我們准備在最短的時間內爭取實現這個目標，對此並不感到慚愧。”“聲音有多大？用哪一種語言？你是否可以隨地吐痰？假如我們沒有這樣幹預，而又沒有積極去執行這些措施的話，我們就沒有今天的成就。”1983年，國家發展部長建議禁止食用口香糖，因爲人們把吃過的口香糖塞進大門和信箱的鑰匙孔，或粘在電梯按鈕上，隨意吐在地上和走廊上，導致“打掃的開支增加，也損壞清潔設備”。最終新加坡幹脆禁止了口香糖的銷售。
“新加坡有限公司”——人們這樣戲谑李光耀和他管理的國家。這一玩笑倒是說出了新加坡商業立國的本質。就像一名企業家，對于李光耀和他的政府來說，衡量一切政策的標准是效率和效果、成本和收益。而所有政策都指向一個具體的目標——回到1968年的那次訪美，李光耀考察了美國人如何衡量商業風險。他得出的結論是：“他們追求政治穩定、經濟穩定、金融穩定和良好的勞資關系，以確保爲世界各地的顧客和子公司供應産品的生産活動不受幹擾。”
觀察李光耀和他的同侪們重構的新加坡政治和社會秩序，這一商業邏輯爲一切的基准。
1971年，李光耀在“共産主義與民主制度”研討會上講話，對政治、經濟和安全三項的重要性進行排序：“沒有穩定的政治局面以及合理和現實的政治領導。那就不可能談到經濟發展。……失業的人數就一定很多，危險的內部安全局面也就一定跟著産生。”“如果我們的政治局勢繼續保持穩定……那麽新加坡會有快速的經濟發展。”
保持政治穩定是項特別棘手的工作。除了經濟可能帶來的隱患，新加坡人口組成複雜，華人約占總人口的70%，馬來人占15%，印度人占7%，各自信仰佛教和道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語言上有英語、漢語、馬來語和泰米爾語四種官方語言。加之國家處在整個東南亞民族矛盾的大環境下，新加坡的多元文化隨時可能被政治裹挾，激發民族分裂和潛在的暴亂。
如何治理新加坡，使之完成過程被極度壓縮的現代化，李光耀並不准備因循舊例。他出身在華人上層家庭，原本預備過安逸、穩定的精英生活。1941年，英軍戰敗投降日本，英國統治構成的秩序不複存在。他後來回憶，日本統治之下的生活，讓他看到了權力的意義，“權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關的”。李光耀在劍橋大學法學院求學期間，湯因比的《曆史研究》是最受歡迎的課外讀物，學生幾乎人手一本。湯因比認爲，文明的發展是一個“挑戰—應戰”的過程，人類面對環境發出的挑戰，做出相應的反應，其應戰的方式與成效決定了文明的盛衰。
李光耀和他的同侪決定運用權力，以最高的效率應對國家所面臨的挑戰。他們的最優化選擇顯然不是英國人留下的民主。首任外交部長拉惹勒南說得明白：“‘民主就是要反對黨’的觀念對于那些視今天的繁榮和穩定爲理所當然，並且以爲這種局面會永世存在的人們是有吸引力的。它不是生存的政治，而是繁榮永無止境的政治；是那些不懂得新加坡曆史的人的政治，這些人不曾站在深淵邊緣、不曾有過因災難隨時可能出現的擔心和焦慮經曆。”
在李光耀看來，新加坡沒有適合多黨制生存的文化，尤其反對黨之所以反對政府的決策，“並不是他們另有什麽高見，而只是爲了搞垮政府……不但提不出健全的計劃來促進發展，往往只能施舍想像中的財富，在人民當中造成虛幻的希望，造成好像英國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那樣的混亂”。
建國至今，李光耀建立的人民行動黨一直牢牢把持著議會。他巧妙地調控反對派。政黨活動有嚴格的法律規定，例如用于選戰的經費來源必須登記注冊，各黨選戰標語牌的地段、方位、距離、時間、地點都有具體的限制。選區的劃分根據有利于執政黨獲得更多票數的原則來安排。如果某一選區的反對黨勢力較大，有可能在下一次選舉中取得多數，選舉委員會就會把這個選區分割爲幾個選區，或把其中一部分與其他選區合並，用這種不斷進行大幅度的選區劃分與重新組合的辦法分散反對黨的選票資源。
有時，他采用更加直接的辦法。在選舉時，李光耀曾以半帶威脅的口吻說：“選出在野黨議員的選區的居民應覺悟到，他們無法得到政府的服務。”他曾把早年與其合作、後來對其統治構成威脅的社會主義陣線領導人林清祥拘禁20多年，驅逐出新加坡。1981年，惹耶勒南作爲工人黨的代表成爲當時議會中唯一的反對黨議員。他拒絕在政策上與執政黨達成妥協。于是，李光耀不斷將他送上法庭。在80年代的幾次訴訟中，惹耶勒南被判定有非法挪用工人黨的資金和做僞證罪。他失去了律師從業資格，再加上幾次數額較大的賠償，終于徹底失去了參政所需的金錢與名譽。
東南亞各國的曆史並不缺乏權力人物。不同的是，就像修理市容、教化民衆一樣，李光耀用權力爲新加坡立規矩，將這個彈丸小國緊緊綁縛在經濟全球化的高速列車上，決不允許它存在脫軌的可能性。
從1968年開始，順應跨國企業的要求，政府相繼通過《就業法》、《工業關系法（修正）》、《勞動工會法（修正）》，對涉及勞動糾紛、集體談判、招工與晉升等問題都做出明確規定。工會的權力受到嚴格限制，凡未經許可而采取罷工或其他抗議行動的則視爲非法。法律禁止基本公共事業部門的工人舉行罷工，同情罷工者也被視爲非法。政府取代工會在勞資矛盾中扮演調停人。從1970年至今，新加坡很少發生大規模的工人罷工事件。
1969年5月，吉隆坡發生種族暴亂之後，親馬來人的《馬來前鋒報》對新加坡政府采取公開敵視的態度。李光耀回憶：“爲了制止《馬來前鋒報》繼續在新加坡煽動種族情緒，我們修改條例，規定所有報紙必須在新加坡出版、在新加坡設立編輯部，才有資格申請在本地印刷和銷售的准許證。”1974年，新加坡政府頒布了《報紙與印刷媒體法》，嚴格規定了媒體的股權分配界限，明確了報道禁忌。
1983年，李光耀爲國家人力資源的儲備擔憂。他在國慶群衆大會上發表了極具爭議的講話。他說新加坡的男性大學畢業生若要他們的下一代像他們一樣有所作爲，就不應該愚昧地堅持選擇教育程度和天資較低的女性爲妻。對于任何一個西方民主國家政治家來說，這種講話的政治代價都是毀滅性的。但李光耀成立了社交發展署，用專題研討會、講座、電腦課程，遊輪假期和地中海俱樂部旅行的方式當紅娘。1984年，政府頒布了新的生育政策，對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育齡夫婦改行鼓勵生育的政策，同時鼓勵文化水平低的夫婦減少或保持國家規定生育數。
對李光耀來說，政治正確是沒有意義的。他並不回避自己是馬基雅維裏的崇拜者。“我認爲，太在意民衆支持率的領導人是軟弱無能的領導人。”“在受人愛戴和令人畏懼這兩者之間，我始終認爲馬基雅維裏的思想是對的。如果誰都不怕你，那就毫無意義了。”真正重要的是，當一葉扁舟的新加坡航行在全球化的海面上時，能夠躲過每一次足以令它粉身碎骨的驚濤駭浪，成功借力每一輪東風。
從1965年獨立到1990年李光耀卸任總理，新加坡經濟跨越了數個節點。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新加坡以低價值勞動密集型産品，改造了過分依賴轉口貿易的單一結構。70年代末，新加坡出現勞動力短缺。政府立刻在1979年著手經濟調整，開啓“第二次工業革命”，進行出口産品升級，集中發展電子、電腦、精密儀器加工、機械、醫藥等高附加值産業。用李光耀的話說：“新加坡的未來在于我們的腦子，而不僅在我們的手。”
1985年，新加坡經曆了2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GDP增長下降到了1.7%。情況來得出人意料，這年3月，政府官員還預測能有5%的增長。政府迅速分析問題出現的內部原因：新加坡營業成本高，特別是勞動力成本高啓，削弱了新加坡的國際競爭力。政府隨即采納經濟委員會開出的藥方，實行彈性工資計劃等措施，很快扭轉了局面。
這次經濟低迷還讓李光耀認識到過度依賴部分出口工業的弊端，他將經濟發展重點轉向利用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貿易技能發展空運、通信、物流、航運和貨運設備等服務業，由此帶動了商務和金融服務業的發展。爲了規避風險，新加坡運作亞元股市，建立了國內資金市場，擺脫了對紐約市場的依賴。
所有決策的制定和推行效率都令人驚歎。李光耀後來這樣總結新加坡高速發展的經驗：“1965到1981年的這十幾年，是新加坡最好的年頭。在這一段時間裏，新加坡享有曆來最高的經濟和社會進步。也正好是在這些年裏，我們政治穩定，在國會裏沒有好鬥、吹毛求疵的反對黨。”
國際體系的弄潮兒
在“新加坡有限公司”這艘航船上，船長李光耀以嚴明的紀律打理自己的船隊。但相比內亂，來自海面的危險更大。
如何理解新加坡的安全處境？1965年12月，新加坡第一屆國會開幕前，馬來西亞駐新加坡步兵旅的阿爾薩戈夫准將堅持要求由他的摩托車警衛隊護送李光耀到國會。李光耀很驚訝，“因爲他表現得仿佛自己是新加坡軍隊的總司令，隨時准備接管這個島國”。他在心中審度局勢：“東古（馬來西亞總理）必定是要提醒我們和那些將會出席國會開幕式的外國使節們，新加坡仍然在馬來西亞的掌握之中。如果我責罵阿爾薩戈夫准將放肆，他會向吉隆坡的上司報告。他們必會采取其他步驟向我表明，真正掌握新加坡大權的是誰。因此我覺得最好是默默同意。”于是，新加坡共和國國會第一次開會時，總理是由馬來西亞軍隊“護送”到國會大廈的。
任何輕舉妄動和意氣用事都將令新加坡傾覆。在李光耀時期，國家對外政策的制定權只把持在三個人手中：總理李光耀、外長拉惹勒南和國防部長吳慶瑞。從1965到1979年，在國會的記錄中，關于對外事務的討論平均每年只占總記錄的2.22%。1974年以前，新加坡外交部只負責收集信息而不參與決策，李光耀會在拉惹勒南默許下直接給駐外大使下命令。拉惹勒南外長回憶起這段經曆：“在新加坡，人民的意見是無關緊要的……制定外交政策根本不是玩政治足球。也許這就是我們沒有在外交上陷于困境的原因。……我們必須盡可能少犯錯。”
1965年，有記者問，新加坡是否會和與馬來西亞不合的印度尼西亞建立外交關系時，李光耀饒舌地答道：我們希望同馬來西亞友好，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和所有對馬來西亞不友好的國家也不友好。馬來西亞的朋友可以是我們的朋友，但馬來西亞的敵人不一定就是我們的敵人。他的潛台詞是：“首先必須記住的是新加坡是個小國，不能在建構東南亞的曆史進程中有多大貢獻。老虎們打架時，小羊參加進去是自找麻煩。”
對中政策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75年與來訪的泰國首相庫立會談時，李光耀透露自己的擔憂和難處：“我所關注的是，中國在馬來亞和印尼共産黨成立紀念日發給他們的賀詞。這些賀詞在吉隆坡和雅加達激起強烈的反感和憎惡，我不希望因爲自己和周恩來有同樣的血統，而使這種情緒轉而針對我。”
李光耀竭力洗清新加坡“第三中國”，或是“第五縱隊”的嫌疑。70年代，他與印尼總統蘇哈托見面，專門向他解釋新加坡華族觀衆在印尼與中國的羽毛球賽中爲中國隊喝彩一事。“我說久而久之新加坡華人在思想意識上將會變成新加坡人，這樣的看法他接受了。”在決定同中國互設商務代表辦事處之前，李光耀親自向蘇哈托通告了情況。他強調這不過是爲了促進貿易，不等同于外交層次上的代表性，以獲得印尼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李光耀向印尼承諾：新加坡不會趕在印尼之前同中國建交。說到做到，“印尼在1990年8月與中國恢複邦交，同年10月，我到北京，新加坡也跟中國建立外交關系”。
李光耀擱置了與馬來西亞、印尼的政治矛盾，但是，當他的政府在世界範圍內尋找商業機會、試圖扭轉生存危機時，另一個事關生死的問題是他所不能回避的：對于那些在東南亞上方投下影子的大國，新加坡的立場究竟是什麽？
戰後民族國家普遍存在一股反對大國、排斥大國影響的思潮。大多數東南亞政治家相信，在一個全新的時代裏，他們可以決定自己國家的命運。但李光耀有不同的看法：“在新加坡獨立不久，我們認定，小國不能依靠自身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生存，從一開始我們就決定加入國際體系，把我們的未來托付給國際體系。”
新加坡人將他們實用主義的商業邏輯並行不悖地用在了外交上。1976年，拉惹勒南外長在曼谷有過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講話。他說：“我們認爲大國的存在以及他們之間的競爭是國際政治中永恒的事實，只要民族國家存在，就會有國家實力的層次區別，一些國家比另一些國家更強大，所有國家都競相擴大自己的勢力和影響。我們不贊成現在的流行觀點，認爲大國力量是邪惡的、危險的、不道德的，其實大國在這些方面表現得並不比小國多多少，大國與小國的唯一不同是在必要的時候，大國有足夠的資源和技術實施他們的詭計。大量事實證明，一些不大的國家爲了自己的利益，威逼、威脅、傷害比它們更弱的國家時也是毫不猶豫的。新加坡接受大國存在以及大國在東南亞競爭的現實……如果在本地區沒有大國的競爭，我們可能要面對更難處理的權力爭奪。”
新加坡打算如何做？拉惹勒南說：“如果跨國公司來新加坡只是單純地爲了賺錢，那麽它們一點都不危險；如果它們帶著政治目的來，那就是危險的。爲什麽以及什麽時候跨國公司會由賺錢轉向玩政治呢？在它們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時候。所以我們必須公平對待它們。”同樣道理：“在國際政治中，我們避免卷入大國爭鬥，而是主張所有大國都存在于本地區。如果你說要這個大國在這裏，其他大國走開，那麽你就不可避免地被卷進大國政治。”
新加坡擺明開門做生意的態度。且不論“冷戰”時期，即使在今天，也很少有人能像李光耀那樣在大國之間遊刃有余。
1967年，英國宣布最遲將于70年代完成從蘇伊士以東的撤軍，美軍開始轟炸北越，東南亞地區權力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新加坡會被美國吞沒嗎？1962年，李光耀第一次造訪莫斯科。爲了應付新局面，他外交舉措之一就是在1968年6月與蘇聯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1968年蘇聯海軍第一次在東南亞地區遊弋，並途經新加坡海峽進入印度洋。拉惹勒南公開表示：“新加坡歡迎包括蘇聯和日本在內的地區外勢力在新加坡和東南亞的利益增長。”“如果本地區只受制于一個大國，新加坡會面臨嚴重的麻煩。”
1971年第18屆英聯邦政府首腦會議在新加坡開幕，恰逢兩艘蘇聯戰艦從馬六甲海峽通過。與會代表在會議廳就可遙望戰艦通過海峽的情景。面對代表們的質詢，李光耀很平靜地回答：“任何人都應該知道馬六甲海峽是公海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國際航運的主要航線之一。當美國的第七艦隊通過此處時，沒有人會對它産生咄咄怪聲。然而，我實在不明白：爲何兩艘蘇聯海軍船只經過此處時，就引起大家的啧啧驚歎？”
而在1969年赴美時，李光耀則極力勸說尼克森將“越戰”堅持下去，讓美國各界刮目相看。事實上，他本人並不喜歡美國。李光耀在回憶錄中說，他認爲美國人缺乏經曆古老文明熏陶的高雅素質，過于急功近利，魯莽急躁，雄心勃勃。在他看來，美國不了解東南亞，華盛頓背棄吳庭豔的做法毫無原則可言。1965年8月，夫人柯玉芝生病，李光耀想通過美國領事館請一位美國醫生來新加坡做手術。美國人居然沒有幫這個忙。李光耀爲此憤憤不平。
可他認清了現實，新加坡需要美國和蘇聯在東南亞的相互制衡。美國走了，別的國家會來，“因爲真空終得填補”。“如果由一個粗魯得多的、施加壓力更大的國家來填補的話，東南亞小國的生活將更加大大地不舒服。”爲此，新加坡要求美國繼續對菲律賓和泰國履行《馬尼拉條約》中的安全防務上的承諾，主張美軍繼續留在泰國，還建議美國成立印度洋艦隊，以保證美蘇之間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力量平衡。
他多次在演說中強調：“美國在越南進行幹預，是在給東南亞國家爭取時間，東南亞國家的政府必須充分利用這個時機，解決我們社會中存在的貧窮、失業和財富不均等問題。”在“越戰”期間，新加坡接受駐越美軍每周3次、每年約2萬人到新加坡的消遣娛樂。美國軍艦和航母對石油的消耗量如同一座大型城市的電廠，地面戰場喝起油來同樣如饑似渴。其中大部分石油供給都來自新加坡的煉油廠。對于那些正考慮來新加坡投資的美國企業來說，“越戰”傳遞的信息更重要：“它們……有信心，相信美國政府會繼續留在東南亞，它們的資産有所保障，不怕被人沒收或蒙受戰爭的損失。”
包括基辛格在內，與李光耀交往過的人都欽佩他的敏銳。1969年李光耀訪問美國，與尼克森總統談到中美關系，極力支持美中關系正常化，因爲中國日漸強大，不能忽視它的存在。他對尼克森分析說：“兩國（中美）之間並沒有什麽與生俱來的或者根深蒂固的糾紛。中國最理所當然的敵人是蘇聯，兩國有著一道長4000英裏的共同邊界，邊境形勢只是到近百年來才變得對中國不利，雙方有大筆舊賬要算。美中兩國的邊界線是人爲的，就劃在台灣海峽的海域上，這是暫時性的，會隨著時間消失。”
這番話背後包含的是李光耀對未來的另一判斷：美國在東南亞勢力減退的趨勢不可扭轉，中國才能在東南亞制衡蘇聯。1976年，李光耀首次訪華。他提出：“新加坡認爲中國越強大對新加坡越有利，中國同美、蘇的力量更加平衡，新加坡就更加安全。”果不其然，1978年，蘇聯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對于中國次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李光耀擊節叫好，認爲“它扭轉了東亞的曆史”，“教訓越南也就是教訓蘇聯，是對越南侵略行爲的有效警告”。至80年代後期，蘇聯傾頹，新加坡再次熱切擁抱美國，那是李光耀式大國平衡術的再次運用。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創始院長格拉漢姆·埃裏森在《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一書中總結李光耀的成功：若把思想家分成刺猬型和狐狸型兩類，那麽，李光耀無疑屬于後者。他聰明，甚至有些狡詐，非常實際。他知道世界正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也知道如何讓新加坡適應變化著的世界。
1973年5月，李光耀以新加坡共和國總理的身份第一次訪問印尼時，印尼一家報紙這樣評論：“新加坡和雅加達之間區區一小時的飛行航程竟如此漫長，李光耀要在遍訪英國、美國、歐洲、日本、台灣，在全球各地繞了一圈之後，才抵達印尼進行正式訪問。”李光耀說：“報章社論說得一點也不錯。我必須先證明新加坡完全可以在不依靠印尼和馬來西亞經濟的情況下生存，我們不是只會依賴鄰國的寄生蟲。”
至80年代，新加坡在經濟和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善舞已經令鄰居們刮目相看。在東盟內部，新加坡成爲推動區域一體化的領袖之一。人人都想複制新加坡式的成功，走上全球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