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報·看法新聞（記者 張恩傑） 在電視劇《亮劍》里，有個消滅日軍軍官「觀戰團」的情節，講的是一場無情報支持、無上級指示的遭遇戰。這個情節令無數觀眾熱血沸騰，也令電視機前一位真實參與過這場戰鬥的老人感慨不已。作為在日軍作戰部隊擔任過情報職務的中共情報人員，長期工作在特殊戰線、沉寂在歷史角落，直到2008年5月12日去世前，他的事跡都鮮為人知。
老人去世5個月後，《中國秘密戰爭》的作者郝在今在CCTV—7的軍事講壇節目裡，以「亮劍於無聲處」為題較為詳細地介紹了那次日軍軍官「觀戰團」遭伏擊——原來，那次行動並非如《亮劍》中所稱為遭遇戰，而是臨汾情報站的陳濤（原名王桐，即上述電視機前的老人）設法取得此情報並及時送到陳賡處，才有如此周密的部署。
「那次戰鬥，全殲日軍軍官觀戰團一百八十多人。其中包括一名少將、六名大佐。為此，我哥哥陳濤還受到中共中央社會部的嘉獎。」日前，陳濤的妹妹劉鄉（原名王宛欣）接受《法制晚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只可惜郝在今在電視節目上為他正名時，他已去世五個月。
陳濤兒子陳文鹿則表示，父親比較沉默寡言，從來不談他革命生涯里的那些事跡。直到他80多歲時，常常伏在寫字檯上撰寫回憶錄，向山西省安全廳投稿時，子女們才知道他在臨汾情報站的那些諜報史。
（1940年，陳濤攝於臨汾）
穿日軍軍裝回家遭父訓斥 知其真實身份誤會消除
日前，在北京東直門內南小街中國中醫科學院宿舍，90歲的退休教授劉鄉向《法制晚報》記者追憶了她的三哥陳濤作為中共隱蔽戰線情報工作者，在1940年潛入臨汾敵占區，以「大漢義軍」少將司令身份獲取各種日軍軍事戰略情報的往事。
陳濤比劉鄉大9歲，1919年8月31日出生在北京郊區西三旗一個大家庭。祖父務農，父親王觀卿為秦皇島柳江煤礦的高級職員。1931年從秦皇島小學畢業後，陳濤考入天津南開中學。「九一八」事變後，陳濤積極進行抗日宣傳，1936年讀高二時加入中國共產黨。「七七」事變後，陳濤到南方抗日，與家庭失去聯繫。
「三哥留給我印象最深的，莫過於1942年9月底，他穿著一身日軍軍服，回到北平家中。我父親見他最先是一愣，接著臉上喜色全無，生氣地質問他，『日軍侵華，國土淪陷，生靈塗炭，為何在這時卻穿著日本軍服，在給日本人做事麼？』母親忙來勸解，『兒子好不容易回來了，應該高興才是。』」劉鄉追憶道。
（90歲劉鄉接受專訪，追憶三哥情報生涯）
她告訴記者，當時三哥陳濤似乎有苦難言，「他滿含淚水地一再向父親辯白，他沒有做對不起中國人的事情，如果家人不信，可以去臨汾調查。他還說再過一段日子，接父親到臨汾去住，看看他的工作生活環境。」
「1942年底，三哥真的將父親和我接到了臨汾，他住在偽軍司令部附近一處院落。」劉鄉說，當時常常有個人在晚上單獨找三哥談話。後來她才知道這人叫張文成（原名朱向離），是太岳軍區那邊派來負責和陳濤接頭的。這時她才知道，原來陳濤是以「大漢義軍司令」身份在幫中共獲取日軍軍事戰略情報。
另外，陳濤還將自家一個親戚送往延安參加抗日。由此，才消除父親對他的誤解，家人都對他挺敬佩。「三哥並非像影視劇中的諜報人員那樣聰明伶俐，神通廣大。而是個面帶忠厚，不善言辭，略顯木訥的老實人。也許正因他的這些特點，再加上他不賄賂不吹捧日寇，反而使日本人感到他更可靠。」劉鄉說。
謀到日軍情報班班長職務 隨口編地址差點惹禍患
為了更好地開展情報工作，1941年元月下旬，經陳濤向黨組織請求，太岳軍區先後派來張秀田、劉漢民、楊作君、聶士禮四位同志。
陳濤將這四人都安插在「大漢義軍」司令部里：張秀田任上尉參謀，掌握全盤活動；劉漢民任司令部少尉書記官，掌握往來信件文電；聶士禮任少尉警衛排長，掌握司令部各項勤務；楊作君任警衛，直接協助陳濤工作。後來，上級又派來年長且鬥爭經驗豐富的張文成任黨的領導，以商人身份往來於根據地和敵占區，負責與軍區的聯絡，組成一個堅強的戰鬥集體。
1942年4月，日軍114師團調往山東德州，師團情報班因班長調回日本而解散。日軍69軍團接替114師團駐紮臨汾，山下少佐留任。一天山下與陳濤在校俱樂部喝酒，說到要重建情報班，陳濤立即將此情況彙報給了張文成。時任太岳軍區司令員陳賡得知後當即指示，抓住時機爭取當此情報班長。
於是陳濤便積極活動山下少佐，終於如願以償當上了日軍情報班班長，以此更好地為根據地服務。「太岳軍區又明確指示陳濤當穩這個班長，並派劉子安當書記掌握班內事務，趙銘和袁之平為情報員。他們名義上是日軍情報員，實為中共情報員，經常往來於敵占區和根據地，傳達情報，接受指示。」劉鄉解釋道。
（全家福，居中膝下盤坐的長袍少年是陳濤）
彼時，為了扮演好角色，陳濤這樣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不得不出入各種場所，抽菸、喝酒、打牌和宴請等應酬經常不斷，尤其是還要跟居高臨下的日本鬼子打交道，經常令他很煩惱，甚至驚心動魄。
有一次，擔任「大漢義軍」顧問的高田回國後，從日本給陳濤來了一封信，說他在天津等船時，按陳濤說的地址卻找不到陳濤的家，指責陳濤欺騙了他，從此絕交了。這封信讓陳濤驚出了一身冷汗。原來以前閒談時，高田問陳濤家在天津何處，陳濤隨口說了個天津地址，沒想到對方真記住了。陳濤萬分後悔當時沒告訴高田一個天津遠郊的地址。
如果高田向日軍告發陳濤，不僅會招致殺身大禍，現有的工作基礎也將毀於一旦，於是陳濤緊急找了張文成和張秀田來商量對策。開始他們認為陳應立即撤退，免得查起來被一網打盡。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占據的有利的地位，就這樣丟掉，實在不甘心。
冷靜下來後，大家對高田的來信又進行了認真分析：陳濤是高田經手考察的，如果陳濤用欺騙手段當了偽軍司令，高田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揭發此事對高田的前途不利，他可能只想把陳濤嚇跑而已。經過這樣的分析，陳濤繼續堅持留了下來，只是時刻警惕著周圍的動靜。此次危機算是虛驚一場。
截獲日軍參觀「鐵滾掃蕩」情報 180多名日軍軍官被殲滅
1943年秋天，根據敵人對情報班提出的情報要求和敵人一年兩次掃蕩的規律，陳濤判斷其秋季掃蕩就要開始了。不久後的一天，陳濤看到了兩個不熟悉的佐級日本軍官出入師團司令部，接著，原在114師團任職、後調到太原第一軍團司令部的松田也來了，這引起了陳濤的注意。
隨後松田離去，山下大佐也走了，並在臨走時將經理部的加藤大尉介紹給陳濤認識。「隨後我三哥得知，加藤此時是在臨汾官銜最高的日軍軍官，成為留守司令。這表明大尉以上的軍官都已經離開臨汾，司令部移到前線去了。他馬上意識到這次『掃蕩』的嚴重性，必須想方設法儘快獲取相關情報。」劉鄉說。
接著，在一次喝茶聊天中，加藤介紹自己是日本慶應大學畢業，家裡很有錢，不但在日本開辦工廠，而且青島啤酒廠也有他的股份，以此來顯示他對中國文化很熱愛，與一般軍官不同。陳濤則扯起唐宋元明清的一些歷史故事，同時稱讚加藤溫文爾雅有英國紳士的風度。
加藤被說得興起，與陳濤喝起酒來。此時，恰逢一名日軍中隊隊長來找加藤請示工作。於是加藤就與來人講起「掃蕩」的計劃，並拿出一張軍用地圖，指指點點說明「掃蕩」的兵力部署、時間、地點以及路線和日程安排。這一切，都被已能聽懂日語中大部分軍事術語的陳濤牢記在心。
（1937年，陳濤攝於安徽懷遠大通煤礦）
飯後，陳濤找來張文成、穆彬和袁之平到情報班，取出日軍發給的一張同樣的地圖，詳細講述了敵人「掃蕩」計劃。日軍以駐臨汾69師兵團為主，抽調長治36師團、榆次62師團等幾個地區的日軍共十八個大隊，在駐太原第101軍團日軍司令部的指揮下，糾集日偽軍三萬餘人，採用「鐵滾掃蕩」的新戰術，分兵六路，向我太岳抗日根據地發動進攻，妄圖一舉消滅我太岳軍區的武裝力量。這一重要情報立即由錢俊送到太岳軍區司令部陳賡處。
「值得一提的是，我三哥還請日軍翻譯丸山來家中喝酒，坐在榻榻米上，酒過三巡後同樣獲得了重要情報：因日軍感覺自己的『鐵滾掃蕩』肯定勝利在望，就又搞了個一百多人的軍官觀戰團，其中包括一些高級軍官，到太岳去參觀『鐵滾掃蕩』的輝煌戰績，進而推廣，以期取得整個侵略戰爭的勝利。這一情況也十分緊急，剛剛從根據地回來的交通員袁之平連夜返回太岳軍區司令部，再次將情報轉交到陳賡手中。」劉鄉說。
根據陳濤送來的情報，陳賡做了部署：為了使敵人按原計劃行動，布置幾個與這些情報相適應的假象，又給敵人透露了些假情報，使敵人誤以為我方已經陷入被動的局面，放鬆了警惕。結果，這次「鐵滾掃蕩」，日軍動用了大量兵力，卻以死傷幾千人的慘重代價徹底失敗。我方的損失卻比歷次反「掃蕩」都小。
陳賡又命王近山在洪洞一帶設伏，全部殲滅日軍軍官觀戰團180多名現役軍官，其中包括六名大佐、一名少將。在一次戰鬥中消滅這麼多日軍軍官，這是前所未有的。由於這次的慘敗，日軍69師團的清水中將被撤職查辦。
臨汾情報站獲中央社會部嘉獎 《亮劍》所稱遭遇戰非史實
「延安出版的《解放日報》在第一版刊登了名為『臨屯』公路上的伏擊戰的戰地通訊，稱讚這是敵後伏擊戰的光輝範例，給予很高的評價。臨汾情報站及時準確提供的日軍『鐵滾掃蕩』和軍官『觀戰團』的情報，對反掃蕩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陳濤和臨汾情報站獲得中共中央社會部的嘉獎，以及太岳軍區最高領導的表揚。」劉鄉說。
陳濤的兒子陳文鹿則表示，建國之初，在他們姐弟上學讀書時，父親從來不講他在日軍情報班為中共獲取情報的那些事跡。直到他80多歲時，常常一個人坐在寫字檯前撰寫回憶錄，有時還給山西省安全廳投稿，講述他在臨汾情報站工作時的那些經歷，子女們這時才陸續獲悉父親的這些不為人知的諜報史。
陳文鹿告訴記者，有一次陳濤坐在客廳里的沙發上，觀看電視劇《亮劍》，其中這段消滅日軍軍官「觀戰團」的情節，被演成一場無情報支持、無上級指示的遭遇戰，這讓陳濤很感慨——當年自己潛入敵人心臟里獲取情報的驚心動魄的史實，在電視劇里被徹底「無視」了。
直到2008年11月，即陳濤去世五個多月後，《中國秘密戰爭》的作者郝在今在CCTV—7的軍事講壇節目裡，以「亮劍於無聲處」為題，為他做了一場遲到的正名，確定這次日軍軍官「觀戰團」遭伏擊，並非如《亮劍》所演示為遭遇戰，乃是臨汾情報站的陳濤設法取得此情報並及時送到陳賡處，才有如此周密的部署。
個人醫保卡從不讓家人使用 常叮囑妻兒要廉潔奉公
法晚記者了解到，建國後陳濤先後在中南軍政委員會、湖北省勞動廳、湖北省技工學校工作。1982年在湖北省物資儲備局三三七處以副處級幹部身份離休，享受局級待遇。據陳文鹿透露，他們姐弟六人，除了大姐文英在南京理工大學工作之外，其餘的都在武漢工作生活，且他們每個星期都會去看望父母。
（1950年，陳濤與劉鄉各自從解放區回北京）
在陳文鹿看來，父親陳濤雖然享受局級待遇，但生活中常常是粗茶淡飯，很簡樸。「他很耿直，他的醫保卡從來只能他一個人用，我母親患老年痴呆，想用他的醫保卡購買一些稀缺藥物，但他堅持不讓用。」陳文鹿說。
陳文鹿曾在陝西丹鳳酒廠負責基建工作，後來在武漢一國有製藥廠擔任黨委書記；母親李敏也曾在製藥廠主管後勤，擔任要職。對此，陳濤常表示，這些崗位都是肥缺、油水很大，誘惑也很多。他很不放心妻兒，常叮囑他們一定要嚴於律己、廉潔奉公，保持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庭應有的本色。
「父親的這些警醒和教誨我牢記在心，工作上盡職盡責，自覺抵制誘惑，從不幹違法亂紀的事情。這樣我退休後，想想一輩子問心無愧。」陳文鹿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