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徒又鬧事！縱火、扔汽油彈、毀壞燈柱，“爆頭警司”現場指揮應對
文/戴慶成
來自/聯合早報
香港6月初爆發的反修例風波至今已超過兩個月，抗爭行動從最初大規模癱瘓交通引發警民沖突等激進方式，發展至前晚沿港鐵線築人鏈，要求港府回應‘五大訴求’的冷靜。多項研究與調查近期公布的數據顯示，媒體和互聯網過去兩個多月全天候24小時緊貼最新發展，港人社交與家庭話題離不開反修例風波，精神健康疫症趨勢已浮現社會，深陷焦慮的港人身心狀態，也已成爲關注點。
阿朗（化名，18歲）今年剛高中畢業，在過去兩個月參與了大部分反修例遊行活動。過去這些日子裏，阿朗的情緒經常起伏不定。
阿朗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說：“有時候我會突然從夢中驚醒，一些沖突場面的影像在腦海裏盤旋，揮散不去，情緒會跟著變得低落，徹夜失眠。”
除了面對來自家人的壓力，也因爲特區政府一直沒正面回應反修例抗爭者的訴求，阿朗心裏充滿了無力感。早前，阿朗得悉有人因修例風波輕生，他一度也出現了同樣念頭。幸好也就是在那一刻，阿朗突然驚覺“必須正視問題”，于是尋求心理輔導機構幫助。
輔導人員開導阿朗，輕生非但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且還會影響身邊的人，勸他不要太投入抗爭活動，接收相關信息時須冷靜，適可而止。
阿朗接受輔導後，一直壓抑在內心的負面情緒，終于釋放。
社工：家庭成員立場對立 關系惡化
像阿朗那樣參與反修例活動的香港人，近來心情普遍不好受，站在對立面的建制派支持者，同樣陷入類似困境中。早前致電電台節目的一名家庭主婦，抱怨參加反修例活動的子女“從不告知去向，多問兩句就不理睬我”。
該家庭主婦慨歎，只能從子女與朋友的電話對話中偷聽到他們到反修例現場做護士義工。她坦言身爲人母，十分擔心子女行爲，不知如何是好，並認爲香港教育制度有問題。
在港島上環區從事社區服務工作的呂鴻賓，近期也明顯感受到存在于家庭成員之間的焦躁氛圍。他向《聯合早報》記者舉例說，有街坊向他訴苦，由于對港府修例的看法不同，家庭成員互不理睬。子女參加抗爭活動，父母擔心子女安危或誤入法律禁區而心力交瘁，但子女對父母的忠告，完全聽不入耳。
呂鴻賓說：“很多家庭的關系變得日益惡劣。有家長對我說，女兒參加反修例活動，她一氣之下就去參加撐警集會。”
社區近期的氛圍，也與往日大不相同。呂鴻賓指出，以前街坊即使看法不同也相安無事，近來則不時看到挑釁和不理性叫罵，火爆話題挑起的情緒異常激動。
調查：精神健康疫症趨勢浮現
香港6月初爆發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反修例抗爭遊行，由于特區政府一直沒正面回應遊行者的訴求，導致抗爭活動不斷升級，街頭沖突不但愈演愈烈，甚至擴大、蔓延至多個社區，封堵道路、癱瘓交通和機場，以及展開罷工等場景接連出現，局勢急劇惡化。
香港最近公布的多項研究和調查都顯示，反修例抗爭活動已造成香港社會嚴重撕裂，不少香港人飽受困擾，情緒跌至谷底。
根據香港大學醫學院公布的數據，反修例活動爆發後，該院在6月22日至7月7日期間向1269名成年人展開的調查顯示，香港抑郁症比率已從2014年“占領中環”期間的5.3%，升至9.1%，即每10個港人當中，有一人可能患上抑郁症；而出現自殺念頭的比率，也從3.6%增至4.6%。
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指出，由于患有嚴重抑郁症或有自殺想法者可能更少與人接觸，上述數字有可能被低估。
他說，從流行病學而言，如今香港社會已是“精神健康因嚴重社會事故引起的疫症”，最大憂慮是無法知悉趨勢是剛開始出現，抑或已發展到頂端。
香港一些教育機構及教育界人士在本月進行“學生身體狀況及情緒需要”調查，結果發現，受訪學生有七成二反映，觀看反修例活動的信息後會出現食欲不佳、失眠等症狀，當中四成學生情緒因此受影響、一成學生出現與創傷後遺症相似的症狀。
港人開心指數將持續下跌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爲科學系教授黃成榮的研究也發現，未滿40歲港人的開心指數在“10分爲滿分”的調查中僅得6.8分。他預估港人在反修例風波後，開心指數將持續下跌15%。
黃成榮指出，目前參與反修例活動的香港年輕人出現了三種狀態，分別爲“被動員”“戰事式參與”和“焦慮及抑郁”。
處于“被動員狀態”的港青，或受家人、朋友、社會氛圍影響而參與行動；“戰事式參與”則多數是自願站上前線，這一大批港青清楚知道，參與抗爭可能造成自己或他人傷亡，部分港青甚至隨身攜帶遺書。
黃成榮分析，無論以何種形式參與，參與者愈發投入，對事態的發展就愈感無力，甚至會因看不到前路而絕望，並逐漸發展出焦慮和抑郁等症狀。他不排除有人因而萌生死意。
修例風波已衍生自殺個案
事實上，香港過去兩個多月已出現多起因修例風波而死亡的個案。
6月15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暫緩修例當天，一名示威者從太古廣場高處不幸墜樓身亡，其後引發另三起同類事故。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提供的資料顯示，從6月至7月，該會收到的求助數字顯著上升，從今年3月至5月的八起，急升至6月和7月的42起和114起。其中涉及近日社會事件而求助的個案，在6月至7月的25天內多達156起。
該會主席黃祐榮分析，這156起涉及社會事件的求助個案來自網上或熱線，求助人以男性居多，“對政府感到不滿”因而困擾者最多，其次是“對示威活動感到情緒困擾或不安”。
“連侬隧道”血案 三人受傷
情緒極度困擾的港人，甚至因此行爲激進失控，例如本月20日淩晨，將軍澳“連侬隧道”發生的恐怖血案：一名攜刀中年男子與兩名“守牆”女義工發生口角後，揮刀狂劈兩女，一名上前試圖制止的男子也遇襲受傷。凶徒潛逃中國大陸逾13小時，返港即被捕。
據悉，該中年男子從事導遊工作，以接待大陸旅行團爲主，懷疑因時局看法以及近期收入受反修例活動影響大減，一周前在給友人的短信中稱“想打暴徒發泄”。事發當天疑在酒精影響下闖出大禍。
傾訴比爭辯更有利心理健康建設
反修例引發連串示威沖突，香港社會矛盾持續加劇，情緒飽受困擾的焦慮港人已經出現“精神健康疫症”，社會近期開始聚焦“怎樣走出困境”。
香港注冊臨床心理學家黃玫芳建議，港人應先留意自己接觸反修例活動信息時，是否感覺很辛苦。如果情緒持續不穩，可考慮暫時避看相關新聞或參與相關討論，然後投入平時喜愛的消遣活動，並向他人傾訴感受，盡最大可能讓自己的情緒緩和下來。
然而，反修例風波已經凸顯社會撕裂嚴重，各有看法各持己見的人們，不但極可能因立場不同而完全無法與人交流，甚至極可能隨時爆發不和的局面。黃玫芳因此建議，公衆就社會事件找人傾訴須有技巧，關鍵是“對象要對”，必須找同理心較強、更能安慰自己的人。這類傾訴比起無盡的爭辯，對個人的心理健康建設更爲理想。
世代雖隔閡 還是要溝通
反修例抗爭者絕大部分是年輕人，不少家長覺得難與子女溝通，社會世代隔閡明顯嚴重。
從事親子調解已近10年的社工梁淑瑜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她工作的中心，以前月均接獲50起個案，近兩個月大增至70起，很多個案都和反修例風波有關。
她說：“我們做調解工作時，會勸家長和子女互相從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避免討論事件的對與錯。
“譬如，我們會請子女體諒父母的苦衷，另一方面會促請父母不要急著抱怨子女，而是等子女有空的時候一起探討問題。這樣的溝通會更有效，雙方關系才會緩和。”
緩解港人情緒 民間機構伸援手
反修例風波導致社會出現緊張，不少港人的情緒備受困擾，香港一些民間機構最近開始伸出援手。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推出爲期六個月的志願診症服務，爲有需要者提供初步精神健康評估和治療，每次費用上限爲800港元（141新元），至今約有50名精神科醫生參與計劃。
針對反修例運動出現大規模年輕化的現象，一些民間機構及社企聯合發起“和與解校園願景”，建構精神情緒支援網絡。
當中，有學生自發組成“心聆樹窿”，每次擺設在街上三四小時，讓人訴說心底話，利用這個方式傾聽不同人的心聲。發起人楊泳琳憶述站在街上時，吸引了不同的群衆上前分享，更有人將平常不敢告訴家人或朋友的事，全部告訴了他們。
最讓楊泳琳難忘的個案之一，是一名老人家在街上激動地罵她，質問“你們究竟是不是中國人”，之後卻對她說，其實他自己根本沒機會與人分享立場，因爲他擔心年輕人不願聆聽。
解決問題關鍵在特區政府
香港社會普遍認爲，要解決（反修例風波）問題的最關鍵因素是特區政府，並呼籲當局應了解抗爭者的訴求，進而解決根本問題。
自殺危機處理中心主任何永雄認爲，若港府認爲“宣告《逃犯條例》修訂‘壽終正寢’已等同回應了市民訴求”，既然意思一樣，可考慮直接“撤回”，以釋出溝通的善意。
何永雄表示，他明白港府未必認同民衆的訴求，但部分爭議較少的訴求例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獲得各界認同，當局可由此打破困局，大多數市民都在等待港府伸出友誼之手。
有反修例者日前在記者會上，發表近期在網上進行的一項調查結果。該項調查設定了“零分爲最悲觀、10分爲最樂觀”的評比分，結果顯示受訪的3萬7500名港人，對香港整體前景的樂觀指數只有3.09分，看法相當悲觀。
香港政治觀察者普遍認爲，即使港府回應抗爭者的五大訴求，仍然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但如果當局一再逃避，並對市民訴求“冷處理”，只會引發更嚴重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