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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華人史中，胡亞基（1816-1880）是位傳奇人物，他不僅是英殖民初期新加坡鼎鼎大名的僑商，更身兼三國領事的身份——既是清廷駐新加坡【英國海峽殖民地政府，清廷稱之爲「海門」】首位領事，也是沙俄帝國和日本帝國在新加坡的副領事。
胡亞基像
一位海外僑民卻兼了三國領事，聽來有點不可思議。究竟是在什麽時代背景下，會發生如此特別的情況呢？
胡亞基生于廣東省番禺縣黃埔（今屬廣州市），十五歲至新加坡協助父親的糧食鋪，于父親去逝後繼承家業，並進一步擴展生意，成就「黃埔公司」大業。1840年後，黃埔公司成爲英國海軍部的唯一食品商，專門經營牛肉、面包、蔬菜以供應糧食予英國軍艦和商船，因此人們取其商號，稱胡亞基爲「黃埔先生」。今日新加坡中區的諾維娜市區有個「黃埔區」，即源自這位黃埔先生。胡亞基經商致富後，在新加坡的實龍崗路斥資開辟南生花園，故也被稱作「胡南生」。他因與當地海軍交情甚笃，英國遠東艦隊海軍司令亨利·吉佩爾上將更成爲南生花園的常客。
南生園
胡亞基能操流利的英語、粵語、官話和馬來語，並熱心參與社會公益，辦學、修橋、建修廟和赈災等都有所作爲，十分獲得英殖民政府和社會人士肯定。1864年，胡氏被政府委爲大陪審團，三年後再被委爲海峽殖民地政府非官方立法議會議員，隨後再獲委爲行政議會議員。1871年，他被授封爲太平局紳，1876年更獲維多利亞女皇賜封聖麥各與聖喬治三等勳爵士，成爲當地最具榮耀、地位顯赫的僑商。遍數昔日在海外能跨足政、商兩界的僑民，胡氏已爲其中佼佼者，那他又是怎麽踏入外交界的呢？
1860年代起，清廷首次批准成立駐外領事館，光緒元年（1875年）派出郭嵩濤出使英國，成爲清廷首名派遣官吏，並在僑民居住地于1870年代末開始設立領事館。可惜的是，一開始清國對設領事館和締結條約不大積極，甚至郭嵩焘出國前夕還被輿論攻擊，遭人揚言搗毀其宅，可見當時國內的消極態度。大約在1880年代後，清廷才漸有保護華僑和發展通商的想法，主動希望于外地設置領事館。
立法議員合照
事實上，最早注意到胡亞基這號人物的並非清廷，而是沙俄帝國。
1864年8月，沙俄帝國政府率先任命胡亞基爲副領事，還聲稱沒有比他更適合的在港商業利益代表。這是胡亞基第一次獲任命的外交職銜。一般認爲，胡氏當時也許僅是名譽領事，沙俄派駐新加坡的首任總領事應該是1890年的維沃采夫，至于胡亞基是否于1867年或1877年升任領事，或一生僅爲副領事，各種文獻記載不一。
至于清廷對胡亞基的任命，則要等到同治六年（1867年）。當時，清廷的洋務運動領袖、江蘇布政使司丁日昌的奏折中提到，根據旗人斌椿出國考察的筆記，新加坡有番禺籍富商胡姓，不僅被俄國任用爲領事，凡新加坡十數萬華人都聽從胡氏之號令指揮，若聯系鼓舞，必會欣然效命。可惜的是，當時對外事務仍處初始階段，礙于經費缺乏及上述提到的清國態度不積極，直至北洋大臣李鴻章掌握實權並積極推動外交後，十年後方才落實。
由于清廷外交人才的缺乏，且委任人選必須獲英國同意，英海峽殖民地安順總監更提出只能接受新加坡華人，胡亞基無疑是不二人選。于是，清廷于光緒三年（1877 年）與英國達成協議，同意任命胡亞基爲第一任駐新加坡領事，亦爲中國第一位駐外領事。
胡亞基擔任清廷駐新加坡領事時，已經六十歲了，由于原名不雅故改名「胡璇澤，號瓊軒」，所以在清廷和日本官方檔案裏，只有胡璇澤而不見胡亞基，但原名胡亞基在南洋卻遠比前者還響亮。
不到兩年，經日本的香港領事安藤太郎保薦，明治十二年（1879）2 月10 日，日本政府也任命胡亞基爲日本駐新加坡副領事，並于橋北路設館。
委任日本駐新副領事公文
不過，現在很難找到胡亞基任俄（副）領事和日本領事時有何事迹，胡氏在新加坡以商業、廣交賢達和慈善事迹而聞名，在外交上卻未見顯著成績。
1880年3月28日，海峽殖民地總監安順照會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稱胡亞基已于前日病逝，函件稱贊胡亞基“其員平日居官恪盡禮儀，爲人忠厚、處事公正，襄理本處地方大有裨益。現在病故，官民人等無不悼惜，足征其平素處已接人，足爲楷模也”，可見胡亞基在新加坡受敬重之程度。
胡亞基過世後，海峽殖民地政府行政機關和各國領事館下半旗致哀，殖民政府還安排了梅涅勞斯號汽船，將遺體運送回廣東黃埔小島（今長洲島）安葬。從出殡當天的一長串的行程表可看出儀葬隊伍規模之龐大和隆重，胡亞基的棺木由20名苦力一路擡往港口，出席送葬儀式的達官貴人有殖民地輔政司、殖民地總監的私人秘書和侍從武官、柔佛州蘇丹阿布巴卡、英海軍將領、瑞天鹹；議會書記以及行政和立法議會的全體議員等也都到場送胡氏最後一程。
1880年12月，日本外務省因胡氏逝世無人後繼，議決廢止駐新加坡領事。此後時隔九年，日本才重返新加坡設館，並派遣中川恒次郎爲領事代理。非日籍、卻也擔任過日本駐外領事者，胡亞基大概是史冊上第一人。
同時身兼三國駐新加坡領事，到底是什麽概念？
在民族主義持續影響和強化的今天，我們已難以想象會發生這種事。若如曆史學家霍布斯邦所述，民族主義大肆盛行和醞釀于1880 年代至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間，那麽胡亞基可說是有幸生活在這場「狂飙」以前，也巧妙避開緊接而來席卷世界的風暴。
胡亞基憑借的不是外交知識，而是在地的商場人脈和公益事業等名望，繼而吸引了外國乃至清廷的注意與任用。
正是因爲一段如此微妙的時期和機遇，中國尚處于對外事務的萌芽階段、日本尚處明治維新初期的動蕩、俄羅斯則處往東南亞推進戰略據點初始時期，當一切相對以單純利益出發，胡亞基故而締造了許多「不可能」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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