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民航總醫院的急診科楊文醫生慘遭患者家屬孫文斌連砍數刀，經搶救無效死亡，北京民航總醫院官方發布這條消息後，整個中國醫療界都籠罩在一片陰霾中。
凶手孫文斌的暴行舉國震驚、全民憤怒，本案的案情也非常清晰，凶手移送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審查起訴，法網難逃。
醫患、傷醫事件近些年時有發生，輿論往往在多方指責，或譴責患者，或辱罵醫生，但一味的指責並不能解決問題，我們要想的，是什麽導致了現在醫患關系如此惡劣？
一、部分患者/家屬對醫院不信任
産生這種不信任的原因有很多。
1）醫療衛生體制，尤其是公立醫院的管理體制。
目前，公立醫院嚴重依賴診療和藥品銷售收入，據統計，上述兩項收入占公立醫院總收入的90%，而財政撥款還不到10%，而且有些醫院的醫生還拿著藥品的提成，造成醫療服務質量下降和缺乏信任。
2）醫生超負荷運轉。
在中國的三甲醫院，一個醫生平均每天要接待幾十位甚至上百位患者，患者和家屬在焦急的排隊等待中，難免會質疑，如此高負荷的運轉，醫生能仍然保持對每個患者都盡心盡力嗎？
排隊挂號
3）極少部分醫療從業者破壞了行業形象
像去年沸沸揚揚的“假疫苗”，導致衆多醫療工作人員辛苦建立的醫療形象沾了汙點。即使這些醫療事件只是偶有發生，也足以讓民衆對醫院和醫生産生不信任，畢竟生死事大，誰都怕個萬一。
二、對待醫鬧事件處理欠妥
目前大部分的醫院在面對醫鬧問題的時候，大部分都選擇破財消災、息事甯人。因爲民衆對整個醫療行業已經有不信任的情緒了，如果醫院再爆出醫鬧事件，別管到底是哪方的責任，醫院都要承擔公關風險，所以很多醫院甯願給錢了事，也不願走正規的法律途徑。
而對有些患者/家屬來說，醫院除了是個超負荷運轉的印鈔機，更是一個提款機。哪怕醫院無責，患者通過訴訟如果都能獲得一定程度的補償，“職業醫鬧”的出現正是因爲鬧就有錢拿！
職業醫鬧甚至鼓動患者家屬鬧事
三、解決糾紛的途徑
許多醫療糾紛並沒有走制度化的解決途徑，如訴訟和行政調解等，使用暴力傷害醫生反而成爲主要途徑。
同樣作爲亞洲國家、華人社會，爲什麽新加坡的醫患矛盾和沖突卻遠沒有中國這麽激烈？
民衆對醫生的尊重和信任是減少醫療糾紛的前提。
在新加坡，醫生是頂尖職業，只有成績最優秀的的人才能去讀醫學院，因此，新加坡居民對醫生的專業水平是非常信任的，很少有人質疑醫生的判斷和決策。
新加坡的醫生能得到充分的尊重，不用爲了工作而對醫鬧委屈隱忍。
在新加坡一位患者執意要下樓，根據醫院規定，這位患者的病情並不能獨自下樓，護士試圖阻攔，被患者狠狠擰了一把，出現了一些皮肉傷。隨後這位患者被保安制服，當晚就在保安的護送下驅逐出醫院。新加坡對于傷醫事件零容忍。
新加坡治安嚴格，醫鬧是沒有用的，分分鍾就被保安控制住，唯一的方法是訴諸法律。另外，在新加坡醫鬧要有真憑實據的，2012年一位腰間盤突出患者蔡某將其主治醫生告上法庭，經判決，法官認爲，倘若不是因爲主治醫生的手術，蔡某很大可能無法恢複到現在的狀態；因此駁回了蔡某的訴訟請求，並判處原告支付兩方被告各270,000新幣，共540,000新幣（總共約合人民幣250萬元）的巨額法律費用。
化解醫療糾紛也需進行體制改革提高醫療服務質量，提高醫患之間的互信。首先，公立醫院依靠藥品銷售收入的體制需要改變，否則，醫療服務質量很難改進。其次，公立醫院醫生的工作負荷應當適度減輕，通過完善的分級診療體系，分流三級醫院的部分病人到基層醫療機構可能是一個解決方案。
在新加坡一位醫生每周工作40小時，每天只需接待8-12位患者，遠比國內醫生的工作量要輕松的多，國內任何一家三甲醫院的醫生平均每周的工作時間都在50小時以上，每天要接待上百位患者。
可其實，新加坡的醫生占比和中國是差不多的。之所以造成大醫院人滿爲患，主要在于中國尚未建成良好的分級診療制度。
新加坡分爲三級診療制度，大醫院、區域醫院和社區診所，每個社區會配備兩三家診所，由家庭醫生看診；尋常小病都會先去社區診所，如診所不能處理，才會將病人推薦到大的診所、醫院去。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分級診療以患者自願爲原則，並未強制患者首診必須在社區診所。
新加坡的醫療制度和社會風氣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