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爲“齊心協力，沉著應變，邁向未來”的2017年度財政預算案，繼續沿著政府要建立包容性社會的大目標前進。作爲社會的核心單位，如何保育家庭，自然必須是焦點所在。財政部長王瑞傑在這方面著墨較多的，集中在協助新婚夫婦購置新屋、爲年輕父母提供育兒服務，以及減輕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負擔。在強化社會凝聚力方面，本次預算案則側重于殘疾者及其看護人、因人口老齡化而日益突出的失智症患者；此外，預算案也注意到強化社會志願團體和互助團體的需要。
這延續了政府多年來應對貧富差距所帶來之挑戰的努力方向。世界各地民粹主義相繼崛起的現象表明，一旦政府無法有效處理因爲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所導致的收入與財富的分配失衡，以及傳統行業的工作崗位消失的副作用，收入停滯的社會大衆、職業前景不確定的年輕人、面對失業威脅的中産階級，都很容易被野心家煽動而引發政治與社會動蕩。這類集體不滿情緒的宣泄方式，或以制造社會假想敵的手段，或以排外的形式，最終演變爲社會的撕裂與沖突。
從這個大背景審視預算案，就不難看出其中針對經濟轉型的方案，一方面要解決眼下部分産業面臨不景氣的近憂，另一方面更須要深謀遠慮，摸索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然而，這一切並非終極目的，而是積蓄資源來建設社會，優化民生的手段。英國脫歐與美國總統選舉結果不但意味著貿易保護主義對新加坡經濟的潛在挑戰，也表明防範未然，避免社會矛盾激化爲民粹主義的重要性。預算案接續處理民生需要，特別關注年輕家庭、低收入階層與社會弱勢群體，除了其本身作爲目的的積極性之外，在世界亂象叢生的當下，更具備時代意義。
家庭的關鍵性在目前越發突出，畢竟出生率低落與人口老齡化原就是存在因果關系的孿生問題。盡管曆年的預算案都不無鼓勵生育率的措施，這看起來還是個必須長期堅持的過程。在雙親育嬰假和嬰兒花紅之後，今年的預算案主要是幫助年輕家庭取得安居之所，以及在托兒和孩子的大專教育上提供更多補助。對于那些中低收入家庭，預算案也延續了之前的做法，包括給予他們消費稅、水電費、組屋雜費與個人所得稅的回扣。
在闡述如何培育經濟實力來應付未來挑戰時，王瑞傑指出政府不可能扮演所有角色，而是必須同行業、工會、公司、工友形成並肩作戰的夥伴關系。這個道理同樣適用在建立包容性社會方面。面對越來越變動不居的世界形勢，個人與家庭的壓力和焦慮增加是可以想象的。這爲志願組織和互助團體提供了發揮的空間，特別是家庭成員中有殘障者或患上失智症的老年人，照顧他們對任何家庭都是個沉重的經濟與精神負擔。預算案爲這些介于家庭與政府中間的組織，提供必要的援助，將能夠爲有需要的家庭分擔壓力，進而營造更有愛心的社會文化。
越來越不確定的全球局勢，使得目前造成貧富差距現象的因素會繼續存在甚至變得嚴重，加上人口老齡化問題沒有改善，所以政府的社會支出勢必得持續增加。此外，政府也必須翻新與增添更多基礎建設。因此，審慎地量入爲出是必要的。正因爲加大對社會安全網的投入，新加坡的基尼系數出現了較顯著的改善，貧富差距問題並沒有如其他社會那樣，惡化爲政治動亂。但這也表示社會較幸運的成員，必須做出更大的貢獻。王瑞傑表示，除了把餅做大，提高經濟活力，基于累進稅的公平原則，政府將來很可能得進一步開源節流，來支付對社會安全網的長期投入。
對于有需要的家庭，這當然是好消息。但是對于一般的中産階級，預算案以及王瑞傑關于加稅的宣布，恐怕會給他們帶來一定的心理壓力。畢竟，他們沒有從增加的社會開支中獲益，且不如處于收入頂端的階層那麽安全自在。與所有社會成員一樣，他們也面對全球經濟形勢劇變的風險，失業的真實威脅會讓小康的家庭生活一夕改變。如何更好地減緩這群社會夾心層的壓力，或許是政府接下來需要思考的地方。
維系社會公平的正確目標，需要所有社會成員齊心協力；要保障目標的實現，則是個長遠的過程，因而需要審慎理財，量入爲出。一方面政府要確保“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另一方面也要確保“能者多給”，特別是收入和財富屬于社會頂端的群體，得爲所享受的安居環境能夠繼續，多貢獻一分力量。王瑞傑在強調必須在財政上“未雨綢缪”時說：“我們得通過新稅種或提高稅率來增加收入。”希望這些新負擔同樣能基于公平原則，避免對夾心層造成太多的痛楚。
（作者是本報言論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