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總部
過去十年裏只有五起全球突發衛生事件：分別是2009年爆發于墨西哥的甲型H1N1流感、2014年爆發于巴基斯坦等國的脊髓灰質炎疫情、2014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2015年的“寨卡”疫情以及2018年的剛果（金）埃博拉疫情。
埃博拉病毒病，也叫埃博拉出血熱，有過一些相對詳細的、關于經濟受到影響的研究和分析。
埃博拉病毒人畜共患。該病毒從野生動物（例如蝙蝠、豪豬和非人類靈長類動物）傳播給人，然後通過與被感染者的血液、分泌物、器官或其他體液直接接觸以及表面接觸，在人群中傳播。
（埃博拉病毒病的平均病死率爲50%。圖爲2014年11月15日，在塞拉利昂凱內馬的一個治療中心，埃博拉病死者的墓牌靜靜地矗立著）
在疫情剛開始的2014年9月，世界銀行針對三個疫情最嚴重的國家發布了經濟分析報告。
分析估計，疫情對幾內亞經濟發展産生的短期影響爲GDP的2.1個百分點（增長從4.5%降低至2.4%）；利比裏亞爲3.4個百分點（增長從5.9%降低至2.5%）；塞拉利昂的3.3個百分點（將增長從11.3%降低到8%）。按2014年價格計算，損失相當于3.59億美元。
通貨膨脹和食品價格最初受到控制，後來隨著人們對食品、防疫用品的恐慌性購買和投機活動而上漲。在不確定性和某些資本外逃的推動下，三個國家的彙率波動均有所增加。
分析發現，這場危機的最大經濟影響不是直接成本——死亡率、發病率、護理費以及相關的工作日損失的結果，而是由于擔心傳染而厭惡出行所造成的。反過來，由于人們擔心與他人接觸，導致勞動力的參與大大減少，工作場所的關閉，乃至城市、機場、海港的封鎖，都進一步推高了經濟損失。
在傳染病爆發的曆史中，例如2002-2003年的SARS和2009年甲型H1N1的傳播，類似的行爲影響已占該疫情導致的總體經濟影響的80%至90%。
埃博拉效應
埃博拉病毒病所造成的經濟影響，也被稱爲埃博拉效應。
在2014-2016年西非疫情期間，Mercy Corps在利比裏亞和塞拉利昂進行了兩次調查研究。當時，Mercy Corps的研究表明，控制埃博拉病毒的努力，可能給已經陷入困境的地方經濟帶來嚴重的、意想不到的後果。在利比裏亞，Mercy Corps的分析表明，有66%的家庭收入減少。在塞拉利昂，Mercy Corps的評估強調，與限制較少的地區相比，在行動受限的地方，危機對經濟的負面影響要大得多。
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辦的非洲服裝貿易博覽會
旅遊減少。埃博拉疫情爆發的消息阻止遊客前往爆發疫情的國家。許多國家在經濟上依賴旅遊業。當埃博拉疫情席卷西非時，邊界關閉，航空公司停飛。根據世界旅行和旅遊理事會的數據，從2013年到2014年，前往西非的遊客人數下降了一半。
此外，即使埃博拉疫情並未遍及整個非洲，遊客仍將整個非洲大陸視爲一種風險。例如，距西非埃博拉疫區數千英裏的肯尼亞等國家，旅遊人數同樣急劇減少。根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的數據，大多數旅行者患埃博拉的風險非常低。盡管如此，爆發期間旅遊業的收入仍在下降。
農業生産下降。特別是對以農業爲主要收入來源的城市。埃博拉疫情主要影響了農産品向消費區的運輸。在疫情最嚴重時，收購農産品的商人的數量減少了20%。這一情況降低了農民的收入並導致作物價格不穩定。
采礦活動減少。由于出行限制和工人流失，埃博拉疫情導致采礦活動減少。例如，利比裏亞黃金和鑽石的開采都受到削弱。在受病毒感染的三個西非國家中，鋁土礦、鐵礦石和黃金的價格與往年相比下降了30%至60%。
1月27日，武漢市民在一家食品店內選購商品
亞洲開發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金融與經濟學教授魏尚進撰文分析，如果以2020年4月疫情結束爲前提（基准情景），2019新型冠狀病毒對其他經濟體的影響將更加有限。
在過去的五年中，許多主要的中央銀行都開發了模型來評估中國經濟放緩對其經濟的影響。根據模型，中國GDP增速的下降對美國和歐洲經濟體的負面影響，系數大約是五分之一。
例如，如果當前的冠狀病毒爆發使中國的增長率降低了0.1個百分點，那麽美國和歐洲的增長率可能會降低0.02個百分點。鑒于與中國的商品貿易和旅遊業聯系更加緊密，對澳大利亞經濟的影響可能是其兩倍，但增長下降0.04個百分點的機會仍然很小。
鑒于中國境外的病例數量很少，目前看來這一情況不太可能。
如果冠狀病毒危機的持續時間比基准情景假設的持續時間更長，中國和其他經濟體的遭受的影響才會更大。
魏尚進說，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決策者仍然有貨幣和財政擴張的空間：與中國的國際金融體系相比，銀行業的儲備金比例相對較高，公共部門債務在GDP中所占的份額仍然可控。通過在必要時利用這一政策空間，中國當局可以限制當前健康危機的最終影響。
從經濟角度來看，現在恐慌還爲時過早。
作者 | 南風窗高級記者 榮智慧
排版 | 湊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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