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在秋收起義後上了井岡山,創建了以甯岡爲中心的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這支隊伍中,黃埔軍校的畢業生有20人,他們是盧德銘、張子清、余灑度、蘇先俊、陳浩、伍中豪、徐彥剛、陳毅安、張宗遜、譚希林、陳龍鶴、範樹德、曾士峨、遊雪程、劉型、王良、陳伯鈞、呂赤、徐恕、黃子吉。
秋收起義的部隊有四個團,主力是以盧德銘爲團長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警衛團,被編爲了第一團,黃埔生主要出在了這個團;安源工人、萍鄉、醴陵農軍爲第二團;賀龍部二十軍獨立團爲第三團;夏鬥寅殘部爲第四團。
陳伯鈞畢業于黃埔第六期,後被編入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教導團。南昌起義爆發前夕,陳伯鈞隨隊准備經九江前往南昌參加起義軍,但在九江被張發奎繳械扣押,後脫逃繼續趕赴南昌,途中得悉起義軍已轉移,陳伯鈞便加入了第20軍獨立團,任團部副官、新兵訓練處主任。
二十軍獨立團,是由湖南黨領導的平江,浏陽等縣的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組成的。隊伍整編起來了,需要有個名義,他們就打起了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二十軍軍長賀龍的招牌,叫做二十軍獨立團。
參加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時,陳伯鈞所在的二十軍獨立團被編爲了第三團,他第三團三營六連一排排長,三營的營長,就是大名鼎鼎的伍中豪。
陳伯鈞是四川達縣人。
達縣出了共和國的兩位開國上將:陳伯鈞與張愛萍。兩人還同歲,都生于1910年。
在井岡山的鬥爭中,陳伯鈞表現突出,得到了毛主席的信任。1927年底成立工農革命軍教導隊時,毛主席便任命陳伯鈞爲教導隊副隊長兼黨支部書記。這一年,陳伯鈞才17歲。
短短幾個月後,即1928年春,在一次戰鬥中,陳伯鈞繳獲了一支手槍,因槍有鏽斑拉不動槍栓,教導隊長呂赤(黃埔四期畢業生)開玩笑說:“什麽破槍,‘半斤鐵’,扔了算了!”
陳伯鈞舍不得扔,把手槍零部件拆開,找來煤油反複擦拭,終于鼓搗好了。
一天,呂赤帶隊外出打土豪歸來,剛邁進院子,陳伯鈞笑著迎上去,持槍比劃說:“我這槍可不是‘半斤鐵’了。”隨即拉動了槍栓。他萬萬沒想到槍栓帶動撞針,射出了一粒尚未退出的子彈,打中了呂赤。
呂赤應聲倒地,停止了呼吸。
陳伯鈞跪倒在呂赤身旁哭悔不已,但一切已無可挽回。
陳伯鈞闖下大禍後,心情極爲沮喪,迅即被關了禁閉,等候上級處理。
士兵委員會的很多人,堅決要求殺掉陳伯鈞,給呂赤償命。
士兵委員會,是1927年9月底毛澤東和工農革命軍前委在“三灣改編”時確立的,是井岡山根據地初創時期加強軍隊建設的一項創造,是紅軍民主主義制度化的具體運作形式。
毛主席找來士兵委員會主任張令彬,以征詢的口氣說:“你們呂隊長被陳伯鈞誤殺了,你看不殺陳伯鈞好不好?”
張令彬說:“很多人都要求殺。”
毛主席說:“如今已死了一個黃埔生,要再殺一個黃埔生,就失去了兩個軍事指揮員。陳伯鈞不是故意傷人,我看還是不殺爲好。你回去做做工作,開個士兵委員會,講清不殺的道理。”
張令彬便回教導隊向學員們轉述了毛主席講的道理。
隨後,毛主席通知部隊集合,向大家說:“呂赤是個好同志,陳伯鈞也不是壞人,他是跟呂隊長開玩笑,槍走火誤殺了人。他們兩個都是黃埔軍校出來的,表現都不錯,軍事上也有一套。這樣的人我們很缺呀!我們能不能只追悼一個人?否則另一個人還不好追悼呢!你們看怎麽樣,我講得對不對?”
大家見毛主席講的既不失法度軍紀,又入情入理,便逐漸緩和了情緒。這時,仍有人問毛主席:“難道陳伯鈞殺了人就不了了之嗎?”
毛主席回答說:“當然不能不了了之。我們不讓他償命,但是要懲罰他的。呂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陳伯鈞一個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罰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
看到大家沒有反對意見,毛主席讓自己的警衛員找來竹板子,在大家的監督下對陳伯鈞執行懲罰。實際並沒真打一百板子,打了二十幾下就收住了。
據陳伯鈞事後講,毛主席並非搞體罰,而是通過此種羞辱形式一方面教育懲戒自己,另一方面平息大家的情緒。他當時不喊不叫,心悅誠服地接受了處罰。陳伯鈞也因此被調離教導隊,降爲了一團一連的副連長。
陳伯鈞誤殺上級是“過失殺人”,于情于理都不應當判處死刑,士兵們要求處死他是不合理的。毛主席的處理方式也非常好,從紅軍極度缺乏軍事指揮人才的實際出發,把革命法度的嚴肅性和人道主義的靈活性巧妙結合起來,讓激動的人群穩定下來,而且也給了年紀輕輕不夠謹慎的陳伯鈞一個教訓,同樣也起到了教育士兵們的作用。
陳伯鈞日後成長爲解放軍高級將領、得以在毛主席統帥下續寫自己投身中國革命輝煌一生的史實證明,毛主席槍下留人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
在井岡山鬥爭時期,陳伯鈞率領所屬部隊,按照毛主席制定的正確的戰略戰術,在戰爭中學習戰爭,打了許多惡仗、硬仗。陳伯鈞任紅三軍第七師師長時,率部打響了第一次反“圍剿”的第一槍;龍岡戰鬥勝利後,追擊敵譚道源師,殲滅該師過半,繳獲步槍2000余支,機槍46挺;反擊敵公秉藩師時,巧妙運用戰術,抄小路預先設伏,將公秉藩師全部繳械。每戰之後,陳伯鈞都要總結經驗教訓,指揮藝術越來越高,仗也越打越精,他在中央蘇區曆次反“圍剿”作戰中曾屢建戰功、三次負重傷,榮獲過中革軍委頒發的二等紅星獎章。
1932年6月,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戰鬥中,22歲的陳伯鈞被任命爲紅十五軍軍長。當毛主席受到以王明爲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的打擊,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和前委書記職務時,陳伯鈞也因堅定地支持毛主席的主張被免去軍長職務,調到紅軍學校學習。
1933年1月,陳伯鈞任紅五軍團參謀長。因堅持與左傾路線作鬥爭,9個月後又被免去紅五軍團參謀長職務,降任新成立的紅十三師師長。陳伯鈞連續打了十余場勝仗,在短時間內力克強敵,紅十三師被中革軍委命名爲“紅軍主力堅師”。
長征開始後,陳伯鈞指揮的十三師爲紅一方面軍後衛,掩護兄弟部隊先後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劉伯承元帥後來評價:“十三師是我最放心的師!”當時任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元帥,1972年在北戴河療養時曾深情地對陳伯鈞說:“要不是你的十三師在湘江戰役與敵苦戰一整天,我們前面的部隊沒那麽順利渡江,早不知是什麽結局了。”
血戰湘江後,陳伯鈞複任紅五軍團參謀長,協助軍團長董振堂指揮所部執行後衛任務,贏得了“鐵屁股”之美譽。
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後,陳伯鈞調到張國焘領導的四方面軍第九軍任參謀長。他堅決擁護黨中央、毛主席關于紅軍北上的正確方針,與張國焘另立中央、分裂紅軍的錯誤路線作了堅決鬥爭。
1936年7月4日,陳伯鈞調任紅二方面軍六軍團的軍團長,政委是王震。
一、二、四方面軍勝利大會師的前夕,毛主席給陳伯鈞寫了一封親筆信,並加蓋了極少使用的圖章:
伯鈞同志:
聞你在六軍,爲紅軍慶得幹才!你的身體好否?同志們都相念的。我們都好,相見之期不遠,願共努力!此致
革命的敬禮!毛澤東十月十五日
這是毛主席在長征期間寫給個人的唯一信件。
抗戰開始後,陳伯鈞任八路軍120師359旅長,後擔任抗日軍政大學訓練部部長,擔負起培養抗日軍政幹部的重任。
解放戰爭初期,陳伯鈞奉命到東北前線,任東北軍政大學教育長,後任東北野戰軍第十二兵團副司令兼四十五軍軍長。
1955年,陳伯鈞任軍事學院副院長。同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62年9月,葉劍英辭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後,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簽署命令,任命陳伯鈞爲院長。
1974年2月6日,陳伯鈞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4歲。(劉繼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