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況報道
林厝港多家農場的租約將在後年底到期，隨著政府公布新農業用地招標信息，農場的未來再次引起關注。
在土地有限卻希望取得一定程度糧食自給自足的新加坡，本地僅存的農場正面對一場獨特且艱巨的挑戰。
夏氏牧羊場數年前産量達到高峰時，每天平均可生産約2000公升羊奶，而這還不足以應付市場需求。然而，農場並沒有因此而引進更多乳羊，隨著老羊淘汰，牧羊場産量如今已減少一半。
牧羊場第三代接班人夏詩傑（38歲）說，他們原本已在國外物色新乳羊，但後來聽說農場租約不會被更新，因此暫停投資和乳羊繁殖工作，逐漸減少乳羊數量。
“一頭乳羊可以用上8到10年，但租約後年到期，我們未來會不會有農場都還是未知數，所以不敢投入更多資源。”
在林厝港1巷經營伊甸菜園的許帼紋（30歲）也指出，由于菜園得搬遷，目前主要是進行技術實驗，若成功標得新地皮才會投入大量生産。
政府在2014年宣布收回林厝港62個農場土地，作爲軍事用途。這兩個農場與多家農場租約都在後年底到期，由于中長期發展仍是個未知數，多家農場近年來選擇保守經營，也不敢注資引進新科技和器材，産量因此減少。
農糧獸醫局日前宣布從今年8月起陸續撥出36塊新農業用地供業者競標，對業者而言這無疑是個好消息，終于能夠著手策劃2019年以後的發展計劃。
生産力與創新是競標考慮因素
新地皮的競標書評估標准包括生産力與創新，這意味著以傳統方式生産的業者可能被淘汰。屆時，在爲數不多的農場中，預料大多將采用垂直耕種或養殖等高科技，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現有的林厝港農場面貌。
這個20多年來的首個農業用地招標，讓多家農場來到抉擇的十字路口。有些農場，尤其是規模較大的，包括夏氏牧羊場、水産養殖業者Apollo和伊甸菜園等已做好競標准備，要在新地皮上大展拳腳。
夏詩傑說，即使標得新農場，土地面積將是現有2公頃牧羊場的一半，他和父親夏淨龍（63歲）因此必須重新設計牧羊場，支付20年租約、搬遷、重新興建農場和安裝器材。這一切對資金有限的家族生意造成不少壓力。
他說：“土地招標的信息出爐了，我們看到一點曙光，但距離隧道盡頭還很遠。”
有的業者則考慮結合力量，一同競標土地。在探討以合作模式經營的屹立蔬菜貿易董事經理卓亞池（53歲）說，本地農作業者大多是零散的個體戶，“一腳踢”負責所有業務很有挑戰性，但要找到理念相同的合作夥伴並不容易。
相信土耕也能生産大量蔬菜的卓亞池近年來改用溫室，減低惡劣天氣對蔬菜産量的影響，未來也打算繼續采用土耕法。
“我們已經看了8月提供招標的那塊地，土質並不符合要求，所以不打算參與第一輪招標，但我們會留意接下來提供的土地。”
一些業者決定放棄農業生産
艱難的經營環境已令一些業者決定放棄農業生産。本地三個雞蛋農場之一的安安農場負責人馬瓊就（50歲）坦言，在衡量各方面的利弊之後，他不打算在租約到期後繼續經營。
他指出，農業風險高又沒保障，一旦出問題可能一夜成空。此外，本地生産的雞蛋雖然品質監管嚴格，但進口雞蛋數量多且便宜，因此本地雞蛋已出現滯銷情況，令他蒙受虧損。
“我不可能再投入資源，基本上做到明年就不做了，准備從生産雞蛋逐漸轉型成爲批發進口雞蛋。”
據了解，一些菜園業者也計劃打退堂鼓。對此，克蘭芝田園協會會長翁琢深（43歲）認爲，若大批對農業有熱忱、有豐富農耕經驗的農夫就此離去非常可惜，我國農業技術與文化傳承將出現嚴重缺口。
我國目前有358個農場，包括212個糧食農場，以及146個胡姬花圃和觀賞魚養殖場等非糧食生産農場，總占地少于我國土地的1％。由于新加坡超過九成糧食從國外進口，政府爲加強糧食保障，近年來大力推動農場提高生産力，並通過農業生産力基金，爲引進高科技農業系統的業者提供津貼。
業者認爲欠缺整體長期規劃
不過，令不少業者感到困惑的是，糧食生産既然上升至國家安全的水平，但營運模式卻是純商業考量，此次農場拆遷和重新興建都無政府援助。
純粹從商業角度來看，農業生産風險高、資本支出龐大、但土地租約只有20年，農業也無整體長期規劃，對商人來說不具吸引力。
聯華行鹌鹑蛋農場何惠賓（51歲）說：“我們有武裝部隊的原因就是爲了保衛國家，以防萬一，發展本地農場也等于爲自己買保險，國外出事時我們短時間內不至于餓死，但很多時候我們只能依賴自己去解決問題。”
他也指出，政府批准從馬來西亞進口大量雞蛋和鹌鹑蛋，加上消費者偏向購買便宜農産品，本地農場響應號召增加生産，反而造成滯銷虧損。本地一家雞蛋農場不久前在超市推出“買二送一”促銷，就反映了雞蛋市場的激烈競爭。
何惠賓透露，他的農場過去每天可生産3萬1000多個鹌鹑蛋，但約兩個月前，馬來西亞鹌鹑蛋進入我國市場，導致他的大量鹌鹑蛋無法賣出，最終須以極端手段來降低虧損。
農糧局鼓勵國人
支持本地農産品
“我們殺了1萬多只鹌鹑，賣掉鹌鹑肉，減少産蛋的鹌鹑。這樣産量減少到每天約1萬9000多個，消耗的飼料也比較少，才能降低成本。”
鼓勵國人支持本地農産品，因此也是幫助農場延續下去的關鍵要素。農糧局約兩年前推出紅白相間的“支持本地農産品”標簽，讓業者印在包裝上。由王雷等藝人演出的推廣本地農産品廣告，近來也頻頻出現在社交媒體上，以提高消費者對本地農産品的意識。
農糧局今年1月也成立由農業和高等學府代表組成的農業咨詢委員會，共同探討本地農業發展策略。
翁琢深認爲，政府提供了多方面援助，但糧食政策要取得成功的關鍵要素是將農業視爲正式産業，這才能推動政府部門與農業業者進行長期規劃，以及減少銀行借貸上的阻礙。
他進一步指出，本地農場除了生産糧食，也扮演教育年輕國人的角色，讓他們不至于五谷不分，以及提供讓國人體驗田園生活的休閑去處。
“這不是純商業的食品生産，而是涉及很多人的情感與生計……最根本的是我們必須讓農夫覺得有必要爲新加坡生産糧食，並且爲此感到自豪。如果接下來一切都從經濟效益出發，我們幹脆搞糧食批發和貿易好了，何必自討苦吃當農夫？”
出外養殖運回消費
農場業者到國外設立農場，並將生産的糧食運回新加坡，是一個既能突破新加坡土地局限，又能提高糧食産量的方法。政府近來開始鼓勵本地農場到國外發展，不過至今走出國門的農場並不多。
水産養殖業者Apollo今年2月進軍文萊，設立當地首個高科技垂直養魚場。養殖場占地12公頃，完全投入運作後，每年將生産約5000噸觀賞與食用魚，無論是土地面積或産量，這種規模都遠勝任何新加坡農場。政府撥出的新農業用地面積介于1公頃到2.3公頃之間，而我國去年食用魚總産量只有4851噸。
海外創業幾經波折
集團總裁黃偉傑（44歲）說，雖然文萊地廣，但他仍堅持使用垂直養殖技術，而非傳統奎籠或挖塘養殖。“封閉式養殖的好處在于我們可以控制水質和氧氣等魚的生活條件，不至于靠天吃飯，而且安裝測量系統後，我能遠程監督重要指標，一旦出現問題可以馬上通知當地員工。”
不過出國創業也存在他始料不及的問題。動土儀式結束兩周後，正在測試器材的養魚場電流供應發生故障，當地政府修複工作緩慢，令黃偉傑意識到不能只依賴當地政府供電。
他因此計劃將四到六台發電機運至文萊，作爲日後電流故障時的後備供應。此外，由于目前正等待文萊當局修好可承受大型貨車重量的橋梁，將魚苗運往文萊養殖的計劃也因此延遲兩個月至下個月。
總共3萬條孔雀魚和1萬條龍虎斑目前養在黃偉傑的林厝港魚場內。運往文萊時，魚兒體積已較大，預料到時運費會比原來預計的高出不少，但原定12月將龍虎斑運返供應本地市場的計劃保持不變。
雖然投資過程幾經波折，但黃偉傑堅信到國外發展是正確決定。
“在新加坡要拿這麽大的地皮做養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新加坡提取海水等原材料也比較困難，文萊就容易多了。本地農場若打算擴大業務，也明白在新加坡無法做到這一點，就應該考慮到國外去。”
除了Apollo，將自家研發的垂直蔬菜種植技術出口至中國海南的天鮮是另一例子。爲鼓勵更多本地農場采用高科技和到國外發展，農糧局不定期舉辦前往中國和日本的考察團。
夏淨龍與夏詩傑2月到文萊進行考察，並在咨詢黃偉傑後，有意到文萊設立牧羊場。夏詩傑坦言，雖然已找到當地合作夥伴，也解決物流問題，但在拿到新農場地皮前，海外發展的計劃暫時擱置。
農場業者必須轉型的挑戰早在三四十年前就已出現，但也有人在失去農場後，反而在海外開創一片廣闊的天地。國際元立集團創辦人陳逢坤家族原本經營養豬場，上世紀80年代新加坡禁止養豬後開始轉型，先是開設百美連鎖超市，並重新在中國設立農場。
集團如今在上海附近的崇明島經營占地50公頃的養豬場和菜園，也設立國際學校和餐廳等，並于去年于勞明達一帶設立集餐廳、超市和活動場所于一處的“泖生活館”（Mahota Commune），售賣他們在崇明島上種植的蔬果。
陳逢坤的兒子、泖生活館創辦人陳永紹（36歲）說：“如果在新加坡能從事耕種，我們當然希望留在這裏，因爲我們也在本地售賣。但既然不能，我們就到別的地方種，然後爲市場效應和品牌定位，進口到新加坡，畢竟這裏還是有需求的。作爲一家新加坡公司，這麽做也能響應農糧局糧食安全的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