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于文軒 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
國內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正在進入拐點即將來臨的關鍵收官階段，國際公共衛生組織和專家關注的焦點不再是中國，而是國際疫情防控。
國際社會普遍認爲如果疫情在中國以外蔓延，由于國情和體制不同，其他國家很難像中國政府和民衆一樣在短時間內動員起來、衆志成城、全力圍剿病毒，進而造成病毒大幅度蔓延。一旦國際疫情失控，中國抗疫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會前功盡棄。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在中國進入防疫攻堅戰的關鍵時期，關注國際社會抗疫進展和動態，提早進行國防和外交部署非常重要。目前發生疫情的國家中，中國民衆和媒體最關注的境外國家之一是新加坡。
新加坡被中國民衆和媒體高度關注，除了新加坡社會以華人爲主、跟中國有非常密切的人員和商業往來、新加坡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高度相關以外，主要是因爲新加坡政府采取了與其他華人爲主的經濟體看上去非常不同的抗疫策略。
有媒體把新加坡政府的抗疫舉措稱爲“佛系”抗疫。之所以被稱爲“佛系”抗疫，是因爲新加坡政府在報紙和公衆宣傳中，反複強調公衆如果沒有疾病和症狀，不需要佩戴口罩。即便其危機管理系統（Disease Outbreak Response System Condition 簡稱DORSCON)升級到橙色，已經出現社區傳染迹象（成文時常住人口570萬的新加坡確診人數已達58人，海外確診患者最多的國家）的情況下，新加坡政府仍然堅持自己的口罩政策，中小學仍然不停學，大學人數50人以下的課堂照常進行。
在這樣公衆非常容易知道的政策領域出現和其他國家和地區抗疫策略如此之大的差異，讓外界嘩然。其實不僅僅外界看不懂，新加坡國內也分爲兩派。一派認爲新加坡政府曆來以精英治國管理高效科學著稱，新加坡政府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所以不用擔心。一派觀點認爲新加坡政府“佛系”抗疫掉以輕心。雙方各有證據僵持不下。
古今中外人類的發展和進步都是在和一次一次災難的搏鬥中，不斷總結和吸取教訓中發展和強大起來的。這次抗擊新冠病毒的過程就是一個政府和公衆反思、學習和提高的過程。新加坡“佛系”抗議者策略對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和實踐者而言，提供了一次深入思考如何進行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以及如何跨國學習和比較公共管理和政策實踐的機會。
在新加坡“佛系”抗疫的這個時點，對新加坡“佛系”抗疫的實踐進行梳理，展望新加坡未來抗疫政策和效果，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通過收集大量信息，我們可以看到事實上新加坡“佛系”抗疫並不是像新加坡以外一般公衆認爲的新加坡政府毫不重視，毫無作爲。事實上，新加坡政府、公共事業單位和企業已經像一個精密的機器一樣開始按照一個經過科學規劃的思路嚴絲合縫的高效運行。
但是，爲什麽現在新加坡政府的舉措又引起這麽大爭議呢？這是因爲任何公共政策制定者制定任何公共政策都是在一系列限制下進行的。這些限制包括政治、文化、曆史傳統，政治和行政管理體系，一國或地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禀賦，一國或地方的經濟和社會資源等等。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著名公共管理學家郝伯特•西蒙的貢獻之一，即是政策制定者並不是完全理性人。他的決策面臨著非常不確定的政策環境和政策客體。他的決策能做到是“滿意”的決策已經很不容易了。連續幾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行爲經濟學家正是因爲他們極爲尖銳地指出個人決策的非理性和個人心理偏差對決策的影響。
從這個角度看，新加坡目前采取的“佛系”抗疫策略是新加坡執政團隊和知識精英在極大不確定情況下，針對自己面臨的政治、經濟和醫療條件各種約束做出的最佳選擇，在這個選擇下，他們已經竭盡所能，以科學的方法將抗疫工作做到了極致。
新加坡政府目前所采取的所有策略最核心的底層判斷是他們對此次病毒屬性的判斷。
根據所有已經獲得的信息，新加坡政府和知識精英普遍的共識是2003年的SARS，重創新加坡經濟。回頭來看，當時采取的舉措是因爲那是一個未知的病毒，沒有人有經驗和准備，新加坡也沒有一個公共衛生應急預防和響應的預案。2003年，世界衛生組織發布全球爆發預警二周後，新加坡衛生部才建立起了領導小組，並且領導和控制結構沒有做到最優化。第一起確診病例五周後，一個全國性的控制系統才建立起來。管理手段、預防措施和醫療手段准備都不足。所有的醫療救治系統都高度集中在一家醫院。對于前線醫護工作者而言，醫療防護設備短缺。
經過SARS和H1N1疫情，新加坡政府有了一個全國性的DORSCON 系統, 來指導對疫情的判斷和疫情應對。一個有多個部門組成的合作防疫高級別行動小組在第一起疑似病例出現就已經組建了。國家發展部部長和衛生部兩大精英部長領銜的高級行動小組建立職責清晰、管理科學的組織架構和行動體系。新加坡已經有足夠經驗和必要的危機應急流程來應對危機。新加坡已經有完善的醫療應急體系也成立了國家傳染病中心。各項應急預案已經准備就緒。所有醫院和診所都有實力對抗病毒蔓延。 國家有充足的醫療設施和口罩供應給醫務工作者。
此外，更爲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府執政者、衛生部官員以及其世界一流大學的一流病毒學者認爲，根據中國湖北以外的數據，此次疫情是一次比較嚴重的流感，比SARS傳染強，但是致死率低。因此新加坡總理在出現社區傳染迹象時向新加坡民衆表示，一旦社區傳染不可控制。國家會升級危機響應系統到紅色。一般感染民衆留在家中，醫療資源會集中在兒童和老人以及重症患者。
再來看一下，新加坡的疫情響應和控制系統。這個系統是一個彩色標示系統。 分爲綠黃橙紅四個顔色，代表不同的緊急程度。橙色系統代表疫情嚴重，已經出現人傳人，但是疾病還沒有在境內擴散，正在被控制。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屬于中度（Moderate）對于公衆而言需要做的是保持良好個人衛生，如果生病就留在家中，聽從專家建議，遵從疾病控制措施的安排。 新加坡政府一直表示，一旦政府認爲情形緊急，會升級到紅色，包括學校關閉等極端手段才會采取。
正是基于以上的認知和判斷，新加坡政府采取了看上去和外界看法大相徑庭的做法。從這個角度看，新加坡政府不是“佛性”抗疫而是積極有爲抗疫。目前新加坡疫情已達58人，但是政府認爲仍然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 新加坡采取的這個抗疫策略之所以能夠執行跟新加坡政府對自己世界一流大學科學家的信任和信心以及知識精英和公衆對政府的信心密不可分的。
新加坡“佛系”抗疫能否成功很快就可以見分曉。如果上述基于流感的假設錯誤，他們此前再出色的安排都會前功盡棄。如果成功，對于中國采取相應抗疫手段和對自己危機管理系統的改進都大有裨益。
對于中國而言，此役之後，公共管理學科的研究和教育應該被高度重視。政府各級決策者、民衆和媒體都應該接受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的系統教育和訓練。當今全球已進入危機社會，危機頻發、高發會成爲常態。這樣的教育和訓練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