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楊來自中國江蘇農村，2010年開始在新加坡做建築工人，此前他曾在以色列、阿聯打工。他說二兒子還沒買房，首付要一百萬，“我不幹能怎麽辦？”《中國人的一天》推出“異鄉人”系列策劃，爲你講述中國人背井離鄉在外國打拼的故事。
作者：戈多戈多
來源：中國人的一天
ID：chinaoneday
責任編輯：華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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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楊今年55歲，來自中國江蘇蘇北的農村，2010年便來新加坡做建築工人，這本該是他在異國他鄉的最後一年，畢竟年齡大了體力不如從前，但面對家裏的爛攤子，他不得不選擇續簽。
見過炸彈襲擊，也遭遇過搶劫
老楊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已經結婚生子，二兒子在南京工作，大學畢業2年，還沒買房。“那裏平均的房價都到了3萬多，首付都要一百萬，我不幹能怎麽辦？”
年齡過了50歲在新加坡續簽不好辦，只能花錢買通雇主，這花了老楊不少錢，最終好歹辦下來了，而這一簽又是一個兩年。“我40歲的時候，看工地有人52歲了還在工作，覺得不可思議，心想自己50歲肯定就能退休，這一眨眼就55了，還在出國。”老楊苦笑道。
老楊的相冊裏放著很多家人的照片，其中這一張是他剛到以色列時拍的，那時候他還很年輕。
老楊自2003年便出國勞務，是中國浩浩蕩蕩勞務輸出大軍的一員。在老楊的老家連雲港，幾乎家家戶戶的男性都出國，出國勞務幾乎成了當地人改變命運最重要途徑。
在來新加坡前，老楊去過以色列和阿聯。他在以色列經曆了巴以沖突，在阿聯遭遇搶劫，在新加坡又見證強人政治的落幕。
老楊至今保存以前出國機票的票根。
“炸彈襲擊很正常，爲了防止巴勒斯坦的毒氣彈，以色列所有人手裏都有一個防毒面具，政府強制配發，隨身帶著。”談起離開以色列，老楊面有悔色：“那時巴以沖突，簽證恰好又到期了，就回國了，很可惜，那會兒希伯來語我基本都學會了，和當地人交流完全沒問題，不像現在（在新加坡）英語怎麽也學不會。”
老楊在迪拜的工作日記。
老楊離開以色列後又去了阿聯的迪拜，“我被黑中介騙上車，那個人拿著手臂長短的螺絲刀威脅我拿錢，我拚命把車門踹開跑了出來。”老楊還經曆了迪拜經濟的高速發展，“09年債務危機，迪拜塔沒錢建了，經過哈利法的經濟援助才再建起來，所以改名叫哈利法塔，我算是看著它建起來的。”
但是在阿聯的這幾年，老楊沒賺到什麽錢：“活多錢少，那時候一年才賺4萬多，沒什麽意思，簽證到期便回家了，但還是比家裏賺的多。”
後來去新加坡的同鄉越來越多，老楊索性也跟著去了新加坡。
中國人落腳的芽籠是新加坡的紅燈區
來新加坡打工的中國人大多落腳于新加坡芽籠（Geylang），芽籠處于新加坡金融區以東，位于新加坡河的東部。
初到芽籠，看到街邊林立的食肆酒家、網吧，甚至街邊停著的共享單車都和國內無異,會有種還身處中國的錯覺。
芽籠街頭的共享單車，和國內的命運相仿，要麽被損毀停在街邊，要麽成了打工者的私人財産。
新加坡是世界上爲數不多性交易合法的國家，而新加坡大部分性交易場所則集中在芽籠，在網上搜索芽籠出來結果最多的便是“紅燈區”。
新加坡素來以文明幹淨著稱，而芽籠則像這個花園城市的另一面：街邊隨處可見販賣私煙和春藥的小販，三五人成群聚衆賭博，站街女在路口招徕顧客，這裏屬于警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地方。
除了中國人，芽籠也聚集了大量來自各亞洲不發達國家的勞工，如孟加拉、印度以及菲律賓等國。多民族混居也造成了芽籠的多元文化特征，各類信仰相互交織相處著。
老楊和他的豪華旅店
在新加坡勞務的工人分爲兩種：公司工和散工。二者的區別是年齡，很多人年齡大了體力跟不上，公司便不願意再招收，就只能做散工，公司工公司會提供住宿和餐食，而且有底薪，散工只能自己找活幹，沒有經濟保障。
新加坡的工人車。政府規定必須有棚才能載人，芽籠的清晨的街道上，能看到一輛輛載滿勞工奔向目的地的車子。
老楊說年紀大了後工作越來越不精細，有時候會被工頭嫌棄。老楊體力不如從前，他的搭檔雖然比他小不了幾歲，但體力比他好很多。
老楊的表弟王興（42歲）來新加坡也有6年之久，因爲年輕體力好，在新加坡做公司工。“散工其實不太合法，是幹一天賺一天的錢，不幹就沒錢拿，每年還要交准證費，固定的1萬新幣（1新幣約等于5元人民幣），不幹活也得交，公司工有底薪，我能偷懶指揮印度裔工人，散工行嗎？”。
老楊來新加坡之初也是公司工，公司包食宿，吃盒飯，住集體宿舍。“訂的飯也吃不飽，工地還不給做飯，我周末自己偷偷做面吃，一次要放12個雞蛋。”王興抱怨道。
集體宿舍沒空調，有時候王興覺得宿舍太熱，他會去工地的二樓睡覺，新加坡因爲登革熱對防治蚊子非常嚴格，因此這裏鮮有蚊蟲肆虐。“鋪一張大白紙，往那裏一躺，睡覺非常舒服。”
而集體宿舍一般情況就是十幾個人住一間，各國人混住，使用公共浴室。大家相處倒也和諧，互相尊重各自習俗，比如進門就脫鞋，洗澡時怕印度裔抱怨，中國人也都不再裸體。
老楊後來因爲年齡的原因開始做散工，沒有公司提供住宿後，他便開始在芽籠租房住。“一開始在芽籠租床位睡，6個人一間那種，便宜，但我睡眠不好，有個人晚上老是做噩夢，亂叫，太影響休息便自己出來住。”
老楊住所外景。
他現在租了一個單間，是經過改造的酒店樓梯下方，房間很小，不足5平米，進去以後都直不起來腰，“這裏以前是個小酒店，因爲沒電梯生意不好，便改造成勞工宿舍。”房租爲250元新幣，用空調的話每月再加100元。
老楊和他的“豪華旅店”。
老楊隔壁住了一個孟加拉人，兩間房的電因爲連在一起，同時用空調的話就會跳閘，和房東說了也不管。有時候半夜跳閘了，孟加拉國的人便會敲門讓老楊去弄電，“房東怕他們瞎搞，所以把電閘的鑰匙放我這裏了。”後來老楊索性就只用風扇不開空調，“習慣以後也就不覺得熱了。”
老楊在公共廚房准備年夜飯，春節是新加坡公共假日，印度裔工人也得以休息，老楊在煮牛肉，孟加拉人則在煮咖喱。
房東是個浙江人，老楊住的房子便是房東兒子之前在新加坡承保建設的，後來房東兒子回國教書了，這裏便交給他媽媽來打理。“房東可能因爲老伴走得太早，很強勢，說話做事都讓人看不下去，你要是敢對她說不，她立馬就讓你搬走，這裏的人都很討厭她。”老楊抱怨說。
每個月100新幣的通勤費用對老楊來說還是太貴了，他後來從組屋撿了一輛房東不要的自行車，修好後便騎自行車去工作，“這個車質量不好，需要經常修。”
老楊生活非常節儉，他房間裏大部分家具都是從組屋撿回來的（組屋是指新加坡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平時也沒什麽花銷，衣服一直穿以前公司發的工作服，早飯晚飯都是自己做，中午則打包一份2新幣的盒飯帶到工作的地方吃。
芽籠街邊的二手小販，賣的東西都是從新加坡人組屋內撿來的，往往非常便宜。
老楊每個月會在固定時間往家裏打錢，“房租250，通勤100，吃飯200，簽證費1000，每月固定支出就是這些，剩下的錢都寄回家了，每個月可以給家裏寄一兩萬。”
老楊早早爲大兒子買了房，而王興的女兒打小就被送到縣城的私立學校就讀。
瞧不起中國人，也離不開中國人
老楊的工作簽證。
老楊每天上班路過的一家餐館是他同鄉開的，對方90年代便來新加坡打工，移民成功後開了這家店，“賺了大錢了。”對于這種不同時間點造成完全不同的命運，老楊有些後悔：“我來晚了，聽說前些年想拿PR（即永居居民身份）還是很容易的，現在我即使拿SPass（S准證）都沒辦法申請PR。”所謂S准證，指的是“雇主每雇傭10個新加坡本地人才可以雇傭一個SP的外籍”，是相對高級一些的簽證。
因爲工作簽證越來越不好辦，近些年來新加坡的中國人越來越少了。
和大多數人一樣，老楊來新加坡這麽多年，基本沒去過所謂的“景點”，也不會用手機地圖，每天就是三點一線。
在新加坡打工的中國人中大部分已經來了很多年，少則五六年，多則十幾年。他們大多已經習慣了生活在這裏。老楊樓上的一名住戶，來自江蘇南通，每年需要等到開春才回一次家。“家裏太冷了，我回家受不了。”
老楊遇到同鄉，同鄉說他准備今年回家過年。
老楊目前的工頭和他是同鄉，03年便來了新加坡，至今已經16年，雖已經做到工頭，但一直拿WP簽證（工作准證），連自己租房都不行。問及對新加坡的態度，工頭說：“我就是來打工的，這裏就是個賺錢的地方，新加坡和我有什麽關系？”，而在此之前，他也驕傲地表示：“我村裏有幾戶人家都不知道，但新加坡哪條街道我不知道？”
關于中國人的逐年減少，老楊總結了兩點原因。一是中國人素質不高，“大部分都是農村來的，沒學曆，不衛生，愛鬧事，新加坡人本身素質又高，看不慣中國人。有一次我在一家華人家裏裝修，想上個廁所，客廳的廁所不讓上，必須去女傭房上，根本瞧不起中國人。”
喝醉的中國人躺在地鐵站外，錢包就隨手扔在身邊，老楊認爲這些人很丟中國人臉。
“這裏誘惑很大，去賭場，找女人都是合法的。”老楊的表侄也在新加坡打工，半年前找老楊說要借點錢修手機。剛給家裏寄完錢的老楊把僅有的200元新幣給了他，結果他去了網吧，最後還因爲欠錢被網吧扣留了。老楊的表侄本來可以拿到S簽證的，因爲這件事被新加坡老板開除了。
一名失蹤中國員工的告示貼。
二是中國人工資很高。在老楊看來，中國人正在蠶食新加坡的工作崗位，移民政策收緊可能也是這個原因。而相比之下，同樣來自孟加拉國的勞工工資只有中國人的一半，因此現在新加坡人更願意雇傭孟加拉人，但因爲中國人的技術要比孟加拉人的好，而且更吃苦耐勞，又不得不請華人，這裏的搭配往往是一個中國人帶著幾個孟加拉人做工。“新加坡公司都不想請中國人，但是有些工作只有中國人能做。”
男女搭夥過日子，大家心照不宣
和這裏的大部分人勞工一樣，老楊平均兩年回一次國，不回家的主要原因是爲了省錢，一來機票錢不便宜，二來回家耽誤工作，沒有收入。
因爲很多同鄉在新加坡勞務，而老楊作爲其中年紀最大的，他每年都會做東邀請晚輩來他這裏吃年夜飯，“已經比去年好了，今年還有木板做桌子，去年一群人蹲在街邊吃年夜飯。”
來這兒的人大部分都已經離家多年，也都習慣在異國過年，因此飯桌上談的更多的是工作，比如被誰拖欠工資，哪家公司待遇更好這些事。
新加坡的華人文化非常濃郁，當地居民基本都會說普通話。
對這些打工者來說，久不歸家也滋生了很多家庭問題。因爲身處異地，加上溝通不暢，造成彼此之間的隔閡，夫妻關系會變得緊張，更有甚者有些人回家就離婚。
老楊的夫妻關系也不好，“反正兩個人見面就吵架，還不如在待國外清淨。”他本來打算今年回國過年的，卻被妻子拒絕了，理由是老楊五個月前剛回過家，外加家裏還有外債，讓老楊老老實實地在外打工。
老楊之前回家是祭奠已經去世周年母親。“最大的遺憾是老人小孩最需要照顧的時候沒有陪伴在身邊。”一說起家庭，老楊總是有些傷感。
大年初一往家裏視頻通話，但可能因爲家人都在各處拜年，老楊的幾個電話都沒打通。
“這裏的人都去過（紅燈區），他說他沒去過，你信嗎？”因爲都身處壯年，大家對各自的越軌行爲都心照不宣，即使是同鄉也都不再掩飾，各自回國後都會相互保守秘密。
年三十那天，團圓飯吃了一半，老楊的一個遠方親戚借口還有下一場聚會後匆匆離去，爾後一行人飯後散步，恰好撞到他攬著一個女人逛街，一行人沒做打擾便悄悄走開了。“這個女的就是和他搭夥的。”老楊介紹說。
貼在街邊的房屋出租信息，以及尋求搭夥的。
“搭夥”是因出國勞務發展出來非常特殊的親密關系現象。
搭夥其實是指在國內各自有家庭的男女，在異國臨時拼湊組成露水夫妻，一起生活，相互慰藉。搭夥文化並非是新加坡打工者獨有，在很多移民國裏都能看到它的影子，不同的是在新加坡的中國人並非移民，因此這些搭夥夫妻最後會因各自回國解散。
“前段時間我在地鐵站坐車回家，有個中國婦女來問我路，順道要了號碼，過了兩天打電話問能不能住我這裏，這不就是找人搭夥嗎，我和她說我小舅子就住我旁邊，住不了，我去搭夥不是找死嗎？”
搭夥對老楊來說並不劃算，因爲除了承擔房租之外，對方的衣食行也得出錢。老楊和我算了一筆賬，他說“如果男的每月都能往家裏彙一萬多塊錢，那他就沒有搭夥，如果彙不了，那鐵定就是在搭夥了”。
“搭夥的人回國後也都是各過各自的，再不會聯系，都很自覺，很少有人爲搭夥離婚再一起過的，畢竟國內都有家室孩子，拉不下這個臉。倒是也有懷孕的，新加坡醫院不會給你打胎，只能吃從國內帶過來的打胎藥。”
老楊讓我幫他拍張照，後面的背景是阖家團圓。
中國人素來以勤奮耐勞著稱，這些像老楊一樣的人爲改善命運獨自一人在外打拼。因爲久不回家得忍受無盡的孤獨和寂寞，也因爲無依無靠而變得生猛無所畏懼。
他們爲了改變貧窮的家庭流落于各個國家，也因流落喪失了和家庭的親密互動，仿佛被開除的一員，遊蕩于世界各國打工，停留又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