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卡根是美國歷史學家和外交政策評論家，長期擔任《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常為《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每周正言》（the Weekly Standard），《紐約時報》、《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華爾街時報》、《政策評論》(Policy Review)、《世界事務》 (World Affairs)等報刊寫作。著有《天堂與權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國與歐洲》（Of Paradise and Power）、《危險的國家》（Dangerous Nation）等書。
編者按：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公共界關於美國將從世界秩序中撤離的言論便不絕於耳。但羅伯特·卡根，這個美國著名新保守主義戰略家，卻對此提出疑議。秉持著一貫的現實主義戰略眼光，羅伯特·卡根在2月6號發表於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上的一篇文章「向著第三次世界大戰倒退」中指出，美國對中國和俄羅斯兩個修正主義大國的任何實質性的讓步都不會換來對方任何相應的安全承諾和利益交換，反而會助長他們更進一步攫取世界舞台上權力的野心。所以他認為，如果美國從世界秩序中撤出，如果美國及其領導的盟友無法同中國和俄羅斯形成有效的實力對抗，那麼最終的結果將會是退回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邊緣。
想想今天世界上的兩個重要趨勢吧。一是兩個修正主義大國——俄羅斯和中國——的野心和行動主義與日俱增。另一個是民主世界——尤其是美國——維護1945年以來在國際體系中主導地位的信心、能力和意志不斷衰退。兩個趨勢越來越近，美國及其盟友維護現有世界秩序的意願和能力在衰退，而兩個修正主義國家改變現有秩序的慾望和能力則在增強。我們將迎來現存秩序崩潰、世界墮入野蠻的無政府狀態的那一刻。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這樣的情況已經發生三次了。而歷史倒退的代價，無論是生命還是財富，自由還是希望，都將會是巨大的。
美國人傾向於把國際秩序的根本穩定視為理所當然，儘管他們會抱怨美國維護這種穩定要承受的重擔。然而歷史表明，世界秩序確實會崩潰，而且通常都是意外地、迅速地、猛烈地。18世紀後期是歐洲啟蒙運動的頂點，但突然間，歐洲大陸就墜入了拿破崙戰爭的深淵；20世紀第一個十年，最聰明的人都預測大國爭霸的時代結束了，因為通訊和交通革命將經濟和人民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然而史上最具毀滅性的戰爭在四年後就爆發了；20世紀20年代，戰後的表面平靜很快就轉變成30年代的重重危機，以及另一次世界大戰。在這樣的經典場景中，無論今天我們位於何處，這兩條趨勢的交點依然不得而知：我們距離一場全球危機是3年？還是15年？然而，我們正在那條路上，這一點不會錯。
儘管現在判斷唐納德·特朗普執政對於上述兩條趨勢的影響還為時過早，但已有的跡象表明：新一任政府更可能加速危機的到來，而不是延緩或者令其轉向。與俄羅斯的進一步和解只會讓普京更加大膽，和中國艱難的對話則可能令北京用軍事來試探新政府的決心。而新總統是否做好了正面交鋒的準備，尚不清楚。但眼下，對於自己言語和行為的未來後果，他似乎不怎麼在意。
中國和俄羅斯是典型的修正主義大國。雖然它們從沒有在外國身上享受到像今天這樣的安全——俄羅斯傳統的敵人在西方，而中國傳統的敵人在東方——它們仍然對現存的權力安排不滿意。
兩個國家都力圖恢復在各自區域內的霸權統治。對中國來說，那意味著統治東亞，包括日本、韓國，以及東南亞那些順從北京意願，並迎合其戰略、經濟和政治喜好的國家；也意味著美國的影響力退至東太平洋、夏威夷群島之後。而對於俄羅斯，那意味著在中歐、東歐和中亞的霸權。在莫斯科眼中，這些地方要麼是帝國的一部分，要麼位於其勢力範圍。在美國領導的戰後世界秩序中，北京和莫斯科都力圖矯正它們視為不公平的權力、影響和榮耀的分配；而作為專制國家，它們也都感到了來自國際體系的民主強國和周邊民主國家的威脅；它們都將美國視為自己野心的攔路石，因此汲汲於削弱美國領導的國際安全秩序，以免擋了它們實現自身「天命」的大道。
曾經的美好
不過直到最近，俄羅斯和中國在實現其目標時，面臨著相當大的、幾乎不可克服的障礙，主要是國際秩序本身及其主要促進者和捍衛者的力量和團結一致。美國主導的政治和軍事聯盟體系，特別是在歐洲和東亞兩個關鍵地區，向中國和俄羅斯展現了迪恩·艾奇遜（Dean Acheson）曾經提到的「現實實力」（situations of strength）：要求兩國謹慎地追求自己的野心，並且自冷戰結束以來，要求其推遲打破國際體系的努力。
這一體系既以積極方式，也以消極方式制衡了它們的野心。
在美國居首的時代，中國和俄羅斯主要以受益者身份參與美國創造和維持的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只要該體系能繼續運作，他們參與其中而不是去挑戰和推翻它，就會獲得更多好處。然而，國際秩序在政治和戰略方面對兩國造成了損害。民主政府在蘇聯共產主義崩潰後二十年的成長和活力，對北京和莫斯科的統治者維持控制的能力構成了持續威脅，而且自冷戰結束以來，它們認為民主制度的每一個進步——特別是自由民主國家在地理上已推進到它們的邊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威脅。這個理由挺充分：獨裁權力從克萊門斯·馮·梅特涅時期開始，就一直擔心自由主義的傳染。毗鄰的民主國家，信息在全球無法控制的自由流動，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和政治自由之間的危險結合——這些都對那些把本國的不穩定力量控制在手裡的統治者構成威脅。因此，美國支持的民主秩序對其統治合法性的持續挑戰，自然使它們對這個秩序和美國抱有敵意。但是直到最近，國內和國際力量的優勢阻止了他們直接與現有秩序對抗。中國統治者不得不擔心與美國不成功的對抗可能對他們在國內的合法性造成影響。即使是普京，也只是反對門戶開放，就像敘利亞那樣，美國在那兒被動地應對他的探查。甚至只是面對邊緣化的美國和歐洲反對派，他都像在烏克蘭時那樣更加謹慎。
對中國和俄羅斯雄心的最大制衡，是美國及其歐洲和亞洲盟友的軍事及經濟實力。
中國雖然越來越強大，但不得不考慮這些國家聯合起來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世界超級大國（美國），一些通過聯盟或共同戰略利益——包括日本、印度和韓國——走到一起的區域性強國，以及雖然較小但也有實力的國家，如越南和澳大利亞。俄羅斯則不得不面對美國及其北約盟國。當它們聯合起來，這些美國領導的盟國就對修正主義大國構成了艱巨的挑戰，而後者自己可以求助的盟友很少。即使中國人在（未來的）衝突——例如針對台灣的軍事圖謀或在南海或東海的海上戰爭——中取得早期勝利，他們也必須應付世界上一些最富有、技術最發達的國家聯合起來的工業生產力，以及無法進入自身經濟所依賴的國外市場的可能性。而一個較弱的俄羅斯，由於人口減少，經濟又依賴石油和天然氣，將面臨（比中國）更大的挑戰。
幾十年來，美國及其盟友所享有的強大的全球地位阻礙了任何嚴重的挑戰。 只要美國被認為是可靠的盟友，中國和俄羅斯領導人就會擔心侵略性的舉動會反噬自身，可能使他們的政權崩潰。
這是政治學家威廉·沃爾福斯（William Wohlforth）曾經描述的單極秩序的固有穩定性：當不滿的地區大國設法挑戰現狀時，他們驚慌的鄰居就轉向遙遠的超級大國——美國，以遏制他們的野心。這種穩定很管用。美國要是出面，俄羅斯和中國基本上就退出——或者沒行動就盡失先機。
面對這些障礙，兩個修正主義大國的最佳選擇一直是希望或者如果可能的話，策劃從美國支持的世界秩序內部削弱它，通過分離美國與盟國，或者通過挑起對把自身託付給美國的懷疑，從而鼓勵潛在的盟國和合作夥伴放棄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戰略保護，並與其挑戰者尋求和解。
因此，現行體系不僅依賴於美國的實力，而且依賴於民主世界核心的一致和團結。美國必須擔任這一秩序的主要保護者，特別是在軍事和戰略領域，但這一秩序的意識形態和經濟核心——歐洲、東亞及太平洋的民主國家，也必須保持相對健康和自信的心態。
但近年來，上述兩個支柱都被動搖了。
民主秩序的核心已經削弱和支離破碎。困難的經濟狀況，民族主義和部落主義的復興，弱小而不穩定的政治領導和反應遲鈍的主流政黨，以及似乎加強而不是削弱了部落主義的新通訊時代，一起——不僅在民主國家中，甚至在可以稱為自由啟矇事業里——催生了信任危機。自由啟矇事業使個人權利和普遍人性的普適原則超越了族群、種族、宗教、民族或部落差異。它期望經濟上日益增長的相互依存可以建立跨國的共同利益，並建立國際機構去平衡分歧、促進國家間合作。相反，過去十年見證的是部落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興起，在所有社會中越來越重視「對方」，對政府、資本主義制度和民主喪失了信心。我們正在目睹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的對立面。歷史帶著復仇和所有人類靈魂的黑暗面向原點返回，包括，對許多人來說恆久的、對強有力領袖的渴望，因為這樣的領袖能在混亂和支離破碎中提供堅強的指導。
黑暗時代2.0版
啟矇事業的這場危機也許不可避免，它是產生於資本主義和民主固有缺陷的反覆現象。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和民族主義的發生，導致許多人懷疑民主或資本主義是否比諸如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替代品更好。而且，對自由主義的信任危機伴隨著戰略秩序的同時崩潰而產生，這不是巧合。然後，問題是美國作為外部力量是否會介入、挽救或重建一個秩序，因為英國和法國已經不能或不願維持了。今天，問題是美國是否願意繼續堅持由其創立的秩序，這一秩序完全取決於美國的實力，或者美國人是否準備承擔讓其陷入無序和衝突的風險——他們甚至還理解這種風險。
（美國人的）這種意願在一段時間內受到了懷疑，在選舉特朗普、甚至選舉歐巴馬之前就如此。在冷戰結束後的四分之一世紀中，美國人越來越想知道為什麼他們為了維護全球秩序而承擔這樣不尋常和巨大的責任，而他們自己的利益並不總是得到滿足——而且似乎總是美國做出所有犧牲，其他人受益。
幾乎沒人記得為什麼美國要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去扮演這樣不正常的角色。對冷戰結束後出生的「千禧一代」，很難指望他們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政治、經濟和安全體系的長遠意義。他們也不可能在充斥著美國「帝國主義」式邪惡和愚蠢的高中及大學教科書中學到什麼。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危機及其在1945年的解決方案都被遺忘了。因此，美國公眾對扮演這種全球角色所固有的困難和成本的耐心，已經被大大消磨了。之前的失敗和代價高昂的戰爭——1950年在韓國，20世紀60和70年代在越南，以及經濟衰退，諸如能源危機和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後期的癱瘓性「滯後」，都沒有讓美國人參與全球化的意願轉向，然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敗，卻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一起做到了這一點。
歐巴馬對全球參與採取了一種矛盾的方法，但他的核心戰略還是收縮。
在他的行動和發言中，他批評、否認之前的美國戰略，並強化了民族情緒，這種情緒喜歡一種在世界上不積極的角色，並且對美國利益有更狹隘的定義。歐巴馬政府回應布希政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敗的方式，不是恢復美國的力量和影響，而是進一步減少它們。雖然政府承諾「重新平衡」美國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外交政策，但實際上意味著減少全球承諾，並以犧牲盟國的安全為代價來適應修正主義大國。
政府早先試圖「重置」與俄羅斯的關係，這也是首次對美國的「可靠盟友」聲譽的打擊。這種做法發生在俄羅斯入侵喬治亞之後，似乎是獎勵莫斯科的侵略行為。而且由於與波蘭和捷克共和國的軍事合作方案被放棄，以便安撫克里姆林宮，「重置」也是以中歐的盟國為代價的。此外，這種尋求和解的嘗試，偏又發生在俄羅斯對西方的政策——更不用說普京對自己人民的壓迫政策——更加強硬的時候。重置不僅沒有令俄羅斯表現得更好，反而使普京更加過分。隨後在2014年，西方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和占領克里米亞的反應也不足，雖然比布希政府對入侵喬治亞做得好些——歐洲和美國至少在烏克蘭被入侵後實施了制裁，但這仍然顯示美國政府不願迫使俄羅斯退出其宣稱的利益範圍。事實上，歐巴馬公開承認俄羅斯在烏克蘭的特權地位，儘管美國和歐洲也尋求保護該國的主權。而在敘利亞，政府實際上通過華盛頓的被動無為，「邀請」了俄羅斯進行干預，並肯定沒進行阻礙，從而加深了日益強化的美國正撤出中東的印象（這種印象最初來自於美軍在伊拉克的完全撤出，而那是不必要、不明智的）。隨後，俄羅斯的行動擴大了從敘利亞進入歐洲的難民潮，也沒引起美國的反應，儘管這些難民潮對歐洲民主體制的損害很明顯。歐巴馬政府發出的信號是：這些問題，沒有一個是真正的美國問題。
在東亞，維護美國持續的利益和影響力原本會獲得讚揚，而歐巴馬政府也破壞了這一努力。
所謂的「樞紐」被證明主要是修辭手段而已。總體國防開支不足，導致無法有效強化美國的區域性軍事存在，而政府允許一個關鍵的經濟組件——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在國會中被毀掉，自己也一樣成了黨內反對派的受害者。「樞紐」還受到對美國撤退和收縮的普遍看法的困擾，主要是因為總統的辭令和行政政策的影響，特別是在中東地區。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國軍隊從伊拉克過早的、不必要的、戰略代價巨大的撤退，隨後是與伊朗就其核計劃達成協議，然後是針對敘利亞總統使用武力威脅的底線或者威脅。儘管歐巴馬政府堅持認為美國戰略應該面向亞洲，但美國盟友仍然在想：面對中國的挑戰，美國的承諾有幾分可靠。歐巴馬政府錯誤地幻想著，它既可以在全球收縮，同時又能保證亞洲盟國對美國仍是可靠夥伴的信心。
自然界沒有真空
同時，（美國政府的言行）對兩個修正主義大國的影響是鼓勵它們更加努力修正現有秩序。近年來，兩個國家都更積極地挑戰現存秩序，一個原因是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美國失去了維持該秩序的意願和能力。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削弱了對美國全球參與的支持，其在美國的心理和政治影響打開了缺口。
在自由民主國家流行這樣一種神話：可以通過服從其要求來安撫修正主義國家。按照這個邏輯，美國的收縮應該減少緊張和競爭。不幸的是，情況往往相反。修正主義大國越是感到安全，其尋求改變現有體系的野心就越是膨脹，因為對改變的抵抗似乎減少了。
看看中國和俄羅斯吧：在過去兩個世紀裡，它們受外來攻擊，從來沒有享受像今天這樣的安全。然而，兩者仍然不滿意，並且在美國的抗衡越來越少的體系內，更具攻擊性地強推著自己的優勢。
到目前為止，兩個大國的區別主要在於方法上的不同。中國迄今為止更為小心、謹慎，也更有耐心，尋求影響力的方式主要是巨大的經濟實力，以及將其日益增長的軍事力量作為威懾和地區恐嚇的手段。它沒有直接使用武力，儘管它在南中國海的行動是軍事性的，並帶有戰略目標。然而，儘管北京直到現在仍慎用軍事力量，但假設它未來——可能是很近的未來——還會保持這樣的克制，是錯誤的。軍事實力不斷增長的修正主義大國，在其認為可能的收益超過風險和成本時，必然利用這一點。如果中國人認為，美國對其盟國的承諾及其在該地區的地位削弱，或者其履行承諾的能力下降，那他們將更傾向於利用正在獲得的權力，以便實現其目標。由於（上文指出的）兩條趨勢逐漸合攏，這是第一個危機很可能發生之所在。
俄羅斯遠比中國更激進。它入侵了兩個鄰國：2008年在喬治亞，2014年烏克蘭，分裂了兩國主權領土的大部分。鑒於美國及其盟國在四十年冷戰期間對此類行動的反應強度，而他們（現在）又缺乏相對反應，必然向克里姆林宮——以及世界其他各國——發出重要的信號。隨後，莫斯科派遣大量軍隊進入敘利亞。它利用其在歐洲能源市場的主導地位作為武器；它使用網絡戰爭對鄰國；它在全球範圍內進行了廣泛的信息戰爭。
最近，俄羅斯政府又部署了一種中國人沒有的，或者至今未使用的武器——直接干涉西方選舉進程的能力，既影響其結果，更廣泛地損害民主制度。俄羅斯資助整個歐洲，包括法國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利用其媒體支持受青睞的候選人而攻擊其他競選者；傳播「假消息」影響選民，最明顯的就是義大利的全民公投；並且已經侵入私人通信，讓那些它希望搞垮的人顏面掃地。在過去一年裡，俄羅斯第一次對美國使用這種強大的武器，嚴重干涉了美國的選舉進程。
儘管用任何標準衡量，俄羅斯都是兩個大國中較弱的那個，但在實現分裂和擾亂西方的目標方面，迄今為止它比中國更成功。它干涉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打信息戰，製造更多從敘利亞流入歐洲的難民潮，這些都有助於瓦解歐洲人對其政治制度和現有政黨的信心。它在敘利亞的軍事干預，與美國的被動對比，加劇了對美國在該地區駐留權力的既有懷疑。而北京直到最近的成功，主要是使和美國更親近的盟友不再對日益增長的中國實力感到擔心——但這可能很快就改變，尤其是美國繼續沿著目前的軌道前行。有跡象表明，（一些）地區性大國已經在重打算盤了：東亞國家正在考慮不帶美國參與的區域貿易協定，或者像菲律賓那樣，正在積極迎合中國，而同時，東歐和中歐的一些國家在戰略和意識形態上則更接近俄羅斯。我們很快就會面臨這樣一種情況：兩個修正主義大國積極地，包括利用軍事手段，同時在兩個地區向美國和全球安全發出極端挑戰。
美國是可有可無的嗎？
（上面談到的）一切問題，都是因為美國人繼續表明他們不願維護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創造的世界秩序。在過去的這屆競選季中，唐納德·特朗普不是要求對美國利益更狹隘界定和減輕美國全球領導負擔的唯一政治人物。歐巴馬總統和伯尼·桑德斯都表示過不同版本的「美國優先」論。經常談到美國「不可或缺的」全球角色的候選人失去了，甚至希拉蕊·柯林頓都被迫放棄其早期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的支持。至少，應該懷疑美國公眾是否還願意繼續支持國際聯盟體制、拒絕修正主義大國覬覦的勢力範圍和地區霸權，以及在國際體系中維護民主和自由市場的規範。
就像在大國競爭興起時那樣，這種狹窄的對美國利益的定義，可能加速回到不穩定的狀態，並導致這個時代的傾覆。民主世界核心的弱點，加上美國擺脫全球責任的做法，已經鼓勵不滿意的大國走上更積極的修正主義道路。反過來，這又進一步打擊了民主世界的信心和抵抗意願。歷史表明，這是一個下降的螺旋，美國道路極具戲劇性的轉變，很難恢復了。
（可是）這種轉變可能來得太晚了。在20世紀20年代，而不是30年代，民主國家做出了最重要和最終致命的決定。美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幻滅，使他們拒絕在維護歐洲和亞洲的和平中扮演戰略性的角色，儘管美國是唯一有能力做到的國家。美國的撤出弱化了英國和法國的意志，鼓勵德國在歐洲，日本在亞洲，分別採取越來越積極的行動去獲得地區統治。大多數美國人相信，歐洲或亞洲發生的任何事都和自己的安全無關。第二次世界大戰才使他們相信這是一個錯誤。1920年選舉中的「恢復常態」似乎是安全無害的，但在接下來的十年中，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追求了基本是自私的政策，這為30年代的災難奠定了基礎。到危機開始爆發時，想避免全球衝突的高昂代價，已經太晚了。
在這樣的時代，相信地緣政治競爭可以努力通過合作及和解來解決，是很誘惑的。尼爾·弗格森最近提出世界可以由美國、俄羅斯和中國聯合統治，這也不是什麼新想法了。在每個時代，當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大國試圖招架不滿意的修正主義大國挑戰時，就提出並嘗試過這種「共治」（condominium）。但這幾乎不管用。除非完全繳械，否則就難以令修正主義大國滿足。它們的勢力範圍對於滿足自豪感或不斷擴大的安全需求，從來就不夠。事實上，正是它們的擴張製造了不安全感，因為它們恐嚇自己的鄰國，反而使這些國家合起來反對自己。奧拓·馮·俾斯麥所說的「飽足的強國」（satiated power）是罕見的：即使當時德國已經是歐洲最強大的國家，接替他的德國領導人也不滿意。他們努力變得更強大，（反而）製造了反對自己的聯盟，親自實現了自己恐懼被「包圍」的預言。
讓他一寸，還你一尺
這是崛起中的大國共同的特徵：恰恰是它們的行動，導致了自己聲稱要矯正的不安全。它們抱怨現有秩序（德國和日本都認為自己是「無所獲」的國家），但只要現有秩序仍然存在，他們的「不滿」情緒就沒法「滿足」。
邊緣的讓步是不夠的，但維持現有秩序的大國也不會讓得更多，除非他們被強力逼迫。鬱悶的日本是20世紀30年代的「無所獲」國家，1931奪取「滿洲里」也沒有滿足。德國是《凡爾賽和約》的受害者，後來拿回了蘇台德地區也沒有滿足。他們要求的更多，而且不訴諸戰爭，就說服不了民主國家給予它們想要的。
給予修正主義大國它們想要的勢力範圍，不是和平與安寧的秘方，反而招來不可避免的衝突。俄羅斯的歷史勢力範圍不會止於烏克蘭，而是始於烏克蘭。它延伸至波羅的海國家，巴爾幹地區，以及中歐的心臟。
在俄羅斯傳統的勢力範圍內，其他國家不享有自治權，甚至是主權。不管是在俄羅斯帝國還是蘇聯統治下，波蘭都不會獨立。中國如果在東亞獲得它所期望的勢力範圍，那將意味著，當它願意的時候，就可以對美國關閉這一地區——不僅在軍事上，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也一樣。
當然，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在自己的地區發揮重大作用，俄羅斯也如此。美國不能也不應該阻止中國成為經濟強國，也不應該希望俄羅斯崩潰。美國甚至應當歡迎某種形式的競爭。大國在多個層面上——經濟、意識形態和政治及軍事——競爭。大多數領域的競爭是必要的，甚至是有益的。在自由主義秩序下，中國可以在經濟上成功地與美國競爭；俄羅斯可以在民主體系維持的國際經濟秩序中茁壯成長，即使它本身不民主。
但軍事和戰略上的競爭是不同的。安全局勢掩蓋了一切。自二戰以來，只有美國有能力和獨特的地理優勢去提供全球安全和相對穩定，今天仍然如此。沒有美國，歐洲或亞洲就不存在穩定的權力平衡。雖然我們可以談論「軟實力」和「巧實力」（smart power），但在面對純粹的軍事實力時，它們一直，並且總是價值有限。儘管有各種美國衰落的言論，但在軍事領域，美國的優勢最為清楚。即使在其他大國的後院，美國也保留了和其強大的盟友一起阻止挑戰安全秩序的能力。但是，如果美國不願意在世界上遙遠的地區保持這種平衡，該制度將在地區勢力國家無限制的軍事競賽中屈服。而這種意願的一部分，需要與美國持續的全球角色相適應的國防開支。
即便美國接受回到劃分勢力範圍的狀態，國際關係這潭水也平靜不下來。那隻會使世界退回19世紀末的狀態，相互競爭的大國在不可避免地交叉重疊的領域內發生衝突。這些混亂無序的狀態，為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破壞性世界大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英國主導的海上世界秩序的崩潰，德國崛起對歐洲大陸艱難平衡的破壞，以及日本在東亞的崛起，都促成了一個高度競爭的國際環境，其中那些不滿足的大國，在沒有其他任何大國或大國聯盟團結起來制衡的情況下，抓住機會追逐他們的野心。結果就是史無前例的全球災難和死亡。在二戰結束後的70年中，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的偉大成就是，這種競爭已經得到制衡，大國衝突得以避免。如果美國人要摧毀他們的創造——不是因為其難以維持，而只是因為美國人不想再努力，那將是巨大的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