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亞洲國家很早就開始通過協調的公共衛生應對措施來壓制疾病的傳播。中國、韓國與新加坡等亞洲國家的防疫成果也屢次得到世衛組織（WHO）的稱贊。
鑒于歐美國家仍在控制疫情的攻堅戰時期，當地時間4月3日，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組織來自亞洲主要國家的學者、官員以及醫生，對各國的成功經驗進行了分享討論。
在同日的WHO新聞發布會上，WHO專家也對意大利和美國死亡率明顯高于亞洲、越來越多的年輕死亡病例以及是否該使用抗體血清檢測的情況作出了說明。
韓國：治理能力、檢測、追蹤
在WHO3月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由于感染病例驟增，總幹事譚德塞稱“韓國、意大利、伊朗和日本的疫情是我們最爲關切的”。但在一個多月後，韓國的疫情增長曲線大幅放緩，每日新增病例數不足100人，總確診人數下降至全球第15名。
首爾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前院長權順萬（Soonman Kwon）指出，韓國之所以大幅拉低了疫情曲線，主要得益于治理、大規模檢測與追蹤接觸者三個方面的努力。
在治理方面，權順萬稱，在大流行病蔓延的緊急情況下，社會對政府的信任以及政府的透明度十分重要。更重要的，韓國在2015年面臨過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的疫情挑戰，因此有過政策學習的體會。“在MERS時期，韓國是中東以外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自此，韓國政府認識到對此類衛生安全問題做好准備的重要性。” 他說。
權順萬介紹，在MERS後，韓國疾控中心的能力得到了大幅加強。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韓國衛生部高官會每天召開兩次情況說明簡報會，對哪個區域出現多少名患者做出非常詳盡的報告。同時，韓國民衆也像參加社會運動一樣很好地遵循著衛生部門給出的建議，沒有出現執行上的問題。權教授說：“公共場所都是帶著口罩的人們，這就像一種社會壓力，如果你不想在外出時戴口罩，你會感到其他人在盯著你。”
其次，權順萬表示，這種治理還伴隨著非常快速、非常早期起步的大規模檢測。“起初，有人質疑過這種大規模檢測是否有必要，但事實證明，新冠病毒可以非常快地在人群中傳染，而大規模檢測是一種找出、隔離並給予病例治療的最佳方法。” 他稱。
權順萬介紹，“因此即使早在1月底，韓國僅有不到10名確診病例的情況下，政府就與相關業界進行了交談，並爲生産測試盒進行了快速批准，正因爲如此，韓國沒有遇到任何在大量生産測試套件中的需求短缺問題”。
據第一財經記者查閱，截至4月3日零時，該國接受檢測的人員數量已經超過41萬，並仍在以每天超過8000人的增速上升。
最後，韓國至今沒有出現疫情反撲的另一個積極因素是，政府對確診病例的接觸者進行了非常積極的追蹤。“封鎖會産生巨大的社會經濟成本，而另一個選項，就是進行非常廣泛的追蹤”，權順萬解釋，“韓國是一個無現金的社會，人們甚至在購買星巴克的時候都在使用信用卡，幾乎百分之百的人都在使用信用卡乘坐交通工具。因此，我們可以很輕松地通過信用卡記錄找到你去過的餐廳、商店，使用的運輸工具”。
權順萬稱，韓國民衆對這種追查方式也幾乎沒有任何爭議，這背後的原因，則是在五年前的MERS危機後，民衆對于這種措施有著強烈的公共支持態度。
新加坡：根據風險按比例實施對策
在新加坡，新加坡衛生部傳染病管理司司長李堅明（Vernon Lee）介紹，該國采取了一種“風險校對”的政策，即采取的措施與其面臨的實際風險相稱並成比例。他稱，這其中有大量模型專家和其他領域的專家參與，以預測接下來的幾周將會發生什麽，從而采取最相應的措施。即在疫情的不同嚴重時期，采取不同量級的對措。
4月3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通過電視講話宣布，將采取包括關閉學校、商業設施、減少人員流動等措施。李堅明對此解釋，這是因爲新加坡發現了更多集群式病例，並擔心情況會進一步擴散。“我們仍將允許基本工作繼續進行，同時鼓勵企業在網上工作。” 李堅明表示，“我們會針對情況使用不同的政策。這是一場馬拉松，我們不知道它會持續多久，這是我們認爲最爲可持續的方式。”
“這不僅僅是爲了防止所謂醫療擠兌，也是想讓社會和經濟保持這種平衡。因爲如果做得太少，該病毒將很快擊敗你。但如果做得太過，那麽這種藥方可能比病毒本身更致命。因此，我們致力于按比例並根據實際風險進行這種平衡。” 李堅明說。
李堅明還表示：“我們認爲疫情可能會長期發展並成爲所謂新常態，因此我們建議個人有良好的衛生習慣，並在不舒服的時候承擔社會責任待在家裏。這些是我們向公衆發布的教育信息，以使他們有能力照顧自己的健康，並保護他人。”
WHO：謹慎使用抗體測試
在日內瓦當地時間4月3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世界衛生組織WHO緊急衛生事件項目執行主管瑞安（Michael Ryan）博士稱，在不同國家死亡率不同，主要原因是社區中年齡分布的差異以及有些地區醫療系統過載兩個因素。
瑞安表示，有些地區的人口中老年占有較高比例，由于該年齡組死亡率更高，導致這些地區總體病死率可能與其他地區並不相同。中老年人群的潛在健康狀況也可能導致更糟的結果。另一方面，承受巨大壓力的醫療系統會導致更多的醫生和護士被病毒感染，從而殃及患者的治療。
WHO新興疾病部門負責人範科克霍夫(Maria Van Kerkhove)博士則指出，各地區根據流行病學的疫情傳播情況，在找出病例方面所做的工作存在很大差異。在許多醫療系統不堪重負的國家，他們會將重點放在先找出症狀嚴重的病例上，因此沒有將社區中的輕症或無症狀的病例計算其中，因此這也可能導致更高的死亡率。
範科克霍夫進一步提出，重症監護病房（ICU）中的年齡特征也應該引起注意。她說，在ICU中，大多數重症患者往往年齡較大或患有潛在疾病，“但是我們在某些國家看到的是，有些30多歲，40多歲，50多歲的人也在ICU死去。”
瑞安也補充說，在過去的5、6周內，意大利每6個死亡病例中就有1人低于60歲，在ICU中有10%-15%的病患小于50歲。這並不是疾病的傳播發生了變化，而是由于病例的增長和臨床數據的收集，我們開始看到這種疾病對年輕人和老年人都有影響。
而對于目前不少國家決定啓用的特異性抗體檢測，範科克霍夫稱，現在有大量的分子測試和血清學測試可供使用，其中一些已經在某些國家獲得批准。目前，WHO正在與許多國家合作，以探討血清學檢測的使用，並評估該地區人群的抗體水平。
瑞安對此補充道，目前我們使用的PCR類型檢測可以通過口鼻取樣檢測出病毒的存在，但血清學測試不是檢測病毒的，而是測試人們對病毒的免疫反應。換言之，這種測試的目的是確認你是否近期或過去感染過某種傳染性疾病。
“在使用這些測試時我們必須小心，它可能診斷出你曾經被感染過，但卻不一定能被用于檢測正在感染中的病例，或者你可能感染了該病毒卻沒有産生抗體的血清反應。所以，在使用這些測試時必須進行非常仔細的校准。” 瑞安稱，“我們歡迎所有創新，我們需要全面的測試工具，但在推廣時必須對其要達成的目的非常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