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同心，其利斷金。爲了使自己的事業取得一個美滿的結果，弟弟李達與兄長李標和朋友賀韻（以上均爲化名）按照有錢出錢、有智出智、有力出力的原則，于2007年合夥創辦了一家私營科技公司。經過10多年滾動發展，三人均業有所成，公司也小有名氣，但在花錢上他們一直保持著節儉的習慣。
“我在公司工作整整11年，期間有10年未領過工資，所以，家裏買房遇到了經濟困難。”李達說，當他開口要求當董事長的哥哥李標支付工資時竟被一口回絕。李達知道公司正處于爬坡攻堅階段，要花錢的地方很多，但他認爲自己按照《合夥協議》要求支付工資獎金是合情合理的。
經多次交涉無果，李達決定申請勞動爭議仲裁。仲裁受理後，讓工會先進行調解。調解員分析案情後決定從兄弟手足親情入手，一邊講法一邊講理，最終通過家庭聚會化解了矛盾，幫李達拿到了90萬元獎金。
協議約定盈利分紅
員工10年未領工錢
一接到仲裁委轉來的案件，工會調解員就覺得李達訴公司這個案子十分新奇且特殊。其特殊之處在于：一家公司竟然10年不向員工發放工資，而員工仍堅持上班且沒有提起過仲裁。員工這般堅守，原因何在？現在，員工突然申請仲裁向公司索要工資，這背後的原因到底又是什麽？
調解員注意到：該案立案時間是2019年初，李達的仲裁請求只有兩項，一是要求確認與公司存在勞動關系，二是請求支付2008年至2018年期間的工資共計90萬元。
“90萬元工資，10年沒有支付，這是什麽工資？”爲弄清這個新奇的問題，在熟悉案情後調解員立即聯系李達，請他當面說明情況。
李達介紹說，2007年初，他與哥哥李標及李標的同學賀韻商議，打算由他們三人合夥成立一家科技公司。當時，他手頭緊張，出資較少，是小股東。哥哥李標出錢多又掌管技術，因此，推舉李標當公司法定代表人。就這樣，哥哥李標成了在公司說話最有權威、絕對控股的大股東。
李達說，在制定公司章程後，三人還簽署了《合夥協議》。該協議約定：如果公司當年盈利，年底公司按照出資比例以“年終獎”形式給李達和賀韻分紅。
“自公司成立至今，公司年年盈利，但李標作爲大股東一直以各種理由拒絕發放年終獎。”李達說，他礙于情面，就這麽一直拖著。
家中買房急需用錢
兄弟之間産生矛盾
李達說，他一直沒有向公司要錢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作爲外人的賀韻也沒有提出這個要求。在外人還沒有要錢的情況下，在二位親兄弟主導的公司裏，李達更不好意思提這件事。可是，到了2018年底，李達實在憋不住了。
“這些年公司效益不錯，我幹得也還可以，但家裏沒房子住。”李達說，他與開發商簽訂合同後，因手裏沒有錢只得向銀行借貸。考慮自己10多年沒領工資，所以，他打算用這筆錢進行還貸。
“我向公司要錢的依據是《合夥協議》。”李達說，他哥哥李標堅持不給錢的原因是公司連續多年沒有盈利，沒錢發年終獎，更沒錢分紅。
“公司掙沒掙錢、盈沒盈利，我們大家都清楚。至于哥哥說沒錢發年終獎、沒錢分紅，那都是表面的東西。在私人企業裏，這些錢雖然不叫工資，實際上就是工資。”李達說，工資屬于勞動報酬，按照《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規定，無論公司是否盈利，工資是必須發放的。
“由于說不動哥哥，我只能申請勞動爭議仲裁。”李達請求調解員給他講講理，看他應不應該拿到過去10年的工資。
借助親情著力調解
員工獲得報酬90萬
聽完李達的講述，調解員認爲，本案的爭議焦點是：《合夥協議》中所約定的“年終獎”是什麽性質？李達是否可以“年終獎”屬于工資總額構成部分向公司主張？而本案的特點是除了法律糾紛外，雙方還存在親戚關系。這是一起法理與情理交織在一起的勞動爭議案件。
爲此，調解員向李某建議：一是通過聚餐或其他方式召開一個家庭會議，並邀請哥哥李標出席，然後，請家裏長輩們一起說服李標並督促他盡快給錢。二是調解員直接與李標溝通，告訴他不支付工資報酬的法律後果。李達同意試試看。
于是，調解員撥通李標的電話，李標在電話中一再強調：“公司不欠李達工資。現在，公司效益這麽不好，哪裏有錢給他發年終獎？即使發年終獎，是不是也得看企業有沒有效益？看公司的經營情況？”
在交談中，李標透露出了爲難之處。這時，調解員不急于否認李標的主張，而是從正反兩個方面告知他：公司應當支付李達的年終獎金，否則，將會産生對公司不利的法律後果。
調解員告訴李標，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關于工資總額組成的規定》，工資總額由計時工資、計件工資、獎金、津貼和補貼、加班加點工資、特殊情況下支付的工資等六部分組成。其中，獎金是指支付給職工的超額勞動報酬和增收節支的勞動報酬，年終獎是獎金的一種形式，是工資的構成部分，屬于勞動報酬。
“勞動者的固定工資和年終獎都屬于勞動報酬，二者的區別是：每月發放的固定工資數額是固定的，而年終獎往往與公司的經營狀況、盈利能力、員工表現、績效完成情況等有關，數額具有不確定性。目前的法律法規雖然對公司是否發放年終獎沒有硬性規定，但公司可以通過合同約定或規章制度自主決定等方式，明確年終獎發放的條件、數額、時間、方式。”調解員說，具體到本案，由于爭議雙方已經簽署《合夥協議》，並在該協議中對李達的年終獎發放事宜進行了明確的約定，那就應當依約履行。否則，既違約又違法。
最終，調解員通過善意提醒的方式告知李標，按照處置勞動爭議的司法程序，如果公司不按照法律規定履行義務，人民法院等機構可以對相關人員采取限制高消費措施，如不得乘坐高鐵或其他動車組列車一等以上座位，乘坐交通工具時不得選擇飛機、列車軟臥、輪船二等以上艙位，不得在星級以上賓館、酒店等場所進行高消費、度假，子女不得就讀高收費私立學校等。
聽了調解員的話，李標想了想說：“我其實也想給他，但公司現在真的很困難，我實在沒有錢給他。”後來，李標陷入了沉思……
半個月後，在李達組織的家庭聚會上，李標同意支付年終獎，且在聚會後將90萬元年終獎支付給了李達。至此，這起拖欠10年之久的90萬元勞動報酬終于結清！
（本文案例引自《勞動爭議調解工作指引》）
□本報記者 趙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