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 黃琳
9月1日，“深圳將學習新加坡住房模式”登上微博熱搜。這源于8月28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設局黨組書記、局長張學凡在一場發布會上表態，“新加坡是深圳學習榜樣，未來深圳市60%市民將住在政府提供的租賃或出售的住房中。”
爲實現以上目標，深圳將展開成規模的建房行動，包括商品房和公共住房。對于後者包含的公共租賃住房，深圳希望通過5至8年時間補短板（每年建設公共租賃住房10萬套），以此穩定房地産市場，讓市民從“住有所居”邁向“住有宜居”。
從時間來看，此番表態距離“深八條”頒布不過一個半月。近段時間，深圳在房地産方面連番舉措、動作頻頻，無疑是下定決心要維護房地産穩定均衡發展，平衡市場供給和人民對居住環境的需求。但是，即便是照搬新加坡模式，是否就能幫助深圳實現“住有所居”，還是未知數。
逐漸靠攏
深圳學習新加坡的前提是二者有相似之處。
從城市發展來看，新加坡是東南亞地區的一個島國，上世紀60年代就有“亞洲四小龍”之稱，經濟實力過硬。據統計，該國2019年擁有570萬人口，國土面積約724.4平方公裏，人口密度高達7500人/平方千米。
深圳作爲中國人口密度排名前十的城市，40年來常住人口增長42倍。與人口一同飛速增長的，還有深圳的經濟。2019年，深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6.25萬元，穩居國內各經濟特區之首。
“深圳和新加坡擁有很多相似性，”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這些相似性包括外來人口規模比重大、城市用地相對緊張、經濟實力強勁等。正因如此，深圳要學習借鑒新加坡住房模式有較好的基礎。
擁有相似發展路徑的二者亦面臨著同一個問題：住房困境。
如今快速發展的深圳人均居住面積僅有27.8平方米，低于國家和廣東省最低標准線。許多人陷于仰望商品房，卻住不進公共住房的困境。如何破局？深圳將目光聚焦在新加坡模式上。
新加坡建國初期曾經曆住房危機，匮乏的住房難以容納加速增長的人口，數以千計的人居無定所，“新加坡住房模式”應運而生，即通過新加坡國家發展部建屋發展局提供遠低于市場價格的組屋，滿足各種家庭結構多層次的住房需求，從而形成嚴格分配管理、有效抑制投機的制度，實現“居者有其屋”。
實際上，爲解決住房問題，深圳曾在2018年就借鑒過新加坡住房模式進行“二次房改”，即是將政策性住房（人才房、安居房、公租房）的占比提升至六成，讓中低收入的人們得以改善居住環境。
“深圳‘二次房改’已將政策性住房提升到60%，可以說是達到國內目前最高比例，這其實也是在向新加坡住房模式靠攏。”中國城市經濟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宋丁對時代周報記者說，新加坡住房模式主要是解決深圳住房失衡的問題，特別是給中低收入的人群提供住房機會，畢竟生活在深圳的人有70%還沒有房子。
如何落地？
在輿論對深圳學習新加坡模式議論紛紛之際，不少人對深圳借鑒新加坡模式的落地實施提出質疑。
質疑的焦點多是圍繞外來人口與公共服務資源配套。有網友認爲，新加坡模式針對的是本地常住人口，以此避免其他地區外來務工人員因廉價住房蜂擁而至。即是，外來人口不享有組屋優惠政策。
但深圳不一樣，“來了就是深圳人”。深圳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有1343.88萬人，其中非戶籍人口849.1萬人，占比超63%。外來人口數量龐大，如何將此模式落地，以實現“住有所居”，仍是深圳一大挑戰。
此外，深圳學習新加坡模式後如何實現配套資源平等分配，教育資源、醫療資源等，是否又能跟上住房政策改革？
嚴躍進認爲，近兩年來，深圳樓市顯露出的一大問題就是教育資源的稀缺，這是新加坡模式沒有重點提及的。因此，在解決深圳當下住房困境的同時，教育資源的供給和分配均衡化也是需要關注的內容。
“單純依靠政府主導房地産市場會造成財政上不小的壓力，”嚴躍進建議，可參考德國的租賃市場模式，通過發展公共租賃住房等推進深圳樓市改革。
宋丁認爲，深圳過去積累的問題較多，特別是違法建築等，新加坡模式並不適用。“此外，目前緊張的用地問題和用地成本是‘新加坡模式’並未涉及到的範疇，這一用地問題也是深圳‘二次房改’面臨的問題。“他說，包括深圳有大面積的城中村等問題待解決，一旦相關政策出台，這一系列問題都需要妥善解決。
時值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如何結合自身複雜的現狀，學習借鑒新加坡住房模式，解決當下的住房困境，深圳仍需不斷地摸索和反複地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