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祐二年的秋天,東海如常洶湧。
風浪肆虐的海面上,不止潛藏著船只傾覆的危險,也充滿難以想象的巨大商機。
十月,大宋于泉州設立“市舶司”,總領“福建路”海外貿易,此舉使泉州港的經濟、政治地位得以提升,從此宋室加大對于泉州港的投入與建設,面向東海與南海,開展舉世矚目的海上貿易。
短短數年之後,泉州港便成爲東南沿海的主要輸出港,更被視爲“海上絲路”的起點。
繁榮昌盛的北宋,由此拉開了對外貿易的劃時代大幕。
(資料來源: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黃純豔教授所著《宋代海外貿易》)
直到北宋靖康二年,完顔宗望率領金國鐵蹄,踏破汴京城門,徽欽二帝被俘,昔日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一夜之間淪爲階下囚。
當二人被大軍裹挾著,沿漫天黃沙前往未知的北國,等待他們的,是長達半生的恥辱與牢獄。
而遠在應天府的康王趙構,于動蕩中即位稱帝,改元建炎,南宋政權由此建立。
紹興八年,南宋正式遷都臨安。
隨政權一同遷往南方的,不止是大宋兵馬,還有北方的大量勞動力與技術資源,爲當地帶來先進生産技術的同時,也宣示著大宋經濟重心的南移。
很快,南宋以東南沿海地區爲經濟基礎,廣開口岸,全力發展對外貿易,一度成長爲北宋時期東南沿海最大港口的泉州港,更是借著靠近政治中心的春風,愈發的如日中天,隨著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一艘艘大型商船出港揚帆,奔赴廣闊無垠的南海,滿載著宋人的希望與野心,駛向遙遠未知的異國他鄉。
航海的拓展和獲利往往伴隨著同等的風險,不少商船因爲風浪葬身海底。1987年,一艘在地下長眠了840多年的宋代沉船在廣東陽江海域被發現,這就是震驚中外考古界的“南海一號”。它的打撈出水,讓我們得以窺見當時貿易的繁盛。
位于廣東陽江的“海上絲路博物館”是“南海一號”的“歸處“,整艘沉船被置于博物館裏的”水晶宮“內。流連于博物館之內,隨處可見“水”在沉船殘骸中留下的斑駁印迹。
如浸泡八百年之久的宋代瓷器,雖保留著一抹往日的淨白,卻在海洋沉積作用下,與腐朽的沉船融爲一體。
再如重達千斤,造型古樸的“木爪石碇”,曆經八百年悠然歲月,無論海浪如何沉浮,始終與水爲伴,深埋海底。
“南海一號”的始發港,至今仍然未能確立。目前較爲主流的推論,認爲此船當年是從“海上絲路”的起點——福建泉州港出發。
尤其是“靖康之難”以後,隨著大宋政權與北方技術資源南遷,爲東南沿海地區注入了新的活力,大量工匠結合當地的不同文化,創造出更爲精美的瓷器,經泉州港裝箱上船,代表中華文化遠銷海外。
而與“南海一號”一同出水的大量瓷器,經專家鑒定,其中80%的“青白瓷”正是來自泉州,援引泉州博物館館長陳建中所言,“南海一號”上存在的大量泉州青白瓷,足以證明在泉州就已裝滿貨物,無須在廣東加貨,沉船的位置,也是遠洋船只駛離泉州港進入“海上絲路”的必經海域。
(資料來源:泉州網-泉州晚報20160102)
所以結合前文所述,“南海一號”由泉州港起航的可能性很大。
但即使如此,此推論也僅是衆多“可能性”中最接近現實的一種,關于始發地究竟是否爲泉州港,目前只能通過種種蛛絲馬迹去推測,尚無法一錘定音,造成這種困局的原因,與“海上絲路”的固定航線是否明確,有著極爲密切的因果關聯。
正如“南海一號”水下考古隊領隊——崔勇教授所說,雖然“海上絲路”的概念提出已久,但具體航線多年來始終未能明確,這就給研究古代對外貿易,以及解讀後續一系列的曆史信息,帶來一定困難。
而“南海一號”,以及衆多沉沒南海的古商船,正是“海上絲路”存在固定航線的有力佐證。因爲古商船的沉沒位置,如同一座座無形的“路標”,通過水下考古,便能勾連出一條“海上絲路”的完整航線,雖然對于後世來說,商船的命運或許太過沉重,悲壯,然而考古人員卻可以根據航線,發掘出更多具有曆史價值的文化遺産,甚至最大程度還原一段曆史的全貌。
例如目前發掘出的文物與史料表明,八百年前充滿冒險精神的大宋商人,曾一度抵達紅海沿岸與非洲東海岸,諸如“麻嘉(麥加)、勿斯裏(埃及)、呲啫耶(突尼斯)”等國,也皆與大宋展開了直接貿易。
尤其是南宋時期,與上述國家日益密切的遠洋貿易,大大開拓了南宋的海外市場,由此新增了旺盛的商業需求,進一步拉動了手工業的飛速發展,使得南宋時期的廣州與泉州等地,興建起大量的瓷器與金銀器制造中心,並培養出一大批手法純熟的工匠,硬件與軟件的強強聯合,造就出南宋初期與中期蓬勃發展的制造業,由此出現了新的經濟增長點,而對外出口商品爲大宋帶來豐厚利潤的同時,進口貿易所獲得的稅收也同樣不容小觑,援引《中國海外交通史》的統計數據,南宋時期通過“市舶司”所獲得的進口貨物稅收,已由北宋皇祐年間(1049年—1054年)的53萬貫,增長到南宋紹興年間(1131年—1162年)的200萬貫,這足以說明,海外貿易已成爲南宋時期國家的重要財政來源之一,使南宋在經曆初期的動蕩時局後,得以出現經濟繁榮的盛況。
(資料來源:陳尚勝(曾任中國社科院曆史研究所所長,現爲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陳高華(現任山東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合著《中國海外交通史》第134頁《第三章·宋元:海外交通的鼎盛》)
而大海,正是這一切的基礎,海水的力量不僅能夠驅動船只,也能夠爲一方經濟建設帶來巨大的助力,起伏不定的洶湧怒浪雖然充滿了未知,但也憑借寬廣的胸懷,驅載著無數冒險者通往成功的彼岸,類似“南海一號”滿載大宋瓷器等工藝品的商船,更是作爲友好的象征,憑借大海這一包容萬象的載體,將中華文化傳播到更爲廣闊的異域。
隨“海上絲路”在不同時期遠銷海外的重要商品中,不止有宋朝時的瓷器大放異彩,還有以梧州六堡茶爲代表的廣西茶飲,得益于西江水系充沛的水分滋養,也曾由“海上絲路”遠銷外邦,享譽一時。
六堡茶因原産于廣西蒼梧縣六堡鄉而得名,是黑茶的一種。沖泡後湯色紅濃明淨似琥珀色,香氣醇陳,滋味濃醇甘和,因其獨特的風味,百年來遠銷海外,紅極一時。
時至如今,六堡鎮的茶葉制作工藝,從采摘再到炒制,依舊延續古法,曆經殺青、揉撚、渥堆、幹燥等步驟,最大程度保持古人創造的獨特風味。
但六堡茶的獨特風味,卻並非一蹴而就,反而有著漫長的發展曆史。
縱觀古今,六堡茶共發展出兩大系,分別是現代工藝六堡茶(俗稱熟茶或廠茶)與傳統工藝六堡茶(俗稱農家茶或生茶),“熟茶”經過渥堆發酵,口感更接近普洱茶的熟茶,並且“六堡茶”雖然屬于黑茶,但“熟茶”的口感比常見的黑茶要更爲濃醇,反觀傳統工藝制成的“生茶”,即與古法一脈相承的制作工藝,未經渥堆發酵,所以泡制以後的口感,與綠茶或普洱生茶相接近,亦是最接近古人原始口感的茶葉,然而兩種茶系不同口感的形成,卻均來自于同一水系——西江。
可以肯定的一點是,西江的水,在六堡茶的生長過程中,起到了無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位于嶺南地區的梧州,正好處在浔江和桂江以及賀江交彙處,三條江水彙聚而成西江,貫通梧州全市,因而梧州自古便被稱爲“三江總彙”。
下轄的蒼梧縣六堡鎮自然也不例外,千百年來,沿岸人民百姓飲水灌溉,皆取自西江水系,蜿蜒的六堡河如同西江水系延伸出的命脈,流入六堡鎮中,提供著源源不斷的發展動能。
西江的水,仿佛有著一種孕生萬象的靈力。
這種靈力不止體現于“三江總彙”的廣納豪邁,也不止于西江對于人的給養,即使流連于梧州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美麗淳樸的壯族姑娘,使你忍不住感歎,西江的水可真養人,但當你隨著西江延伸出的六堡河,走入靜谧祥和的六堡鎮,再接過壯族姑娘親手遞來的新鮮茶葉,肯定就會明白西江水系之于作物的重要性。
水的作用,于六堡茶的莖葉之間,纖毫畢現。
從科學的角度來說,六堡茶在生長過程中,相對濕度要接近茶樹生長所要求的80% ,而在雨季時更要高達83 ~ 84%,緊鄰六堡河,使這一生長條件得到有效滿足,與此同時,受六堡河的影響,六堡鎮的土壤肥沃,潮潤,含有豐富的有機質,且茶田通常建在土層結實,水源充足的緩坡地,便于茶葉在生長過程中得到有效灌溉及排灌,于此前提下生長出的六堡茶,莖葉光潤,根部呈紅褐色,間有金黃花,沖泡過後茶湯紅濃,香氣陳醇,獨具類似“槟榔香”的味道,這正是六堡河,乃至西江水系賦予六堡茶的天然特色。
(資料來源:梧州市氣象局+蒼梧縣氣象局·编著:《梧州气象研究与应用》第40卷:《梧州市六堡茶氣候適應精細化種植區劃》)
然而從曆史的角度來看,位于嶺南與西江水系中心區域的梧州,雖然擁有“三江總彙”的充沛水源,最早卻不種茶,甚至連蒼梧當地人所喝的茶葉,也不具備種植規模,而是上山采摘野茶煮飲。
那麽問題來了,究竟從何時起,梧州才開始大規模的種植茶葉呢?
這還要從一場聲勢浩大的古代戰爭說起。
公元前221年,即秦始皇三十三年,秦皇嬴政征調五十萬大軍,意圖平定嶺南。
然而當秦軍浩蕩挺進嶺南山區時,恰逢盛夏,天氣潮濕,悶熱難耐,習慣北方幹燥的秦軍,大多苦不堪言,卻于當地所見嶺南農夫采摘山中野茶,直接煮飲,既消汗去暑,又止渴祛濕,于是秦軍紛紛效仿,采摘山中茶葉煮而飲之,果然濕熱皆除。
此後,來自關中地區,掌握先進農業生産知識的秦人,便開始依靠充足的水源,大規模的開荒種茶,由此,中原地區先進的農業生産技術得以引進嶺南,廣袤的茶田開墾而生,最終使得飲茶成爲當年,乃至延續如今的生活習慣。
(資料來源:廣西壯族自治區農業廳·《广西地方志》编簒委员会·编:《广西通志·農業志·种植业卷·茶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但相對來說,這一時期的梧州乃至嶺南地區,無論在茶葉生産,制作工藝,以及飲茶文化等方面,均相對原始,即使茶葉種植成規模,尚未發展出兼具人文特點的茶文化。
時間繼續向前推移,再到漢武帝劉徹平定南越以後,遂定九郡,其中便有“蒼梧郡”,由此拉開了劃時代的茶文化序幕。
《漢書·武帝纪》:元鼎六年冬十月……遂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儋耳郡。
而後,漢武帝派商船隊,由廣信(蒼梧郡的治所在廣信,即政府駐地)等地出發,前往南洋諸國,由此開啓了漢朝時的“海上絲路”,並將蒼梧等地的茶葉,作爲重要商品,通過“海上絲路”運往當時的東南亞等地區銷售,再到唐宋時期,隨著水路的暢通與貿易的擴大,不斷引來天南地北的茶商,將茶文化傳播到更爲廣闊的天地。
(資料來源:廣西六堡茶網《六堡茶發展的四個曆史》/茶學家陳椽·著《茶业通史》)
(注:“海上絲路”是一個相對而言較爲籠統的概念,嚴格來說是古代中國與東西方不同國家間所有經濟,政治、文化往來通道的總稱,隨著時代發展與曆史變革,“海上絲路”起點也分多次改變,漢代時爲“徐聞”與“合浦”等地,到宋代時,則變成“泉州”等地。資料來源:《中國大百科全書:絲綢之路》/人民網《“絲綢之路”名稱是誰發明的?》)
在這漫長的曆史進程中,六堡河既是見證者,也是守護者。
而流淌于河中的水,則是萌發一切的溫床。
但如果沿著西江繼續行往西北,你會驚訝的發現,水的形態從六堡河再到陽朔,産生了意想不到的轉變,于是當我們仰望陽朔十裏畫廊的群山峻嶺,低頭看向腳下川流不息的漓江,如同步入了光怪陸離的時光隧道,一切壯麗的景觀,都恍如隔世。
水,在此處是形成一切的關鍵。
漓江貫通其中,充沛的水源和降雨造就了茂密的山林,像是爲壁立千仞的陽朔群山,披上一件翠綠的青衣,妝點了十裏畫廊的旖旎。
其次是人,在此處繁衍生息的壯族人民,千百年來親水而居,形成了別具一格的生活習俗,聽著猶如漓江水般柔情曼妙的歌聲,你會發現水賦予文化的缤紛色彩。
但要說到文化的形成,陽朔與六堡鎮實則有著殊途同歸的淵源,因爲同一場戰爭,卻對兩地分別産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曆史影響。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遣大將屠睢(suī)率五十萬大軍南下,行至嶺南時,兵分五路,先後征百越,定五嶺。
《史記·七十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 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
(譯文:秦始皇派遣大將屠睢,率領大軍,乘坐樓船,南下攻打百越。)
《淮南子·人间训》:秦始皇派遣国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杀南野之境,一军结余干之水。
(譯文:秦始皇派遣國尉屠睢,領五十萬兵馬出征,共分爲五軍,一軍進攻镡(chán)城(今湖南靖縣)、一軍鎮守九嶷(yí)(今湖南宁远南部)、一军驻扎在番禺(今广东广州)、一军攻打南野(今江西南康)、一军集结于余干(今江西余干)。)
豈料行至南越,大軍遭到當地百姓殊死抵抗,鏖戰三年,終于陷入軍糧不足的困境,爲運糧饷,秦始皇便命監禦史“祿”修運河,廣通水利。
《淮南子·人间训》: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以通粮道。
(譯文:由于南越百姓殊死抵抗,秦軍每天都不敢卸下甲胄,也不敢松開弓弩,就這般緊張對峙了整整三年,到最後監察軍事的監禦史——祿,他眼看糧草將盡,便率領士兵修鑿水渠,以通糧道。注:此處“監禦史”是官職,“祿”是人名,由于無史料記載其姓氏,故史書中多稱“史祿”,意思是“名爲祿的監禦史”。)
《史記·七十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 使監(史)祿鑿渠運糧,深入越。
(譯文:監禦史——祿,鑿通水渠運來糧草,秦軍這才得以深入南越。)
沒曾想,秦始皇當年爲了運輸軍糧而修建的“秦鑿渠”(靈渠的前身),卻一舉拉開了湘江水系與漓江水系連通的時代大幕。
“秦鑿渠”的暢通,可謂秦漢時期水利建設的重要裏程碑,若探討水利對于人的重要性,簡直不勝枚舉,如交通,當地百姓使用最簡易的竹筏,便可順江而行,去往湘江及遙遠的水域,乃至秦朝時的中原百姓,也可借助鑿通的水路南下,或經商,或旅行,中原文化由此傳入嶺南一帶,與當地的文化雜糅並進,所以從曆史的角度來說,秦鑿渠的修通,對于後世的影響可謂極其深遠,一是有利于民族融合,二是促進了文化交融,時至如今,陽朔當地仍可見古代中原文化遺留的痕迹,而水在這一過程中,便起到了通達的作用,甚至影響了這一地區往後千年的曆史進程。
如果陽朔地區自古修鑿的水利,對于人的最大作用是航運連通,那麽沿著漓江繼續前行,我們將會看到水之于農業産生的神奇現象:
龍脊梯田,或許是這世上獨一無二的農業奇觀。
水在這裏的作用,主要就是灌溉,宏偉的梯田景觀,仿佛是由水從雲間澆注而成。
但從科學的角度來說,梯田本質上是由“山體,森林,村寨,河流”組成的“四度同構”,一座梯田,並非狹義上所講的“階梯狀的田地”,反而是將梯田所在的山體,附近的森林,河流,以及依附梯田生存的人民與村寨等多種元素,全部囊括在內的生産體系,而人們利用梯田這種特殊構造實現農業生産,便形成了人與自然高度協調的完整生態系統。
換句話說,連綿起伏呈波浪狀的梯田奇觀,自成一座生生不息的桃源世界。
那麽問題來了,梯田依山而落,古人是如何在沒有現代化抽水設備的情況下,實現水利灌溉呢?
其實答案很簡單,無外乎兩個字:
降雨。
桂林在雨季時,降水量十分充沛,因此一到雨季,鱗次栉比的梯田構造,便能起到由上而下自然灌溉的作用,雨水會先落在最高點,再滲入山體之中,繼而通過重力向下流淌,當流進山體上的岩石裂縫時,多余的水流又會形成“隙泉”,這部分的隙泉會長時間流淌于梯田頂部與山體的細溝中,再加上梯田本身類似“蓄水池”的構造,可以最大程度的留存水分。
因此在雨季時,大部分的降雨足以保留在梯田之內,而滲入梯田中的雨水,又能進入山體內部的縫隙,被稻田根部直接吸收,一層水滿,則繼續流往下一層,多余的水分最終滲入地下,經過森林與河流的蒸發,再次融彙成雨,最終形成一套看似複雜,實則完善的水循環系統,如此內外合一,便使得梯田完成灌溉。
那麽如果是在旱季呢?若天不降雨,又該如何實現灌溉呢?
其實答案也很簡單,因梯田並非獨立建造于山體之上,山體附近基本都有著充足的河流與地下水源,最早梯田選址設計時,古人也是充分利用這一點優勢,所以在雨季時,地下水源由于降雨的緣故,補充了大量水分,相當于在山體之下形成一座隱藏水庫,而到了旱季,潛藏于地下的這座“水庫”,便能爲山體中的稻田補充水分,古人的這種設計思想,從唐宋時出現,一直延續至今,爲龍脊梯田的自身水循環,起到了決定性的關鍵作用。
經過數百年的時間,以及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使梯田不僅養育了一方百姓,更成爲我國東南地區一道獨特靓麗的風景線。
而從自然的角度深入思考,這也正是人類合理利用水的力量,轉化自然資源爲己所用的最佳方案,真正形成“水利人,人利水”的共生關系。
從“南海一號“到六堡茶,再從陽朔到龍脊梯田,“水”對于不同風貌與不同文化的形成,均起到了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水生萬象”四個字,恰是對這一過程的完美诠釋,而這也是“2019寰行中國”別克·文化之旅以“水生万象”为主题的意义所在。
“寰行中國”別克·中国文化之旅由上汽通用汽车别克品牌打造,旨在传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同时深入诠释与践行“心静思远 智行千裏”的品牌精神。每年推出的同名紀錄片《寰行中國》向全球觀衆展現中國文化,曆年來在國際上屢獲大獎。
新一季的“寰行中國“從廣州出發,途徑陽江、梧州、陽朔和桂林,了解、觀察水是如何影響了社會的發展與文明的變遷。因爲對于中華文明來說,水有著起源與傳播的雙重含義。在華夏先民依賴水、認識水、利用水的同時,水亦塑造陶染了中華民族的性格,對中國文化與哲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中華文明的形態。
在這些與水有關的多元文化中,有些傳承至今,被後人發揚光大,有些則內秀于林,由于種種原因而鮮爲人知。
“別克·寰行中国”正是用文化之旅的方式,追寻“水”在中国历史中留下的足迹,发掘出更多宝贵的文化遗产,为我们拓宽文化的边界,领略江河湖海赋予的人文精髓。
下一站,我們將繼續向北寰行中國,途徑素有古代“三大水利工程”之稱的靈渠,走近神秘的古老苗寨,遊覽水創造的獨特文化與自然奇觀,感受水的造物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