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話是孟子說的，孔子自己說的是“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其實，不論是孔子，還是孟子，都未免太看重了《春秋》的震懾力與影響力。魯迅有言：“雖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然而現在的人們，卻幾乎誰也不知道一個筆伐了的亂臣賊子的名字。說到亂臣賊子，大概以爲是曹操，但那並非聖人所教，卻是寫了小說和劇本的無名作家所教的。”既然連“亂臣賊子”都沒有著落，那麽，能“以《春秋》”去“罪丘”的，也就無從說起。
本文想說的倒不是曹操，而是曹操的兒子曹丕。他才是結束了東漢196年曆史而堂而皇之地坐上了帝位的。曹操雖敢僭用天子車服，虐殺皇後皇子，卻還顧忌人家把他往爐火上烤。要說“亂臣賊子”，曹丕比曹操更有資格。
這位“亂臣賊子”登上帝位之後的一道诏書，偏偏就是尊孔的：
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泗沫之上，棲棲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尊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
孟子不是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嗎？“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曹丕卻不僅自稱爲王，而且直截了當地自立爲帝；“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曹丕卻幹脆“廢漢獻帝爲山陽公”。詭異的是，這位“亂臣賊子”生怕人家忘了史上曾有“孔子作《春秋》”，還在“诏書”中專門寫了此事，他又何曾有懼？孔子不是說“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嗎？詭異的是，這位“亂臣賊子”尊孔的調子比誰都高，用易白沙在《孔子平議》中的話說，叫做“實較漢武有加”。人家稱孔子爲“師表”最多不過“萬世”，曹丕說的卻是“億載”。至于“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更是言人所未言，還輔之以實際措施，不但“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而且“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于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如此等等，他又何曾“罪丘”？
曹丕尊孔在坐上皇位之後，這是他粉墨登場之時的一場重頭戲。不僅因爲那時他有了下诏書的權力，更因爲他很有這個必要。孔子的思想，最突出的一條就是維護君權，維護正統。曹丕借尊孔來維護被他竊取的皇權，以尊孔來爲他占據的皇位塗上正統的色彩。正因爲他的“君權”與“正統”很容易使人心犯嘀咕，他才更需要備加尊孔。曹丕的诏書說孔子“因魯史而制《春秋》”，他就不怕別人因此而想到“亂臣賊子”又進而想到曹氏父子有違禮制的種種作爲嗎？會作如此聯想的人在所難免，但我忖度，他很可能連眉頭也不會皺一下。“亂臣賊子”的標准或許是孔老夫子定的，敲定“亂臣賊子”的罪名落在什麽人的頭上，卻是權勢者的專利。曹丕匆忙拉起尊孔的大旗，率先占據了禮治的高地，即使按照孔老夫子定的標准原本會落在自己頭上的罪名，也只消憑籍既得之權勢來一個“乾坤大挪移”，不費吹灰之力，就可將這個罪名“移”到別人頭上去的。曹操說孫權“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之時，另有一言，叫做“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曹丕稱帝，名義上還是由漢獻帝來“禅讓”的。他們哪裏會把自己擺在“亂臣賊子”的位置上？曹丕的遺憾在于自己不爭氣，只當的六年皇帝就命歸黃泉，要不，就憑著他對他的親兄弟曹植之所爲，不整出幾個“亂臣賊子”來才怪。
順便說說“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中的“素王”。按儒學家們的說法，孔子修《春秋》乃是代王者立法，有王者之道而無王者之位，這遂有“素王”之稱。自古以來，“王者之道”能爲“王者之位”塗脂抹粉，說話算數，能夠一錘定音的，卻從來不是徒有“王者之道”的“素王”，即使是在自己地盤上稱王稱霸的“小國之君”，也比“素王”頂事。倒是那些弄文舞墨的人們，從孔子那邊學得一點“春秋筆法”，誤以爲真的能使“亂臣賊子懼”，鬥膽用將起來，卻是徒增幾多罪名，說不准自己先被弄成了“亂臣賊子”。
此所謂“弄文罹文網，抗世違世情”，在專制統治之下，乃是極爲平常之事。
（文/宋志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