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代起，本地講華語家庭的比例逐年下降，在約莫那個時候出生的千禧世代新加坡華人，幾乎成長在一個以英語爲主流用語的社會、一個開放並且能夠擁抱各方文化的全球都市。在身份上，新加坡年輕一代華人因此很多時候被視爲比較不糾結的世代，他們常被要求帶著‘新加坡人’的鮮明自覺去看待事物。然而，身處多元種族社會裏，這一群年輕新加坡人的日常生活，都沒有辦法完全擺脫或忘記他們與生俱來的華人身份，他們在很多時候不得不因應情境探索‘華人身份’的意義，進而思考新加坡華人有何獨有特質，如何真正與新加坡華族文化産生認同？隨著中國崛起，相關思考顯得更爲迫切:華人身份與中國機遇是否衍生‘社會資本’？更貼近‘文化中華’，等同更有意願追溯自己的根？
“沒錯，我們是傳統主義者，我們認爲本地南音藝術應該獲得重視，繼續傳承下去。但同時，我們也清楚知道，這麽說很主觀。藝術形式那麽多元，哪一種才能代表新加坡華族文化精神，真正值得捍衛，誰又說得准？”
在湘靈音樂社武吉巴梭路的社址，與音樂社成員交談，一觸及身份認同課題，湘靈成員之一李采遐（26歲）馬上抛出這個問句。她說，每每談及認同，一群人的話頭很容易回到自己熱衷的音樂上，但他們對南音的喜愛不盲目，也包含更深層的思考。
湘靈音樂社的核心成員都很年輕，幾乎都屬千禧一代，他們也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這相信是許多熟悉本地南音藝術者，對湘靈的印象之一。“年輕”這個標簽，也與湘靈走向專業化的目標相契合，在湘靈的許多演出宣傳冊子上，都印上了音樂社成員的青春面龐。
不過，一些人可能不知道，面對文化傳承的重擔，這一批年輕人其實也抱著矛盾的心情。
例如，湘靈音樂上的革新，曾讓南音這源自中國福建泉州的傳統藝術，登上了法國巴黎和美國紐約等國際城市的大舞台，但讓年輕演奏者感到最忐忑的，卻是2017年在新科大、一場回歸傳統的《禦前清客》經典演出。
團員蕭銘賢（25歲）指出，新加坡的觀衆對創新比較包容，實驗性的表演“他們看了可能不會砸石頭”，所謂的傳統卻很難立足。他的字裏行間充斥著一股焦慮感：“我們會擔心大家能夠接受原汁原味的傳統表演嗎？我們會想：觀衆受得了嗎？因爲身爲年輕人，我們對傳統這個概念也有刻板印象，有時候自己也受不了。”
年輕人希望華社改頭換面
湘靈年輕人面對的難題，其實恰恰是許多本地華人社團如今面對的最大挑戰：華社要如何在傳統與創新之間平衡，並且對年輕人的想法更爲包容？蕭銘賢說：“我認爲活躍于華社的年輕人都想要挑戰現有界限，希望華社能改頭換面，但他們往往會感受到阻力。”
許多受訪的年輕人對華社也還有另一期盼：他們希望打破語言疆界，讓傳統華社走出圈外，向更廣大的講英語社群伸出手，激發這個群體對認識華族文化的興趣。
一些人更因此開始自發組織同推廣華語和華族文化有關的活動。這些活動的共同之處，在于降低參加的門檻，不讓“不會講華語和方言”或“華語不夠好”，成爲局限。
碩士生傅一嘉（24歲）就認爲，年輕人並不是對文化不感興趣。“更多時候是因爲我們現在對于文化，抱著可選擇、可消費的概念，而華族文化的相關活動，沒有成功進入我們的核心消費圈。”
講華語不是“新加坡華人身份”唯一指標
根據2015年住戶調查報告，在家中選擇講英語的家庭比率已超越華語家庭，講華語家庭減至34.9%，講英語家庭增至36.9%，但受訪學者指出，講華語未必是“新加坡華人”身份認同的唯一指標。多年來投入華族身份認同建構研究的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陳慶文指出，爲了讓更多華語水平不高的年輕人接觸文化層面的東西，以英語爲主要溝通語言也許是必要的。
他說：“當然，我們不應該接受平庸，但如果門檻太高，‘華社’的定義太窄，又要求年輕人接受各種現有規範，那真的是只見樹木，不見樹林，結果錯過了重振華社的契機。”
岡州會館青年團主任黃钰清（29歲，自雇人士）受訪時指出，年輕一代新加坡人對本地會館的事務可能“連概念都沒有”，而語言是最大的障礙。她說：“也許他們覺得傳統會館的活動離他們的生活太遠，所以我希望尋找更大的平台，把‘華族文化’帶到社區。”
黃钰清與一群有相同理想並且活躍于會館青年團的年輕人，下月25日將在碧山民衆俱樂部舉辦一場嘉年華。取名“好嘢節”的活動，旨在把觸角伸向更廣大的廣東人年輕社群。黃钰清指出，參與者可透過工作坊學習粵語，會場上有舞師和武術講解，主要宣傳和溝通語言將是英語。
盡管在岡州會館的旗幟下，青年團也將籌備新活動，包括計劃推出粵語學習班，但“好嘢節”卻是黃钰清在會館管理範圍外，自發主辦。她說：“任何傳統會館都有一套既定運作模式，這次主辦嘉年華，我們的作風也許不是現有組織能夠接受的，但這不應該成爲一種阻礙。”
當華族身份認同碰上華語
在推廣華語理事會衆多理事中，本地英文詩人馮啓明（45歲）的形象相對鮮明。他指出，自己在理事會的存在，很明顯是爲了拉近講華語運動與講英語族群之間的距離，但過去三年來，他逐漸發現，這是越來越艱難的任務。
他說：“盡管講華語運動等推廣華語與華族文化的活動，受衆是廣泛定義的華人社群，沒有刻意設定對象，但很多時候我們真正接觸到的，都是那些已經相信學華語很重要的人。這等于是在向已皈依者宣教布道。”
被問及兩個群體間的隔閡是否真的那麽無法逾越，馮啓明說，那更多是因爲心理上的障礙。
參與推廣理事會活動策劃期間，馮啓明觀察到，理事會有一“學派”，相信華語的使用必須純正。“但這種純粹主義無形中把好大一個群體阻擋在外。”
“同時，本地的文化與語言推廣活動很多時候會讓人覺得它建立在某種羞愧文化（shame-based culture）上，傳達出去的信息是：你是華人，應該要會講華語。但這是非常老派的想法，與我們身處的時代脫節。”
符詩專：全球化浪潮和在地化力量
新躍社科大學新躍中華學術中心主任符詩專副教授分析說，新加坡年輕華人對族群身份是感到自豪的，但在語言方面，由于涉及政策與制度上的設計，很容易看到講英語的人，對講華語出現反彈，其一論述是高喊取消種族標簽模式。“在英語的語境裏，他們會說“I am not Chinese, I am Singaporean”（意指不要說我是華人，我是新加坡人）。新加坡人只講英語就好了，這過程中就把母語這件事給處理掉了。”
然而，近幾年來，在講英語的社群中，一些人開始對學華語和了解華族文化産生了興趣，符詩專將之形容爲“在地化的力量”，表示年輕人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開始思考自己“有什麽和其他人不一樣”。
推廣華語理事會主席蕭作鳴也指出，講華語運動已逐漸將重點轉向關注下一代母語教育的年輕家長，以及那些已離開學校、進入社會的年輕人。
唐羨珠：學華語跟學韓日語一樣很自然
與前年比較，由理事會主辦的親子才藝班參賽人數去年增加了10%，參賽隊伍達300多個。理事會也將與高等教育學府合作，將運動的宣傳工作交托給學生，由他們制作雙語視頻，推動鼓勵年輕人講華語的信息。
青年發展節目策劃人唐羨珠（30歲）最近則在面簿個人網頁上發文，詢問朋友群中，是否有興趣重新接觸華語，並且希望以什麽方式學習華語。她受訪時說，自己有意在現有學華語的途徑以外，爲身邊的人尋找輕松學語言的方法。
“我身邊有好些人都表達了興趣。其實，離開學校後，華語不是必修科，也可使用在日常生活中，對年輕人來說，負擔就變輕了。也許學華語可以跟學韓語和日語一樣，是很自然的事。”
權力下放青年團 宗鄉會館展現新面向
盡管未完全擺脫青黃不接的困境，本地傳統會館仍堅持一步步改革和引進新血的目標。過去三年來，200多家會館中，青年團數目已從原來的30多個，增至目前約43個。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將進一步推動權力下放的工作，包括讓會館年輕成員自組委員會，籌劃重點活動。
宗鄉總會青年委員會主任陳奕福，形容此次計劃爲一項突破，是宗鄉總會在推動會館轉型與發展青年會務的過程中，希望向外界展現的新面向。
陳奕福解釋說，過去不管是部長對話會或是公益活動，主要都由宗鄉總會青年委員會的15名成員籌辦，當中多是已活躍于青年事務的領導，但下來類似活動的籌劃與執行，將委任青年團團長負責組織活動籌委會，給予年輕人“更多表現的機會”。
宗鄉總會會長蔡天寶在2016年會員大會上發出“放心、放手、放權、放資源”給年輕人策劃和組織活動的明確信號，希望爲會館注入新血和生氣。陳奕福指出，宗鄉總會如今籌劃活動，對象群也放寬，要接觸的是“所有本地華人，並非傳統定義的華社群體而已”。
宗鄉總會回答本報詢問時指出，總會曆年來推展的活動都達到顯著成效。“通過與青年的互動與溝通，我們發覺，新加坡青年對于身份認同頗有意識，惟沒有充分地實踐。”
年輕華人務實看待中國機遇
中國軟硬實力的滲透力日益增強，盡管並未稀釋西方文化對新加坡年輕人的影響，但各方面數據顯示，本地不少青年近年來越來越重視“中國經驗”對職業發展的優勢，中國文化傳播力量也開始滲入。
這股也在許多地方吹起的“中國旋風”，是否會影響華人占大多數的新加坡社會面貌，或對“新加坡華人”身份認同的確立，多少引起華社內外的好奇，甚至是焦慮。不過，接受《聯合早報》訪問的年輕人均指出，他們更多抱著一種“在商言商”的態度，是很務實地看待中國機遇，即使傾向“文化中華”，也不代表認同“政治中國”。
林洵康：“同是華人”是新加坡年輕華人優勢
林洵康（26歲，實習律師）與周芹均（24歲，起步公司職員）曾在“國大海外學院”（NUS Overseas Colleges Programme）計劃下，到上海生活與工作一年。兩人最近剛回國，但已開始想念中國生活。
周芹均說：“我們真的很想回去。中國城市生活的便利與先進很有吸引力，例如透過微信就能叫外賣和完成很多瑣事。”
而對于林洵康來說，新加坡年輕一代華人的身份其實已經很鮮明，在上海實習，當地同事清楚知道華語不是他的強項，也認識到他是新加坡人。他認爲，有了這樣的身份自信，到中國發展的新加坡年輕人並不需要畏畏縮縮，可以“利用同是華人的優勢”，盡量去搶占更多商業上的利益。
林洵康也認爲，即使是在外交方面，面對中國，新加坡不需要刻意去彰顯主權意識。2016年，新加坡裝甲車在香港被扣留，新中兩國關系進入低潮期，當時林洵康還在中國實習；盡管朋友之間沒公開討論此事，但他在微信平台上讀到針對新加坡的負面評論，十分沮喪。
他說：“我很實際地看待這件事。我認爲如果新中關系處理得不好，可能會削弱我們這群想要到中國發展的人原來掌握的‘資本’。”
目前在北京大學念商科的蔡溢涵（23歲），從小在講英語的環境長大，但選擇到中國留學，因父親是商人，認爲中國是有潛力的市場。他說：“如果你問我到中國念書的具體意義，我會說那是與中國同學建立關系。我希望了解中國市場。”
中國實習機會及華語課程受歡迎
通商中國總裁孫雪玲指出，隨著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不斷推展，以及創新經濟的持續推進，通商中國觀察到，一些年輕人對中國經濟的興趣濃起來，這群人渴望加強華語能力，希望更深入了解中國當下的快速發展，但他們發現，目前沒有太多管道，能滿足他們到中國實習的需求。
通商中國正在籌備與高等學府和多家企業合作，爲新加坡青年創造更多實習的機會。繼通商中國與義安理工學院推出“啓航中國”課程後，它與另一高等教育學府共和理工學院合作推展的中國商務透視課程（China Business Perspectives），將在今年4月開課。
報讀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管理學院商務華語與中華語言文化類課程等的學員，也逐年上升，課程越來越受英文教育源流人士的歡迎。
根據本地大專學府提供的數據，到中國實習或交換的人數也普遍大幅增加。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校長（大學與環球關系）黃載賢教授指出，從2012年至去年，在“國大海外學院”計劃下，到北京與上海起步公司實習的國大生，以及到中國參與交換生計劃和短期交流項目的學生，人數翻了超過一倍，上個學年多達400人。
新加坡國際企業發展局中國司司長何致軒受訪時說，隨著新中經濟關系蛻變，中國對于新加坡而言，不僅是終端市場，也是創意與資本的源頭。他指出，以去年來說，國際企業發展局協助本地企業在國外推展的項目中，就有高達35%是中國項目。
中國影視節目建立口碑
在影視節目與流行音樂方面，“中國制作”的品牌在新加坡的口碑也越來越好。中國大陸視頻網站愛奇藝將新加坡視爲海外關鍵戰區之一；2017年，中國古裝電視劇《三生三世十裏桃花》登上搜索引擎谷歌熱搜排行榜，是新加坡人關注的十大電視劇之一。
星和（StarHub）內容業務部總監李素慧透露，在星和平台上，去年收視率最佳的十大綜藝節目中，幾乎都中國出産，包括《夢想的聲音》和《爸爸去哪兒》，與過往有很大差別。與2017年前半年比較，對比同個播出時段的電視劇，中國電視劇的收視率到後半年也顯著增加30%。
理性看待中國崛起
文化、社區及青年部政務次長馬炎慶去年獲連瀛洲紀念獎學金研究中國文化外交及流行文化；他受訪時指出，與中國節目制作人的交流，讓他認識到：中國目前把資源投入在創造自己的內容，這在文化傳播上會達到一定效應，也可能對新加坡華人觀衆有潛移默化的效果。
不過，馬炎慶與新躍社科大學新躍中華學術中心主任符詩專副教授均指出，這同時也爲新加坡提供了展現新加坡文化的更大平台。馬炎慶以本地歌手向洋在《中國新歌聲》比賽中取得優越成績爲例指出，這也能讓中國人接觸到新加坡年輕華人，了解他們的面貌。“例如，對方會知道，我們可以唱華語歌，也講華語，但思路和表達能力都以英語爲主。”
本地英文詩人、推廣華語理事會理事馮啓明認爲，“新加坡華人”這個概念雖非常抽象，但其基礎一定建立在某種特殊的認同上，而這與中國認同是不一樣的。他說：“身邊有一些人對中國的崛起表達期待，但與其說是一種族群認同，那更多是他們對亞洲勢力的強化感到興奮，兩者是可以清楚切割對待的。”
適當距離講究平衡藝術
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陳慶文認爲，種族歧視問題雖必須正視，但“華人特權”的標簽不應濫用，否則可能讓不同族群對彼此産生誤解，制造不必要的隔閡。
他指出，華社在討論新加坡華族身份認同時，必須謹記我們身處多元種族社會。與此同時，隨著年輕國人更重視新加坡人身份，以及族群之間的理解加深，華人即使投入華族文化推廣而變得更“華人”，或更關注中國，相信也不會被別人誤會是文化沙文主義者。
他說：“你關注中國的發展態勢，並不因爲是某種文化認同，而是因爲你知道那會影響全球華人，因此也會對你産生影響。”
新加坡新躍社科大學學術顧問郭振羽也同意，新加坡應該積極看待一個崛起的中國可爲我們帶來的利益。他說，“要保持適當的距離，這猶如一種平衡的藝術；如果我們太貼近，與本地其他族群的距離可能會拉遠，那就麻煩了。但要完全去疏離它，強調我們僅是新加坡人，那也不務實。文化認同不是零和遊戲。”
《聯合早報》與《海峽時報》首次展開跨語言合作《六封信 兩個世界 一個華人社會》，兩報年輕記者針對母語教育、崛起的中國和“華人特權”這三個課題的通信，已于本月13日至15日，完整地以中英文在兩報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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