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察：工作至死——中國式過勞面面觀

“什麽是996.ICU？工作996，生病ICU。”——2019年3月27日，一名中國程序員在軟件托管平台GitHub建立“996·ICU”項目，點燃了圍繞中國科企加班現象的持久爭論。底層員工對996怨聲載道；科企大佬稱之爲福報，激烈爭辯一度隨著新聞熱點淡去而消減，直到去年12月29日，生意蒸蒸日上的中國電商拼多多一名22歲女員工下班後猝死，輿論場對加班文化的爭議再度燃起。
加班現象在中國已不是潛規則，而是浮在表面的“打工人”群像，已然成爲中國企業乃至社會文化的一環。（互聯網）
沒錯，996（朝九晚九每周工作六天）、007（零時工作到零時每周工作七天，也指一天24小時一周七天隨時待命）等加班現象在中國已不是潛規則，而是浮在表面的“打工人”群像，已然成爲中國企業乃至社會文化的一環。一般人對中國加班文化僅有籠統的認知，覺得那是互聯網“大公司”的獨有風景線。但細看之下，中國不同領域、不同行業都有一定程度的加班文化。
《北京商報》在2019年11月26日的一篇評論中指出，互聯網公司作爲加班重災區，“996”甚至是更長的工作時長已經被視爲普遍存在的現象，“而這種制度正在蔓延到其他行業，如快遞員、醫療、媒體及其他企業員工。”
2020年11月，深圳一名外賣員小林送餐時爲了趕時間而闖紅燈，被出租車撞成重傷，昏迷兩個多月；12月21日，43歲的“餓了麽”外賣騎手韓某在配送了33單外賣後猝死。
在醫療行業，加班過勞常八九，遇到大規模公共衛生時間，醫護人員加班加點，過勞猝死的案例也曾發生。去年2月3日，湖南衡陽衡山縣東湖鎮馬迹衛生院藥劑組副組長、28歲的宋英傑在抗疫期間多日連續超負荷工作，勞累過度，于2月3日猝死在醫院的宿舍。
其他行業如法律、媒體等也難以幸免。曾在一家中國律師事務所工作過的許吉如在B站一段有近85萬播放率的演講視頻中說，她周末需要加班，往往工作時間是“9到5”（早上9點到隔天早上5點），在這段2019年7月22日上傳的視頻中，許吉如說：“入行之前我想過這行會很辛苦，但沒想到會這樣的辛苦。”
擁有哈佛碩士學位的許吉如一度嘗試演藝行業，發現不同的困難與艱苦。她在視頻中坦言，每個行業都有不同的困難，“有的苦在透支健康、有的苦在透支情緒。”
《中國新聞周刊》在2013年7月盤點了中國13大過勞死頻發高危職業。高級審計師、IT業從業者、外企500強精英位列前三。
事實上，中國不同行業雇員的過勞現象一直都存在，2011年4月10日晚，普華永道上海辦事處的25歲初級審計員潘潔因急性腦膜炎不治身亡，盡管普華永道否認她爲“過勞死”，事件仍引起白領階層對“過勞死”的擔憂。
更早的案例也有，如2006年在工作崗位上猝死的25歲華爲員工胡新宇、2005年因長期超負荷工作，死于心肌梗塞的36歲清華教授焦連偉。
多年下來，累計的過勞猝死案例也不少，但一直沒有引起想當下一樣的廣泛且持久性的輿論關注。
關于“過勞死”的新聞，此前多爲零星的孤立事件被報道，每隔一段時間，在各行各業都會浮現幾起，而從2019年“996”的討論伊始，則主要聚焦著中國科技企業的加班文化。除了科技行業本身的高強度性質外，也與中國科技企業成爲“龐然大物”有關，作爲房間裏的大象，除了産品、盈利外，企業文化，員工福利等等都成爲繞不開話題，被衆人放大審視，不斷討論。因此，每隔一段時間，有科企員工過勞死的新聞曝出時，尚未冷卻的鍋自然要再度“炸開”。
而“過勞死”的事件時而發生，也與中國政府對勞工的權益保障力度仍不足。《南方日報》在2019年4月3日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在從法律意義上講，996工作制直接把加班轉換爲對員工的正常工作時間要求，與法律規定的標准工時明顯不符。” 近期中國科企接二連三因涉嫌壟斷而被調查，卻未曾聽過任何科企因爲讓員工過量加班而被處罰，上海勞動監察部門目前雖然已對拼多多員工過勞死介入調查，但能否改變現狀，大家也在觀望。
由于沒有法律與政策的硬性規定，“中國式過勞”演化一種極爲主觀且模糊的概念，譬如一些人在抱怨996透支健康之余，另一群人卻反駁這根本不算什麽，每天工作13至15小時算常態，馬雲就曾公開稱996是“福報”。一些人投訴被迫加班掩蓋了效率低下問題，也有人認爲加班讓企業效率突飛猛進。因此什麽才是真正的“過勞”以及它的利弊，已夠人們爭論許久。
“加班文化”，到底是“先苦後甜”“鐵棒磨成針”，趁年輕拼搏，用“狼性青年”來換得中國科技企業在國際上大放異彩？還是剝削和壓制勞工的不合理、甚至不可持續發展？
從數據上說，中國猝死的情況不可輕視，中國國家心血管病中心發布的《中國心血管病報告2018》顯示，中國每年發生心源性猝死的人數約爲54.4萬。中國媒體測算，這遠遠高于自殺、交通事故和白血病引起的死亡人數，相當于每天近1500個人發生猝死，每分鍾就有一人因心髒原因猝死，並且搶救成功率不足1%。
過勞非中國獨有現象
不過，如果縱向比較，中國心源性猝死的案例占人口比例，其實還是比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低。而現有的數據，也無法反映出相對于其他國家，中國猝死的人數中有多少與“過勞”有關。能確定的是，加班與過勞文化並非中國獨有，日本與美國一些城市也被普遍認爲是加班族的聚集地。
日本一向被認爲是加班過度的“加班國度”，而且頻繁的加班與大批的高齡打工者已是當地曆久不衰的企業文化。員工因爲工作勞累而死亡的案例時而有之。事實上，“過勞死”這個詞，也是源于日本的舶來詞。2002年，《牛津英語詞典》在線版收錄了來自日語的詞彙“karoshi”（過勞死）。早在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前的1988年，日本人均勞動時間是2480小時。這意味著除去法定節假日，單單算工作日，日本人均日工作時長是10小時。當年，日本功能飲料Regain的廣告語成爲了年度流行語，那句話對于加班族極具吸引力：你能24小時作戰嗎
日本功能飲料Regain的廣告時常標榜該産品能讓人精神24小時，以吸引當地加班族購買。（互聯網）
但很快，過勞死成爲日本難以徹底祛除的社會性災難。日本官方對過勞死的定義是：每個月加班80個小時，因過度疲勞造成的死亡。但據日本《讀賣新聞》去年報道，日本官方最新公布的公務員工作時間調查顯示，該國超三成年輕公務員的月均加班時間，都超過了80個小時的“過勞死線”。
在美國加州的硅谷、紐約的華爾街也一樣加班成風，斯坦福大學教授傑弗瑞·菲佛在2018年出版的書《工作致死》裏說，過勞已經成爲人們死亡的第五大原因，他估計美國人每年死于工作的人數是12萬。
剛剛晉升世界首富的特斯拉創始人馬斯克就是加班狂人。據傳他最近一次請病假是在2001年，當時他得了瘧疾。有一回，員工因孩子出生錯過一場活動，特斯拉馬上發郵件訓斥：“這不是借口，你要弄清楚什麽對你來說更重要。我們正在改變世界，如果你不打算全力以赴，那就別幹了。”
剛剛晉升世界首富的特斯拉創始人馬斯克就是加班狂人。（法新社）
不過，不管是在哪個國家，年輕的生命因“過勞”犧牲，不管是對當事人、其家人或社會都是重大損失。而在高速發展以及在某種社會文化，過勞情況更難避免。
過勞致死肯定是誰都不願意的，在中國而言，這迫切需要《勞動法》長出牙齒，懲處強制員工過量加班的企業；至于普遍的過勞現象的問題，思考的焦點可能要放在普遍民衆有多少選擇的問題，是否大多數人可以不用“過勞”而繼續過體面生活的選擇？可以不用“過勞”而維持一定的職業前景？如果這些選擇足夠充分，那麽社會上存在或高或低的“過勞”情況，也就是社會發展與進步的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