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在東南亞逐漸形成南洋華語的詞彙。（作者提供）
從探索面包在南洋及在中國詞語化的過程中，讓我們了解，這不僅是一個南洋華語與漢語的交流和互動，也是雙方共創和共享的成果。
16世紀西方殖民勢力東來，促成東西文化交流和對話，較少得到關注的是中西文化的首次接觸，是與南洋華人開始的。應該這麽說，西方人首先認識的中國文化，不是中原文化，而是南洋華社的閩粵文化；初次接觸的中國語言不是“官話”，而是南洋華社通用的閩南方言。
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人打敗後，痛定思痛，力圖變法圖強，效法西方，引進西學，漢語也在這個過程中應運而生，湧現許多新詞語。漢語新詞語在這個時期井噴式的出現，被語言學界譽爲漢語新詞語發展的黃金時期。必須指出的是，早在這個時期，華語在南洋因爲與西方語言接觸和互動，已悄悄然地，爲漢語新詞語黃金時期的到來做准備。
葡萄牙人留下“面包”
“民以食爲天”，飲食文化很自然地就成爲雙方首先覺察的不同文化。閩粵地區華人的飲食以米食爲主；西方人則以面包作爲主食，《聖經》裏有一句經典名言“我是生命的糧”（I am the bread of life），表達“糧”這個意涵的原詞就是——面包。
我想說明面包這個西方食品，怎樣在南洋與華社邂逅，並爲華社認識和接納，最終成爲大家日常的食品。在南洋多元文化的環境裏，它又怎樣與華語産生接觸和互動，經曆比附、借詞、造詞整個時序的發展過程，逐漸形成南洋華語的詞彙。
捷足先登到東南亞殖民的是葡萄牙，它在1511年占領滿剌加（今馬六甲）。當年的滿剌加已經有華人移民，形成華人社區，由蘇丹委任華族港務官（Shah Bandar）管理。這個時期的馬六甲華人是否在與葡萄牙人的接觸當中，已經認識面包，因爲沒有文獻證據，不好下結論。不過，葡萄牙人在澳門留下的一部手稿，被後人稱爲《葡漢辭典》（Dicinario Portugues-Chines），收錄三個有關面包的華語詞語或短語，即面包（Pao）、面包鋪（Forneiro）和賣面包的（Padeir）。這三個詞語或短語可說是“面包”這個華語詞語被發現的首見書證。
《葡漢辭典》據學者研究，編纂于1580年代，有人說是葡萄牙耶稣會士（Jesuit Mission）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和利瑪窦（Matteo Ricci）所編纂。
這部手稿無署名，也沒有序跋之類的說明，只能說它是不知名的傳教士與華人合作編纂的。辭典收有華語詞語或短語約5600余個，大部分一看就知道是南洋的閩南語詞語，比如土生宰（Mesti，本地出生混血兒）、铳手（Espingardeiro，火槍手）；一些是大白話的閩南語短語，比如賣書的（Linrerio，書商）、印書的（Empressor，印刷商）、做功德（Mortorio，葬禮）等；另外Deus（上帝）音譯爲廖師，明顯的是閩南語的發音。
葡語面包Pao發音“包”
葡萄牙占領馬六甲後，頻頻派使節團到中國去，想打開與中國通商之門，隨團而去的通事（翻譯員）一般都是由馬六甲的華人充任，比較著名的如《明史》記載的通事“火者阿三”，就是道道地地的馬六甲華人。
1554年，葡萄牙與明朝官員達成協議，在澳門建立商館作爲與華貿易之處，一些馬六甲華人作爲通事或水手來到澳門。可以這麽說，協助編纂這部辭典，可能就是來自于馬六甲的閩南華人通事。
面包出現在《葡漢辭典》裏，說明面包已經被帶入東南亞，並爲華社所認知。但是這不能說明，從一開始“面包”這個詞語就被接納爲固定的華語詞彙，它的固定化是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
首先，它必須得到當地華人社會的認同，最後才能納入華語詞彙體系中。它之所以被稱爲“面包”，主要還是葡萄牙語的面包——Pao發音就是“包”，加上它是由面粉制作，與用面粉制成的華人食品包子有點類似，自然地華人譯者就把葡萄牙語的Pao音譯爲“包”，作爲基本語素，以面粉的“面”作爲修飾詞，賦予意義，創造一個音義結合的複音詞“面包”，基本上符合華語構詞法的要求。
如果說，大量複音詞的出現是漢語現代化的一個表現，這個漢語現代化的初始階段，就是在海外由南洋華語完成的。
西班牙面包借用“饅頭”
成書在1620年代的《西班牙—華語辭典》，在西班牙語Pan詞條下，出現兩個華語對應詞“饅”和“饅頭”。（作者提供）
另外一個可以說明，面包在南洋華語的早期存在的文獻，是一部長期收藏在菲律賓聖多瑪斯大學（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檔案館裏的《西班牙—華語辭典》（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手稿。
這部手稿是西班牙道明會（Dominican Missionaries）教士與菲律賓閩南華人合作編纂的，成書約在1620年代。辭典收錄約2700個華語詞語和短語，大部分是生活用語。從其拉丁字母拼音來看，注的音是被西班牙人稱爲漳州話的閩南語。
西班牙人在1541年抵達被唐人稱爲呂宋的菲律賓，當地已有一個不小的華人社區，大部分來自于福建的漳州府。1565年，菲律賓正式淪爲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人成爲繼葡萄牙人之後，第二個來到東南亞的西方殖民者。他們的到來，也把面包帶到菲律賓。
《西班牙—華語辭典》很自然地不會忽略這個西班牙人的日常主食——面包，在西班牙語面包——Pan這個詞條下，出現兩個華語對應詞“饅”和“饅頭”。華人原來沒有面包這個食品，不過饅頭和面包都是用面粉制成，雖然一個用蒸，一個用烤，拿現有的饅頭來作爲比附，比較容易理解。
采用“饅頭”作爲借詞指稱面包，不另造新詞，也是一種權宜的選擇。雖然《葡漢辭典》的編纂時間和《西班牙—華語辭典》相距約50年，不過給予面包的名稱卻大相迥異，一個采用造詞，一個選擇借詞，兩者之間顯然沒有傳承或借鑒的關系。
荷蘭人的roti“勞智”
成書在1620年代的《西班牙—華語辭典》，在西班牙語Pan詞條下，出現兩個華語對應詞“饅”和“饅頭”。（作者提供）
荷蘭人在1596年登陸爪哇西部的萬丹（Banten），1619年占領華人稱之爲噶喇吧的惹耶卡達（Jayakarta），改名巴達維亞（Batavia），是第三個到東南亞的歐洲殖民勢力，比葡萄牙人落後足足100年。
自稱唐人的閩粵籍華人來到印度尼西亞經商或落戶不但曆史久遠，而且人數在東南亞首屈一指。華人在印尼留下的早期文獻有《開吧曆代史記》和《公案簿》，爲我們窮源竟委早期華人語言提供珍貴的原始資料。《開吧曆代史記》記錄噶喇吧（今雅加達）華人曆史發展概況，年代跨度從1610年至1795年止。《公案簿》收錄18世紀到20世紀初，吧城華人公館審理華社糾紛案件的記錄。吧城華人公館又稱吧國公堂，是荷蘭人采取“以華制華”政策，在巴達維亞設立的華人半自治機構。
《開吧曆代史記》有一則發生于1732年的記錄：
和五月，大王建磨面間于府前左邊園（用水磨不用人力），凡做饅頭幹者，喜其便捷，各來納稅磨面。
這段說的是陽曆5月，總督在其府前左側建水力磨面坊，做面包者付費就可用來磨其面粉，十分方便。
《公案簿》1844年10月8日有一則公堂查勘記錄：
新客詹亞福懇求恩准住吧做勞智。
這裏用“勞智”指稱面包，這個詞源自于印度語的roti。印度人把用面粉做的烤餅或煎餅，統稱爲roti。歐洲人把面包帶到印度後，印度人就借用原有的roti來指稱面包。印度烤餅隨印度移民傳到馬來群島，roti也被馬來語和印度尼西亞語吸收，成爲印度烤餅和西洋面包的指稱，沿用至今。
印尼華人入鄉隨俗，把面包稱爲“勞智”，是用閩南語音譯。《公案簿》多處用“勞智”，也把面包店稱爲“勞智間”，不采用“饅頭”或“饅頭幹”，是華人民間用語在多元文化社會的一種自然選擇。
印尼華人民間口語雖然普遍用“勞智”來指稱面包，不過分別出版于1882-1892年的《荷華文語類參》（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一部四冊成套的荷華對照辭典，卻沒收入“勞智”。
《荷華文語類參》由客居印尼長達10年的荷蘭漢學家施萊赫（Gustave Schlegel）編纂，在荷蘭語Brood的詞條下，收有對應詞“面包”“面頭”“饅頭”“籠餅”和短語“饅頭一團”；在Broodwinkel詞條下列“饅頭店”和“面包鋪”兩個對應詞。
“面包”的對應詞和短語竟然有五個之多，可見編者是參考前人出版的辭典，集大成而編成，而不是直接反映印尼華社的用語。這也間接說明，“面包”在這個階段還沒有成爲固定的華語詞彙。
英國人投訴面包不好吃
英國人開始經營新加坡是在1819年，從一開始就宣布新加坡是自由港，短短六個月就吸引許多華人到來，華社的雛形也隨著新加坡的發展而逐漸成形。
面包是歐洲人的主食，英國人的到來以及各國商船的往來，面包自然成爲新加坡必須張羅的事。有關面包的故事，特別是與華社的接觸和關系，由于缺乏早期華文文獻資料，只能借助英文報章的零星報道來了解。
從開埠到1831年，新加坡的面包主要是從鄰近的巴達維亞（雅加達）進口。1832年3月在《新加坡商業記事報》（Singapore Chronicle and Commercial Register）出現一則廣告，一家名爲John Francis & Son的面包作坊，宣揚它能提供“又大、又好、又便宜”的面包，這可能是新加坡的首家面包店。
根據資料，1881年新加坡總人口爲13萬7000余，華人占高達60%，已經形成一個較大的華人社區。
《海峽時報跨境刊》（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這一年在一篇題爲《我們的面包》（Our Bread）的報道中，抱怨華人面包店的面包“用劣質面粉”“偷工減料”而且“烤得半生不熟”，“讓想愉快享受一頓美好早餐的人大失所望，唯一例外的是‘黃埔先生’（指胡亞基）的面包店”。
從此篇充滿白人傲慢與偏見的報道可以看出，華人面包店的普遍出現，面包已經成爲新加坡華人的日常食品。
新加坡民間的“啰地”
這一年華文報章《叻報》創刊，讓我們有機會留下有關面包華語用詞的書證。
查閱1887年至1932年停刊的《叻報》，“面包”詞已經成爲報章經常使用的書面語，“饅頭”“面頭”“籠餅”等詞語均沒在報章出現。但是，偶爾在《叻報》會看到一兩則面包店的出讓廣告，把面包店稱爲“面飽店”。使用“面飽”是極個別的誤用現象，不應該把它視爲面包還沒成爲固定語的過渡時期出現的替代詞語。
《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兩大華文日報在1920年代分別創刊，是我們考察華文詞語在本地使用情況最恰當的對象。縱觀創刊到二戰前的這兩大華文報章，“面包”始終是唯一的用語，可見“面包”早就被新加坡華社接受爲華語的固定詞語。
新加坡雖然以“面包”作爲書面語，不過民間普遍上還是使用“啰地”來指稱面包。新加坡華語這種口語與書面語不一致的現象，是新加坡多元文化社會的反映。Roti因爲是印度人和馬來人用來指稱面包，也自然被華人和講英語的社會吸收，成爲各族最大的公約數，所以“啰地”能頑強成爲新加坡華人口語有其強大的社會基礎。
深究起來，新加坡華社使用“啰地”其來有自，早期東南亞的華人流動性較強，較遲出現的新加坡華社繼承印尼華社使用的“勞智”，轉化爲民間口語。新加坡因爲自由港的地位和其所處的地理位置，很快地脫穎而出成爲東南亞的經貿中心。強大華社的形成，使到新加坡成爲東南亞華人移民的集散地和華人文化的中心。
新加坡不但繼承早期南洋華語的遺産，轉化爲新加坡華語，華人在東南亞之間的流動，以及早期華文報章《叻報》《南洋》《星洲》在東南亞的發行，也使到新加坡成爲華語傳播的中心。血脈相近的南洋華語的形成，新加坡扮演重要的傳承角色。
馬禮遜的“麥餅”
1822年出版的《華英詞典》，在“Bread”詞條下，出現對應詞“面頭”和“面包”和短語“拿面頭來”。（作者提供）
回顧東南亞華人在接觸和認識“面包”，以及給它命名的過程，我們去看看漢語如何認識和表達“面包”這新食物。
有據可查的書證是出現在1822年澳門出版的《華英詞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這部詞典由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編輯，在“Bread”詞條下出現的對應詞是“面頭”和“面包”，這應該是參考東南亞華人的用語所致。
1823年在馬六甲出版的《神天聖書》，由馬禮遜和米憐（William Milne）合譯，是首部《聖經》的中文譯本。在這部書中，表達面包的譯詞是“餅”或“麥餅”，“五餅二魚”就是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
馬禮遜不采用出現在《華英詞典》的“面頭”或“面包”，相信是沿用18世紀初來華傳教士白日升（Jean Bassett）的《新約》譯本的用詞。白版《新約》手稿雖然較先譯出，不過因爲不夠完整沒出版。在其後出版的各種《聖經》中文譯本，也都沿襲采用“餅”來表達面包。
上海外灘的“饅頭店”
1823年出版的《神天聖書》，面包的譯詞是“餅”或“麥餅”，“五餅二魚”是一例。（作者提供）
鴉片戰爭後，清廷被逼開放五個通商口岸，上海立即引來西方勢力進駐。轉身變爲十裏洋場的上海，一時湧現許多西洋新事物。1858年在上海外灘就有一家“埃凡饅頭店”（Evans & Co.）成立。埃凡饅頭店是英國人亨利·埃凡（Henry Evans）創立，這家“饅頭店”賣的不是饅頭，而是如假包換的面包。
清末隨郭嵩焘出使外國的張德彜，返國後在1865年寫了遊記《航海述奇》，覺得有必要向國人介紹他初次邂逅的面包：
面包系發面無堿團塊燒熟者，其味多酸。
相隔13年後出版的《格物彙編》則用“饅頭”指稱面包。
清末學者兼翻譯家嚴複，從事譯介西洋新事物時，不主張音譯，因爲音譯不負載意義；也不主張用借詞，認爲借詞所指示的意義不能保證內容的准確表達，他主張造詞要能見詞知義。
在翻譯《天演論》一書時，他創造“邏輯”“物競天擇”等新名詞而名聲大噪。嚴複在譯介新事物時喜用古僻字，1898年翻譯《原富》時，另辟蹊徑把面包譯爲“麥＋比 麥＋禾＋勿”（pí lí）。雖然他對這個譯名頗爲自得，認爲既能傳其西音，也能見詞知義，但是恰恰就是因爲太過古僻，不被語言社會接受。
自鴉片戰爭以來，面包被帶進中國，人們時而用“饅頭”，時而用“面包”來指稱它，經過一段既有競爭也能共存的使用階段，最後才定格在“面包”這個詞語上。
共創共享的成果
早期南洋華人在生活和社會發展的曆史方面缺乏文字記錄，讓我們在尋求書證方面造成一些困難，但是西方人的到來，特別是一些西方傳教士的努力，彌補這方面的欠缺。
從探索面包在南洋地區以及在中國詞語化的過程中，讓我們了解，這不僅僅是一個南洋華語與漢語的交流和互動，也是一個雙方共創和共享的成果。我們不應該把華語詞彙的産生和發展的探索，單單局限在中國大陸地區，必須擴大視野，把它一同放到東南亞整個地區的曆史大語境中去考察，才能對其發展的軌迹拼出較爲完整的圖景。
文：林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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