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談劉程強立下的標杆，應聚焦事實，身爲工人黨黨魁，劉程強帶領該黨，成功讓國會同一時候有六名當選的工人黨代議士；這相對于惹耶勒南時代，是一大躍進。”
——政治觀察家德裏克·庫尼亞博士
如果說惹耶勒南時代的工人黨曾因“爲反對而反對”走進死胡同，劉程強則憑著他對溫和及理性政治的堅持，留給新加坡的反對黨一個可以仿效的競爭模式，開辟了一條新的活路。
不過，受訪學者也指出，與其這時候去問“劉式”作風對本地反對黨政治有何整體影響，更關鍵的是，任何反對黨下來都要意識到，它們所采用的“競爭模式”最終仍必須獲得選民認可；劉程強正是認識到這點，才能在有限的政治發展空間裏，找到突破口。
工人黨這個本地老牌政黨上星期天順利完成領導層交接。關注該黨的人馬上就注意到，與劉程強早年鮮明的“憤怒青年”形象相比，剛當上秘書長的41歲律師畢丹星更多給人一種新時代白領階層的感覺。
一些人也因此不禁會問：這個鐵錘黨的新一批領導班子裏，還能否看到劉程強的影子？劉程強擔任秘書長17年，又如何影響本地政治景觀？
長期研究工人黨發展進程的政治觀察家德裏克·庫尼亞博士（Derek da Cunha）說，劉程強掌舵的這段期間，凸顯的更多是一個政黨如何去適應選民的要求。例如，在劉程強的領導下，工人黨被擺在政治地心引力最強的地方，也因此爭取到中間路線選民。
他說：“政黨本來就不能要求選民去適應它的作風。這也是劉程強成功的地方，而他也能吸引到一批與他持相同看法的人，加入工人黨。”
庫尼亞認爲，選民的政治訴求短期內不會改變，只有少數國人希望看到政黨走極端路線，完全取代人民行動黨執政。
2011年全國大選，工人黨攻下阿裕尼集選區，被視爲是新加坡反對黨的重要裏程碑。庫尼亞分析說，要談劉程強立下的標杆，應聚焦事實，身爲工人黨黨魁，劉程強帶領該黨，成功讓國會同一時候有六名當選的工人黨代議士；這相對于惹耶勒南時代，是一大躍進。
一名曾與劉程強共事的工人黨年輕黨員受訪時也認爲，2011年大選工人黨采取的戰略是“劉式理性政治”各層面的最大體現。那次大選也讓選民看到工人黨是個有組織、重視領導更新的反對黨。
反對黨不一定要“很街頭”
這名不願具名的黨員指出，在國會，劉程強的作風是“對事不對人”，黨員多少感染了劉程強理性辯論的風格；在黨內，劉程強則重視共識的建立，也尊重黨內民主議事程序。
“這一套思維的成功相信對新加坡的反對黨文化有所影響，至少改變人們對于反對黨一定要‘很街頭’的刻板印象。”
然而，劉程強本身卻似乎對工人黨打下的基礎，在一定程度上會形塑新加坡政黨政治方向的說法有所保留。《新加坡通鑒》（Singapore Chronicles）曾引述他的話說，本地政治的發展方向仍要多一兩屆選舉後才能確立下來。
前官委議員楚其菲（Zulkifli Baharudin）認爲，工人黨仍在發展初期，市鎮會管理能力有待觀察，再加上暫沒有成爲替代政府的抱負，現在來衡量劉程強對我國反對黨生態的影響，還言之過早。
更何況工人黨理念與其他在野黨不同。新加坡民主黨秘書長徐順全博士接受本報詢問時說，我國目前處在發展與政治改革的關鍵階段，“舊時代的政治不可持續”，國家必須更果敢地朝政治開放與民主問責的目標邁進。
新加坡人民黨秘書長詹時中，過去在國會也是理性論政，獲得朝野認可。詹時中夫人、人民黨主席羅文麗代詹時中答複《聯合早報》關于我國反對黨文化和景觀時指出，詹時中在1985年于國會發表言論時，就強調反對黨不論政治理念，必須忠于國家，並推動建設性政治。
她說：“不論新加坡未來政治景觀如何，這些都是每個政黨應堅守的標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