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卸任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前主席王赓武教授即將88歲,澳大利亞國籍的他旅居新加坡近23年。
教授從小“四海爲家”,生活居住過的城市包括馬來亞怡保、吉隆坡,澳大利亞坎貝拉,中國南京、香港,英國倫敦和新加坡。
他說,那天與1955年在倫敦結婚的妻子林娉婷屈指一數,兩人已搬過20次家。
《聯合早報》記者從王赓武教授今年出版的著作“Nanyang: Essays on Heritage”(暫譯《南洋:文化遺産文集》,簡稱《南洋》)和“Home is Not Here”(暫譯《此處非吾家》,簡稱《非吾家》)切入,
開展與教授近兩小時的專訪,聆聽他眼中全球化語境下的家、國、土地與世界。
教授精神矍铄,他笑說:“有了年紀,對過去的事愈發記得清楚,變得Cheong Hei(廣東話意指“長氣”)了。”
《非吾家》是王赓武第一本回憶錄,記載19歲以前生活在怡保和南京的記憶。
書中穿插王赓武的母親——丁俨,爲兒子用鋼筆小楷寫的日記式片段,母子倆對同一時代的交叉回憶,構成多面故事。
童年與少年時期的王赓武,成長在英殖民時期馬來亞的怡保小鎮,經曆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據時期。
新中國成立(1949年)以前,他在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學習一年,後因中國境內爆發國共內戰,被父母召回馬來亞,之後在馬來亞大學求學。
不再尋找“一個家”
王赓武在一個“回家”的思維中成長。祖籍中國泰州,出生印度尼西亞泗水,怡保不是王赓武的家。父母灌輸他“家”的概念是中國,把馬來亞當做臨時落腳處,一心要回家。
70年後回顧心中的“家”,王赓武說,“家”的概念經曆很大變化。他早就不再尋找一個“家”,而是滿足于一種在國籍、文化、空間歸屬都處于多層多面的狀態。
他說,小時候,母親的家是中國土地上的家,是姓王和姓丁的老家,是祖父母親戚朋友在泰州的家,但少年王赓武分不清家和中國的關系。他解釋:“那個時候,我的家在中國,但‘在中國’和‘中國’是兩回事。”
混淆的“家”,與家族、家鄉和建立新國家的情感交織,關系複雜。
19歲回到馬來亞,王赓武面對二戰後建國情緒高漲的亞洲。很多地方包括中國都在談建國,把國家地位擡到最高,但對什麽是國家並不清楚。
作爲曆史學者,旅居過多個城市,王赓武說,家和國家是兩回事。
“國家認同只是‘家’的一個出發點;家不一定是國家。尤其是全球化的世界,家和國是兩回事。兩者概念變得非常廣闊,不限制在一個地區或政府、政黨,或者意識形態。這些只是國與家的成分。這(家的思考)變成個人的問題,個人怎麽想的問題。”
文化不是死的
王赓武從小認同中華文化,他認爲文化認同與家、國家有間接或直接關系,但是文化不是一成不變。“文化不是死的,不是裝在一個壇子裏。它不停地在變,變的理由就是文化之間的接觸。我認同的中華文化和你認同的不一樣,但無所謂,它們有共同點,能互相了解。”
采訪到此,方向似乎是:“家”或身份的認同並不純粹,也無須純粹。
王赓武說:“我認同一個文化的同時,也可以對某個國家有認同,對某個家人的家和所住的地方,和我的祖先的老家,都有認同。這些認同是沒有矛盾的。這是我一生經驗所了解的。換句話說,我可以同時效忠于某個國家,但也可以認同某個文化,認同某個價值觀。
“我所認知的文化價值觀,不一定是國家的價值觀。有區別的話,有的國家不允許,但這不一定對。
“我認同這個文化,國家不認同,我就把這個文化抛棄了嗎?我覺得也不應該。大部分國家不是如此,大部分國家認爲,個人有認同自由,有思想權利。”
王赓武回到《非吾家》這本書繼續說:“年輕時什麽都不懂,把當時的故事寫出來是要說明少年時幼稚。並不是說我當時錯誤,現在對;不一定。每一個時代,我的經驗有限。”
態度決定文化傳承
《南洋》一書,是王赓武自2004年以來寫的八篇演講稿的修訂結集,加入追憶我國建國副總理吳慶瑞博士的文章;內容涉及新馬分家建國、國家意識形態、族群身份認同,以及文化遺産傳承等課題。
王赓武總共在南洋度過近半個世紀的歲月,談到“南洋”這個他生活了最長時間的地區,他說,這是帶有情感意識的名詞。
每一種文化都面對抉擇
新加坡位于南洋的中間,是最重要的位置。王赓武說,新馬和印尼華人理所當然對“南洋”有感情。“下南洋是從中國到新加坡,再換船到別處。新加坡在1900年孫中山到南洋之後,就成爲南洋的中心;因爲交通方便,因爲港口好。”
“南洋”一詞近年在新馬文化圈引起熱議。有者認爲馬來亞或南洋文化,可與母族文化同時作爲新加坡人的文化基石。有者認爲,新馬印已是獨立國家,“南洋”與中國的關系源遠流長,又和華僑身份挂鈎,我國談文化不應再引用,重點應放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則有華人社群建議爲南洋文化申遺,作爲馬來西亞非物質文化遺産。
王赓武認爲,討論文化遺産傳承,應該丟開政治包袱,把重點放在文化價值觀。“從文化認同及感情上講‘南洋’,是可以理解的,因爲它有繼承。本來的南洋概念,和現在的已經有差別;它不停地演變,變成一種本地的南洋觀。”
在他看來,本地的南洋觀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萌芽,四五十年代達到高潮。“認同這個區域的華人有共同點。他們在貿易文化上相互了解,又和馬來文化交流,對整個區域産生新的了解、新的觀點。這個地方性本土化的南洋,和原來中國的南洋、從中國看的南洋,不應混在一起。”
“南洋”有曆史淵源,概念上經曆層層變化,是一種文化遺産。作爲文化遺産,王赓武說:“你怎麽用在于你。你不用,也可以。無所謂。”他說,每一個族群對待文化遺産都有選擇權利。“遺産是一回事,傳承是另一回事。傳承有選擇,因覺得值得,有價值,需要下一代了解。你若覺得南洋的概念有傳承價值,你有決定權。”
在愈加全球化的世界,每一種文化都面對傳承的抉擇,大國也不例外。王赓武說:“中國也面對抉擇。什麽樣的文化遺産,什麽樣的價值要傳承給下一代。中國社會面對的巨大變化難以想象。
“中國曾要打倒孔家店,但孔家店打不倒,不停地在延續;它有它的價值和精粹,有了不起的地方。放棄不值得的,值得的仍舊要傳承。”
南洋聯系網與亞細安的成功
國家邊界被立法劃定並制度化以前,殖民時代的南洋華人“跨界”“跨國”是很自然的事。王赓武說,這個早期遍布南洋的聯系網,是1967年成立的亞細安之所以成功的一個原因。
“過去談跨國華人,其實是跨界華人,那時沒有國界。殖民時代,除了泰國,東南亞地區都由外國人控制,所以跨國很自然。尤其是經濟貿易,哪裏有生意就去。很多華人,在槟城、蘇門答臘、新加坡甚至泰南都有親戚。”
亞細安各國先後建國後,盡管多了國際、海關、進出口手續等問題,南洋華人因貿易需要保存下來的聯系網卻沒經曆大變化。王赓武說,東南亞國家明白這些網絡的好處,手續上盡量簡化。
“亞細安能成功也因東南亞這一部分,‘南洋’這一塊很自然、很成功,曆史根底很深。”
不會有大一統新加坡文化
我國文化發展,從八九十年代直至最近,都有關于“新加坡文化”的探討。王赓武在《南洋》中提到,在全球化的世界,一個統一獨特的文化並不可行。“文化和國家是兩回事。建國畫了一條線,線內是國家。線內要統一,但是很多東西要一樣的話,問題就大了。多元,就不要求統一。
“現在的世界和以前不同。我們不是孤立在世界的角落,新加坡在全球化的中心,是很重要的港口,全球化的城市,談什麽一個文化?連一個國家都不容易談。所以,要把多元變成自然。
“所有的現代化,都是全球化,分不開什麽國家。所以文化本身的性質大大改變。”
全球化沒有簡單答案
全球化的世界是一個巨大的生態系統,王赓武說,處在這個生態系統裏面的新加坡,內部也面對很深的矛盾。
“全球化城市和一個城市國家之間怎麽樣融合?既是國家,同時又是全球化城市。這裏頭是相對的。你要它同時存在,就面對很多問題。本身就是大問題。”
新加坡建國初期,沒有人預見全球化的巨大威力。王赓武說,新加坡的成功是因爲認同了全球化,但這影響到建國。
“接受了全球化的挑戰,過去的經曆使得新加坡的性質有很大改變,跟建國時代一批人的想象已大不相同。領導人的需要和所面對的問題是兩回事。所以關于文化融合、國家概念,一切都受影響。怎麽處理,沒有秘訣;必須不斷靈活反應、適應。沒有簡單的答案。”
王赓武舉例大國美國,同樣感受到全球化威脅,至于中國,他認爲中國5000年的曆史是雙刃劍。“全球化的變化裏,曆史是穩定的理由,也是包袱。新加坡沒包袱,可臨時決定處理方式。有包袱有些事不能做,曆史的關系。
“文化遺産,一方面是穩定的基礎,但不懂得利用就會綁腳,讓你走不動。”
王赓武說“南洋”
清朝末年,滿清建立海軍,區分北洋南洋,有了“南洋”的概念。
日本也把台灣以南叫南洋“Nan’yō”,涵蓋澳大利亞、太平洋島嶼如巴布亞新幾內亞、夏威夷等。這也和建立日本海軍有關。
在東南亞,南洋普遍指新馬、印尼的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及泰國沿海地區。
19世紀末,清朝在新加坡設立第一個地區總領事,需要一個詞彙概括,使得“南洋”變得重要。
“南洋”的概念因此至少有百年,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很常用。我小時候,南洋和華僑分不開,一般都說“南洋華僑”,本來不含政治意義,直到孫中山把他們稱作革命之母,政治意識就産生了。中華民國成立後保留了這個詞,國民黨的地區支部叫南洋支部,中國共産黨也有南洋支部。
照我理解,越南和緬甸華人不用“南洋”這個詞,泰國也很少用,大部分用的是新馬和印尼;因爲是島嶼、海洋國家,“南洋”很適合。
緬甸、法國印度支那不一樣,它是大陸,不是洋。所以南洋是從南中國海出海,到島嶼國家去。馬來群島是南洋的核心。
“我完全不贊成南大合並”
說到南洋,訪談談及1980年與新加坡大學合並的南洋大學。
1964年,新加坡政府委任當時在馬來亞大學執教的王赓武爲南大課程審查委員會主席。王赓武于1965年5月完成報告書。
報告書在新馬分家後的9月份公布。王赓武因報告書卷入南大合並事件,引發至今未息的討論。
在《南洋》書中提及南大,王赓武說南大的建立,讓當時的新加坡華人重新站到“南洋”的中間位置,跨國界華人則把南大看作據點。他也說,南大合並在新加坡造成了“文化真空”。
受訪時,王赓武說:“南大合並,我很遺憾。我覺得是不需要的。我完全不贊成。但這是國家的問題。”
他說,國家有國家的需要。從一個一生在大學執教的教育者看來,合並可避免。“一個大家建立這麽久的大學,有它的傳統,基本的制度、方法、文化、性格,應該由它獨立發展,建立成很好的大學。你讓它發揮,對一個教育家來說,這是最理想的。
“它不是真空,有一套東西。你把這個去掉,當然就剩下一個真空,保留不來了。”
王赓武說,合並與否是另一問題,是國家決定。談到整個南大生態系統的消失,他說:“那也是一種文化遺産,是可以被繼續下去的。現在的環境,要辦好不難。從教育的觀點,我覺得沒有這個(合並)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