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立大學設計與環境學院建築系主任何培斌教授（62歲）走馬上任轉眼兩年。大半生參與香港建築修複與保護、城市發展，投入中國大陸和香港鄉鎮建築研究、佛學以及敦煌學研究，如今落葉歸根回到新加坡貢獻祖國的何培斌笑說：好像回來很久了……何培斌過去和香港名門望族打交道的機會很多，故事很多，耗時10年爲香港首富李嘉誠打造占地4萬6000多平方米的慈山寺佛教寺廟群，只是精彩之一。父親是設計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大樓的建築師何明煌，建築名門出身的何培斌日前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比較了新港兩地的建築保護與大學教育文化，直率幽默。
何培斌與香港名門望族熟絡，是因爲他總在設法保護具有曆史文化價值的老建築，而當中不少建築都是香港房地産商的産業。去年香港深水埗的嘉頓餅幹中心遭遇拆除厄運，何培斌也從新加坡遠距離投書香港報章反對拆毀，可惜沒成功。
記者問他，香港名門是否聽到他的名字就頭痛——“何培斌又要來管我們的産業了！”他急忙否認“沒有沒有”，不過補充說，和長江、新世界、新鴻基、希慎等香港房地産開發商都熟絡。
何培斌1992年旅居香港後，參與保護修複的香港老建築超過100棟，包括PMQ元創方藝文區、虎豹別墅、油街藝術區等等，其中讓他印象深刻的是12年前介入“龍圃花園”的家族大會。
搬鬼救老宅
龍圃花園是位于荃灣依山面水的一處風水寶地，中西合璧的花園始建于上世紀50年代，80年代以前曾開放給公衆參觀，李小龍與占士邦電影亦曾在此取景。
龍圃主人李耀祥夫婦經營該處超過20年，過世後雙雙葬在山上。何培斌說：“李耀祥的孫子要把龍圃賣掉，把老人的棺材弄出來運去深圳，還把墳填平，非常不尊敬老人家。”
時任香港中文大學建築系教授與主任的何培斌，受邀參與“龍圃花園”家族大會。喜歡老建築、老人家，對有曆史感的東西特別有崇敬感，何培斌于是在大會上據理力爭。
他苦口婆心解釋龍圃的建築和曆史價值，對方根本不想聽。“李耀祥的孫子說，12點工人就要開工鏟平了，有什麽話快說！墳兩邊還剩有碑亭和房子，房子裏有石頭屏風，寫滿他祖父的生平事迹。
“我被逼到牆角，只好說我做這些事不是爲了你，不是爲了香港百姓，而是爲了你祖父。想想你祖父在天之靈會怎麽想你。我就拿鬼嚇他。哈哈哈……他還是拆啊！石碑被砸成幾十塊！”
何培斌法寶使盡，甚至與其他建築保護人士向有意買下龍圃地段的發展商交涉，勸阻交易；香港政府也介入其中。“最後，其中一個叔叔把地買了下來。除了房子和石碑，其他都保留。我們也把李耀祥夫婦的墳墓恢複了。”
他坦承，作爲建築學家，他在建築保護方面能做的，就是希望讓發展商看到金錢以外的人文價值，但很多時候做不到。“一般成功保留下來的都是政府的建築物，私人建築要保護非常困難。”
建築保護政策須透明
一個新加坡人跑去香港，爲香港的城市保留與發展出力26年，一開始是機緣巧合接受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建築系教職，另一方面則是因爲對中華文化的興趣，在香港更如魚得水。
“香港普遍對華人文化與傳統更關注。因爲靠近中國大陸，做中國文化研究也比較容易。尤其1992年，香港的社會氣氛、文化底蘊，對藝術曆史的興趣，都比新加坡大。”
建築保護相關資料透明度 新港大不同
談到新港兩地的建築保護，何培斌說，最大的不同是資料的公開與透明度。
他說，新加坡沒有公開的建築評級制度，香港以前也不公開，除非是國家級文物。“香港在90年代中做過建築普查，我也參與。兩次普查後，就確定了1444棟需要保留的建築物，後來又加了約70棟。香港古物咨詢委員會接著跟進確定哪些是一、二或三級曆史建築。十幾年前就公開。
“（香港）起初不敢公開是因爲擔心你知道是二級建築，就立刻拆掉，反而沒法保護；現在已經建立了保護程序。新加坡也有這樣的擔心。不過香港公開（建築評級）後，我們發現這個擔心是多余的。”
建築保護需要社會力量
何培斌說，建築保護需要社會力量；因爲建築的保留與否，重點是建築與社群的關系。喜歡開玩笑的何培斌，講到這裏變得嚴肅。
“沒有社會力量，你沒辦法保護，也沒必要保護。因爲建築是我們社會的財産，是我們將來的建築遺産。
“這是一個社會的Ownership（主導權和擁有權），如果只是爲了保護而保護，不必要，盡管拆到完，無所謂！但是社會如果覺得有價值，下一代也需要一個機會去厘清這個建築的價值，我們作爲上一代，就有責任把建築保留下來，讓下一代有機會做決定。這是一個傳承的過程。
“我覺得新加坡的建築保護，在如何讓大衆有認同感方面，需要更努力。”
建立公開透明檔案有助國民教育
何培斌也強調建立公開建築曆史檔案的重要性。他說，建築不管是否被保留，有曆史價值的建築都須要做詳細的記錄。
“建立一個檔案，包括平面圖、照片、曆史；如果建築有過改動，也要記錄，下一代可看到，知道有什麽變化。
“香港開始做這些，新加坡需要做更多。很多建築，我們看不到變化的足迹，完全不知道，這是一個損失。
“香港的好處是非常公開，很多資料網上都有。新加坡也應該更公開、更具透明度。”
他認爲，公開與透明的檔案與政策，是一個國民教育的過程。“你不透明，你就無法教育；因爲沒有討論的基礎。這是一整個生態，環環相扣。
“這樣大家才會有興趣，會去關注，會有認同感。”
快死的人爲何決定未來
問何培斌會如何比較新港兩地大學建築系，他第一句話就說：這裏排名很高啊。然後哈哈大笑。
他解釋，香港中文大學（簡稱中大）的排名沒那麽高。“但排名不是一切。”
在中大時期，何培斌也是學生輔導長，經常要和言論犀利甚至激進的香港大學生對話。
他在任香港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時期，曾被年輕人指著鼻子罵說他就快死了。向記者回憶往事，何培斌形容事件具啓發性，態度出奇開明。
事關香港東北（新界上水與粉嶺一帶）的發展。香港的城市發展項目一般都有幾個月時間讓公衆來信發表意見，規劃委員會開會，公衆也可自由參與。
何培斌說，該發展項目吸引了香港市民投書一萬多件，有3000多人到場參與討論，開了43次會議。“年輕人很反對這個項目。有一個20來歲的女孩子指著我們一群60歲左右的委員大聲說，你們這些委員，個個都要死了，你們有什麽權利決定我們的將來。”
記者聽了目瞪口呆：“哇，這麽凶！”何培斌說：“可是也沒完全錯啊！所以這個將來，不應該是我們決定的，而是我們和他們一起做決定。我們有經驗，他們有理想。
“對我來說，我們委員會的確只是一個媒介，我們確實是要死了，哈哈哈！
“年輕人有他們的想法。我們現在爲他們的將來做規劃，的確不能夠把自己的想法硬套在他們身上。所以大家一起決定是應該的。”
本地大學生不夠獨立成熟
回到本地大學生的討論，何培斌說，與其糾結學校排名，他對大學生的獨立自主和擔當力更有興趣。
“新加坡大學生應該更有積極性和擔當力。我們的制度可公開的就應該公開一些，可透明的就透明一些，很多決定可以和學生一起做。不是我做，學生聽。我希望學生對教育更有積極性。“
何培斌認爲，學生的依賴心態要改變。“我讓他們有更多選擇科目的權利，特別是碩士課程。這樣才有自我教育的自主權，這個理念在新加坡還是少見。
“我們老師教太多了，我想把它調轉過來，提供一個學習的過程和經曆；不是單單聽我教，教只是一個途徑。”
孩子太不成熟？家長太過野獸？
提到新加坡大學的迎新會，何培斌說每次都是家長和他對話。“我不要跟家長講話。我應該和他們的孩子講話。18歲20歲了，還需要家長出面？新加坡有很多這樣的情況，香港真的沒有。”
這位直率的教授會直接“教育”家長。“某次迎新會，家長就在那裏一直講。我說：蔡媽媽，你來做我們的學生吧。既然有這麽大的興趣！哈哈哈！
“學生的自主性很重要，新加坡的孩子是否太不成熟？家長太過野獸？”
爲李嘉誠建慈山寺
作爲建築學家，何培斌雖是建築師出身，在慈山寺之前卻從未有從零創建一棟建築物的經驗，生平第一次竟然就耗時10年，爲李嘉誠基金會打造位于大埔，占地4萬6000多平方米，耗資15億港元（約2.6億新元）的慈山寺佛教寺廟群。何培斌說，這是他“集大成”之作，把對中國建築、佛學與敦煌學研究等的積累與功力，凝固成型。
2015年開放的慈山寺，主要建設有高18米的大雄寶殿、普門殿、地藏殿、彌勒殿、藏經閣、禅堂等，更有76米高的白色觀音像，比大嶼山的天壇大佛還高出一倍以上。除了最早被安置的觀音像，何培斌規劃設計了建築群，創作構想了寺裏每一尊佛像，及每一處的擺放位置。
何培斌畢業自愛丁堡大學建築系，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佛教建築藝術博士，師從書畫與敦煌專家Roderick Whitfield（韋陀），是韋陀的第一個博士生。何培斌一直想做的是把向來被分開看待的佛教文化、建築史、藝術史融合一起。
身爲基督徒，設計佛教寺廟並爲神靈造像，何培斌說，信仰、學術和專業在某個程度上可分開考慮。“過去幾年，我也同時思考信仰、宗教和人的靈性追求的分別，目前我是離開宗教遠一些，也不去考慮信仰的問題。”
在進行慈山寺工程之前，何培斌有長期在中國村鎮研究官式和民間建築的經驗，福建、江西、廣東、浙江、西藏、香港等地幾十個村子都有他的足迹。不僅如此，他還參與修複保護民宅與寺廟的工作。
聽他講和中大同仁共同進駐山村的經曆，非常有趣。“我們人類學家、曆史學家和建築學家，組成一個團隊。每去一個地方，人類學家就找廟祝聊天，曆史學家找碑文，建築學家看建築，晚上我們聚集討論怎麽融合。我覺得這才是好方法，不然就是瞎子摸象；你摸一部分，我摸一部分，看不到整體。”
他時時跨界，不僅看建築，也找村裏老人聊天。“很多人做建築史就做建築，看屋頂怎麽蓋、建築結構造型等。我不覺得這一部分有趣，因爲建築是人住的，是人在裏面活動。如果你不做人和建築的關系，把它抽離社會，建築就沒意思了。”
講求人文體驗
打造慈山寺，何培斌講求的是一個整體的人文體驗。
“人怎麽看寺廟環境？經過空間的時候，怎麽感受佛教的味道和教義？如果只是爲了朝拜，是不足夠的。所以空間的布局，造像，都要幫我們體會這一點。”
花費10年時間，是因爲寺廟群作爲傳統和現代的結合，需要找一個讓大家都滿意的點。
“要說服李嘉誠先生哪一個是最好的做法。每一次都需要他來決定。我對他說，如果建築好像一條線、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完全照舊的方法做，另一個極端是完全新潮。極端容易些，但是你要中間比較困難。因爲多少是新，多少是傳統，比例多少？這個過程非常困難。怎麽決定？因爲你出來的東西是一個點的東西。
“譬如大殿，一般你會看到鬥拱。我們的大殿屋檐下沒有鬥拱，因爲建築是鋼架結構，用非洲紫檀包裹。我們甚至考慮不要木頭，但是李先生對現代的做法並不喜歡，所以接近傳統對他來說更好。
“傳統有鬥拱，但如果是鋼結構，鬥拱就沒意思了，因爲鬥拱是木建築結構的一部分，所以我們把鬥拱拿掉，用窗子替代。”
何培斌形容，到了晚上，光線從窗子裏透出來，屋頂仿佛懸浮于建築之上，非常漂亮、引人遐思。
何培斌1986年回到新加坡約兩年，是因爲父親健康欠佳，這次他爲了92歲的母親離開香港，斬釘截鐵地把五六千本書都搬回來。
談到回新加坡的感受，他說新加坡雖是華人爲大多數的社會，對母族文化的興趣卻非常薄弱，言語間有此地知音難尋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