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曆史敘述中,萊佛士登陸新加坡是爲了設立貿易港口,其實,在他的推動下,新加坡原來曾有過一段輝煌的種植史,而把新加坡打造成農業王國的幕後功臣是一群華族先驅。
181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新加坡設立港口時,就已經盤算著在本地發掘種植業的商機。
英國人相信新加坡的氣候和土壤適合種植香料,因此萊佛士于1822年在福康甯山上開辟實驗植物園,要把新加坡發展成東南亞的香料貿易樞紐,與壟斷香料市場的荷蘭人抗衡。
新加坡國立大學曆史系副教授蒂莫西·巴納德(Timothy P. Barnard)受訪時解釋:“當時幾乎所有殖民港口都設有植物園,由于歐洲氣候不利于農作物生長,歐洲列強都競相控制香料的來源,希望在東南亞一帶種植,再轉口到歐洲賺取利潤。”
不過,巴納德副教授也強調:“當時新加坡的土地其實並不肥沃,再加上靠近赤道的熱帶氣候,只適合種植經濟作物如豆蔻和丁香,而不是日常所需的糧食作物。”
是自然愛好者 萊佛士更是商人
新加坡國家博物館的展品中,有一組新加坡首任駐紮官威廉·法誇爾(William Farquhar)的自然曆史繪圖集。長久以來,大家對法誇爾對自然界的愛好都更爲了解,對萊佛士的收藏卻知之甚少。
巴納德副教授指出,其實萊佛士所收藏的繪圖和植物標本比法誇爾的還多。“萊佛士委任科學家和植物學家深入森林收集及研究植物標本,還聘請畫匠記錄馬來半島的動植物品種。可惜的是,這些標本和繪圖都在1824年的一場火患中化爲烏有。”
萊佛士是個自然愛好者,但他更是一名商人。本地曆史學者柯宗元認爲,萊佛士對自然科學的熱愛純粹出于商業利益考量。
柯宗元說:“萊佛士在短時間內洞悉了新加坡的資源、地理和經濟貿易的潛能,是爲了更好地控制這片土地。他只對有商業價值的動植物感興趣,要不然他的實驗植物園裏怎麽連一朵胡姬花也沒有?胡姬花占了植物生態系統的三分之一,一個真正的自然愛好者肯定知道這一點。”
甘蜜種植業大興 造就首批華人富翁
雖然歐洲殖民者推動了本地種植業的發展,但早在他們登陸之前,華人種植甘蜜(gambier)已在島上蔚然成風。
甘蜜是19世紀新加坡對外貿易的主要商品,可用來鞣制皮革、制作絲綢染料,也是嚼槟榔用的配料,因此甘蜜也俗稱“槟榔膏”。
1840年代是甘蜜種植業的鼎盛時期,當時全島有多達800個甘蜜園,産量占了所有經濟作物的四分之三。歐洲紡織業和皮革業的蓬勃發展,也帶動了甘蜜需求,促使甘蜜園主大量種植甘蜜,輸出到歐洲國家。
柯宗元指出,當時有超過九成的甘蜜園主是潮州人,大部分來自印度尼西亞的廖內群島,實行的是一種叫“港主”的經濟組織形式。
沿著河流兩岸開芭俗稱“開港”,而擁有開芭准證的人被稱爲“港主”。當時的甘蜜種植園有兩種命名方式,一種是以港主的姓氏命名,如蔡厝港、林厝港和楊厝港。“厝”在方言的意思是“住房”,而“厝港”指的是河流彙集之處建立的村落。另一種則是以店號命名,如盛港、南桃港及和興港。
到了1890年代,由于耕地有限,再加上柔佛蘇丹鼓勵華人遷往柔佛開辟種植園,新加坡的甘蜜種植業開始沒落,並逐漸被橡膠種植業取代。
講解者
溫昌
- 電子制造公司高級經理
- 自然協會鳥類研究組副主席
- 負責自然協會每年的鳥類數量普查和統計工作
自小在橡膠園長大的溫昌(60歲),對生態環境有著和城市人不同的感情。在他看來,自己對動植物的了解遠遠不如老一輩,但還是要盡力培養下一代更親近大自然。
溫昌出生于馬來西亞柔佛士乃,1980年代中期移居新加坡。他少時家境並不富裕,每逢學校假期都幫忙打理橡膠園和菜園,家中不但沒條件請長工,有時候甚至還得給其他園林打工,賺取額外收入。
農活雖然繁重,但憶起與旁人不同的童年,溫昌仍覺得非常有趣,覺得那是一段“遊山玩水”的時光。
移居本地後,溫昌希望自己在城市中長大的孩子也有機會接觸大自然,每逢周末都帶他們到自然保護區運動,沿途看見各類動植物,更會即興講解。
溫昌感慨,相較于長輩們的博學,他對自然界了解得還不夠深入。
“小時候擦傷或磕碰,大人隨手拿起某種草藥就能止血、治扭傷。老一輩對植物的認識,遠比書本來得多。”
溫昌感歎,自己這一代人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看著國家一步步變化,感觸良深。
“建國前幾百年爲我們奠定了一定的基礎,繼續往下走的時候,除了追求經濟方面的成就,也要爲後代留下良好的自然環境。”